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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须求经旨-谈经方与医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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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来源:中国中医药报第2676期方剂的起源很早,《史记》有东周名医扁鹊运用“。治病的记载,大约成书于秦汉的《五十二病方》是专门的方书,从中可以窥见方剂的原始雏形。艺文志》始记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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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第2676期

       方剂的起源很早,《史记》有东周名医扁鹊运用“八减之剂”治病的记载,大约成书于秦汉的《五十二病方》是专门的方书,从中可以窥见方剂的原始雏形。《汉书•艺文志》始记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此处记载的经方是早期的方剂学著作,含义有:
       1.方剂的订立建立在明辨药物气味功效的基础之上。
       2.方剂依据疾病之浅深订立。
       3.方剂组方的重大原则是药味相滋,药气相感,使成为水、火(寒、热)之剂。气味的相滋相感,是药物之间能够协同、增效形成方剂的重要原因。
       4.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是方剂运用的重大原则。
       经方家之书虽已散佚,但从班固的叙述中尚可以窥见其端睨。所以,方剂的作用尽管可以神妙,但方剂“药味相滋,药气相感”的组方原则并不神秘,至于如何“相滋相感”,相信各家的理解方式不尽相同,实践内容也各有偏重,所以才形成的经方多达十一家,比医经还要多出三家。至于“经方”二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多次提到“禁方”一词,長桑君授禁方予扁鹊,公乘阳庆授禁方予仓公,笔者认为“经方”即“禁方”。至于近来颇受现代经方家推崇,相传为仲景所师式的《汤液经法》一书,班固将之排在经方著作的第十位,其地位不很高。至于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所说的“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或将《伊尹汤液》径指为《汤液经法》一书,着实无法确考;或以《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载:“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等语以崇经方家之地位,且不论仲景所撰者实为《伤寒卒病论》,即便仲景采其方,也是因为仲景才使得“疗治明晰”。
       仲景时代,经方各家的实践相对成熟,效方颇多,以致承袭者安于现状,正如仲景所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从反面忖托出“各承家技”已经能够满足一定的医疗需求,各有特色,各有不足。另外始终顺旧也可能包含各家经方运用理论有抵牾之处,简单地相互照搬照抄并不能解决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演其所知必须“思求经旨”。《伤寒卒病论•序》又云:“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这里描述的并不仅仅指不认真诊断,急于“处汤药”的众多医家缺乏医德,更道出了当时医家不识病原,迷信效方,执方以求幸中的普遍情况。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所以能够“博采”也正是由于当时经方家或“效方”众多。仲景在所列出的撰用著作《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中大多属于医经家的文献,说明其时大多是经方派的承袭者,重视医经不足,不能正确判断疾病的浅深,以致虽有效方,不得其用。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不难博采众方,却可能难以通晓医经,所以仲景着力研究的反而主要是医经。最终仲景做到了医经和经方的高度统一:借用医经的六经学说建立伤寒病的病理模型,以此判断病情的浅深以及寒热虚实的具体性质,在此基础上附以相应的经方,并且还根据经方的运用经验修正、充实了原有的病理模型(即今之《伤寒论》体系)。对于其他一些疾病则首论病机、诊断,然后汇集效方(即今之《金匮要略》体系)。应该说,仲景是第一个使医经家的理论和经方家的实践在一定范围内圆满融合,并创造出经典结合范式。其实,仲景所列举的扁鹊、仓公、公乘阳庆等医家走的也是经方和医经相结合的道路。笔者推测,医经理论因为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以致于在仲景那个战乱纷繁,朝不保夕的时代,承袭者不多。如果仲景论病与《内经》不完全吻合而断然否认仲景与医经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并不严谨,且不论仲景参考的《阴阳大论》等著作已经散佚,即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内经》,其自身理论相互抵牾之处也甚多。不过,《内经》中有可以直接指导组方的原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之类。《内经》记载的方剂很少,说明单纯运用这些理论还不足以配制出高效的方剂,如果用《内经》制方理论解释经方也只能牵强附会。
       仲景而后,不少方剂著作承袭《金匮要略》首论病机、诊断,然后汇集效方的模式,如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代严用和《济生方》等等,许多内容都是对当时“秘方”、“效方”的收集、整理和提高。历朝历代民间“秘方”、“效方”蔚为大观,笔者认为这些民间“秘方”、“效方”也就是经方的雏形,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定义,懂得一定本草学知识和病理学知识,创制和掌握一定数量效方的人就是“经方家”。所以,虽然经方派的著作已经散佚,但是经方家不会随着这些著作的散佚而消亡,只是在仲景完成经方和医经的融合之后,单纯的经方家和医经家都很难取得昔日的地位,经方和医经也不必重新分开了。
       医经中主要依赖思辨、比附建立起来的生理、病理模型和组方原则虽然系统但比较粗疏甚至带有一定荒谬的成分。而主要依赖实践经验积累起来的“经方”虽然作用确实,但不免零散、局限。所以,如果能够掌握经方,又能够正确看待医经,适当借鉴医经中的合理成分,就能够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黄力 上海市杨浦区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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