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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家藏方》杨俊(子靖)辑，是宋代著名方书之一。杨氏为宋代官吏，酷好医学，将家藏医方及传世效方等予以整理，汇编成书。全书载诸风、伤寒、中暑、风湿等49类病证，收方千余首，治疗范围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病证。方后详列主治、药物组成与制法。惜原书已佚，现存者乃清人杨守敬于1890年驻日期间，从日本搜集而来，并著录于《日本访书志》中，国内藏书皆宗于此。
通览全书，该书结合了按病分类法、病因分类法、按科分类法、剂型分类法等多种分类方法。诸多分类方法的结合使用，使其所载ll09首方剂得到明确有效归类。该书将多种分类方式相结合，便于读者检索查找，其根本目的就是使方剂得到更高效的使用，这也是宋代众多方书的共同特点。除此之外，该书对其中一类方剂的分类方法，明显区别于同时期及宋以前历代方书。即该书较早地实现了以功效(治法)来归类方剂，具体内容见于其所载“补益方三十六道”。
1“补益方三十六道”释义
该书在其卷第九载“补益方三十六道”，记载有赐方鹿茸圆、保真圆、十补圆、羊肉汤、附子鹿角霜圆、二至圆、保命延龄圆、沉香鹿茸圆、育真圆等36道方剂。其中绝大部分方剂均由大量补益类药物组成，方药涉及补阴药、补阳药、补气药、补血药等。所治多是下元虚惫、精血亏耗、阴竭阳微、五劳七伤等虚损性病证。对其药物组成和主治病证等进行分析，发现将这36道方剂合为“补益方”的根据，与其方剂自身的功效特点是有根本联系的。
现代方剂教材对补益剂的定义；凡以补益药为主组成，具有补益人体气、血、阴、阳等作用，治疗各种虚证的方剂，统称补益剂。以此定义来衡量，《杨氏家藏方》对“补益方”的归类是合乎这一标准的。换言之，“补益方三十六道”已体现出对方剂以功效属性进行分类的特点。
2“补益方三十六道”之意义
目前方剂学研究认为，功效(治法)分类法，是在早期功用分类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熟的。其理论始于“十剂”之说。而十剂之说则起于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首先提出的“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其后，宋·赵估在《圣济经》中每一“种”之后加一“剂”字：“故郁而不散为壅，必宣剂以散之，如痞满不通之类是也。留而不行为滞，必通剂以行之，如水病痰癖之类是也，不足为弱，必补剂以扶之，如气弱形赢之类是也。”至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中提到：“制方之体，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至此始有“十剂”。其后又有明清十二剂、二十四剂、八阵类方等分类法的出现和运用，直至汪昂《医方集解》的问世，完善了以功效分类为主的综合分类法，形成了现代方剂学分类的雏型。故一般认为宋代还没有具体功效分类方剂的运用。
《杨氏家藏方》初刊于南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显然早于成无己“十剂”理论提出的年代。其所载“补益方三十六道”的功效内在联系性表明，其归类标准是依据其方剂的功效属性，虽然在运用的范围和规模上，还不能与后世一些通篇以功效作为分类标准的方书相比，但足以证明在宋代，已经实现了对部分方剂功效分类的具体运用，而非晚至明清才出现。实际运用功效法分类方剂的时间被大大提前。
须指出，以“补益方”之名出现于方书著作中者，最早并非见于《杨氏家藏方》，在《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方书中均出现过“补益方”，只是并未按补益功效特点进行归类，或归类方剂不具补益之功效，甚至包含有部分药性峻烈、攻伐过盛的破血、破积、壮阳类方剂，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较“补益方三十六道”对补益类方剂的归类，显得不够严谨。
3补益剂较早出现之原因
运用医史学观点进行分析，诸如解表剂、泻下剂、和解剂、固涩剂等方剂以及其它各种功效分类在明清以后的方书中才逐渐出现，且出现的形式较集中，例如《医方集解》。成书于南宋的《杨氏家藏方》中“补益方三十六道”则表明：补益分类明显先于其它各种功效分类而首先得到运用。这是值得思考和进一步探讨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补益理论很早开始盛行、补益方药普遍备受推崇。
补益即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之不足。中医学理论对“补益”的重视由来已久，《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虚者补之，损者益之”是补益理论的核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则是指导如何补益的具体方法。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这种治未病思想成为中医学的根本指导思想，广泛影响中医各科理论。而“补益”作为补不足、祛疾病、提高生命质量的重要手段，与治未病思想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是实现“治未病”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备受重视。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曾说：“夫养性者，欲所以习成性……性既自善，内外百病悉不由生。”他所提出的养性、养老、食养、食疗、药物补益等理论与“治未病”思想也都有一定的渊源，而这些理论又都是补益的重要方法。包括后世逐渐形成的中医养生学与“补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便是魏晋时期服食之风的盛行，早期道家医家对炼丹的热衷，虽有其历史局限性和众多弊端，但究其根本，终包含有养生却病的愿望，这与“治未病”以及补益理论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正是由于受到“治未病”以及养生、补益等思想的影响，能直接实现补益功用的各种方药得到重视，各种具有补益效果的方药被记载和传播。《神农本草经》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分类的依据亦受此思想影响。其上经篇首即言明：“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经篇“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赢者，本中经”。而下经篇所载药物“多毒，不可久服”。是否具有补益作用已作为该书分类药物须参考的重要因素。
宋以前集中记载补益方的方书主要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太平圣惠方》。《备急千金要方》中补益方剂主要记载于“服食法”篇，并指出所载方剂的服用方法“故服饵大法……及得遂其药性，庶事安稳，可以延龄矣”。可以看出，服食养性对当时补益方剂的影响。大量补益方剂因养性服食需求而得以归而成类。《千金翼方》卷第十五专论补益理法，其中搜集了部分补益类方剂，其中的“补五脏篇”载有大量补益类方剂，包括补心汤、补肺汤、补肝汤、补脾汤、补肾汤等至今仍常用的有效方剂。《太平圣惠方》卷九十八专列补益方，载方56首。其中绝大多数方剂均注明有“补益脏腑、补元气、补益筋血、补虚乏、益精志、美颜色”等功效。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方书中所记载的补益方剂，根据现代方剂学知识推测，其中部分方剂或不具备补益功效，或攻伐正气较著，如槟榔丸、牵牛子丸、大麻仁丸、朱砂丸、雄黄丸等。《杨氏家藏方》中的“补益方三十六道”，前文已介绍，则较以上诸书内容严谨，完全符合补益剂的特点和要求。
通过对以上几种宋以前较著名方书中补益方的分析，不难看出，补益思想和理论是补益方剂出现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而重视补益方药直观体现在方书上，就是大量被认为有补益作用的方药简单地归而成类，这一看似简单的过程却是补益剂先于其它功效类方剂形成的主要原因。
4《杨氏家藏方》之贡献
如前文所述，《杨氏家藏方》载方数量大，所分种类细，方源又多是历代名验方，的确是一部切合临床、便于利用的优秀方书。这与同时期其它方书很相似。众所周知，宋金时期是中医药学发展最为迅猛、时代特色最为鲜明的一段时期，由于当时政府对医学较为重视，医学理论及临床各科都有长足发展，雕版印刷术在当时已趋于鼎盛，这一时期各类方书大量刊行，仅官方就有《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圣济总录》三大方书颁行。这一时期的方书无论是官修还是私刻，对方剂的收载水平都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这一点看来，《杨氏家藏方》并不具特色。
然而，正是其中“补益方三十六道”所运用的功效分类法的出现，使该书在方剂分类历史中具有特殊意义。它让我们看到宋代方剂学在功效分类方面的突破。将其与前代方书中的“补益方”相比较，它一改前代“补益方”笼统的“补人气血、久服无病”等简单归类，所选方剂中已基本剔除伤正气、破气血的矿物药、服食方等非补益剂。而与后世成熟运用的“补益剂”相比，总体较为接近，只是在气、血、阴、阳等分类方面没有进一步细化，可以看作是补益剂的雏形。因此，《杨氏家藏方》在补益剂出现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也是宋代方剂学史中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