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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大约在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由来华使者从海路带入欧洲各国的。公元1682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的拉丁文《中医范本》，作者卜弥格在我国广州传教期间，在与中国医生接触的过程中，受中医文化的影响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书中有关本草学方面的内容，所载药物多虽为华南两广所产，但列举的289种中药却几乎全为《本草纲目》所载。虽然该书不能被看作《本草纲目》的译本，但至少可以说这是欧洲学者关注《本草纲目》的实用价值的开始。
公元1732年法国著名医学家在澳门行医时得到一部《本草纲目》，并按书中所载收集了80种矿物标本，并逐一标出中文名称并译成法文，算是欧洲学者对《本草纲目》的不完全译本，公元1857年被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收藏。公元1896年，由德·梅里和库日尔把该书译本发表于巴黎的《亚洲杂志》上，引起了法国科学界的极大兴趣。
公元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社，根据27位传教士的手稿编辑整理的《中华帝国全志》，在第三卷中将《本草纲目》卷首部分摘译成法文，为欧洲公开出版的节译本，而且立刻引起全欧洲各界人士的关注。使《本草纲目》在欧洲迅速传播开来，并掀起了一股《本草纲目》的研究热潮。《中华帝国全志》首版很快被销售一空，次年在海牙再版，同时在伦敦被译成英文，更名为《中国通史》。公元1748年左右被译成德文出版。公元1738～1741年被译成两种英文出版发行。公元1771～1777年被译成俄文在圣彼德堡问世。
18世纪瑞典著名生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亦受到《本草纲目》的直接影响，并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
19世纪初，法国植物学家、医生兼汉学家勒牡萨对《本草纲目》的研究和介绍大大推动了它在欧洲的传播。公元1812年他用拉丁文发表一篇以《本草纲目》为主要参考文献而有关中国本草学的著名论文，该文对《本草纲目》的内容科学价值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值此，欧洲学者开始了对《本草纲目》的专门研究。如英国的韩伯里、史密斯、福特、柯鲁，法国的德梅里、克伯勒，俄国的塔林诺夫、贝勒、柯尔尼耶夫斯基等学者对《本草纲目》进行全面的研究。
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是，学者研究发现，对人类社会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达尔文曾经参考过《本草纲目》，并且说这是“中国的百科全书”。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达尔文对中华文明的尊重，对东方科学的尊重。
达尔文(1809年～1882年)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09年出生于一个英国医生的家庭。1825年至1828年在爱丁大学学医，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1831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以博物学家的身份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作历时5年(1831年～1836年)的环球旅行，观察和搜集了动物、植物和地质等方面的大量材料，经过归纳整理和综合分析，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一书，全面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该书出版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成为生物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对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物种不变论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使当时生物学各领域已经形成的概念和观念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后达尔文又发表了《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由来及性的选择》和《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书，对人工选择作了系统的叙述，并提出性选择及人类起源的理论，进一步充实了进化学说的内容。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一章“在家养状况下的变异”中说:“如果以为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其后，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一书第20章“人工选择”中，又引用中国资料达几十条之多，作为他选择的学说例证中，我们的祖先不仅认识到变异的普遍性和它同环境及条件的关系，而且认识到可以利用变异为材料，通过人工选择来培育新品种。
据科学史专家潘吉星考证，达尔文说的“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指的就是《本草纲目》。如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谈到鸡的变异时指出:“倍契先生告诉我说……在1596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曾经提到7个品种，包括我们称为跳鸡即爬鸡的，以及具有黑羽，黑骨和黑肉的鸡，其实这些材料还是从更古老的典籍中搜集来的。”倍契是当时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东方文献部主任。《本草纲目》卷48禽部鸡条确实有同样的内容。鸡的品种是丹雄鸡、白雄鸡、乌雄鸡、黑雌鸡、黄雌鸡、乌骨鸡、反毛鸡和泰和鸡。在乌骨鸡中引用的更古老的典籍有李防的《太平御览》等。另有一处是关于金鱼的记载，达尔文的材料直接引自《金鱼饲养》一书，而《金鱼饲养》的资料来自《本草纲目》和郎瑛的《七修类稿》。
其实李时珍和《本草纲目》对世界的影响远远不止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匠，达尔文的学生，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东亚科学技术历史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技术史》主编李约瑟博士，对李时珍的尊敬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此，他不仅起了个中国人的名字，还将李时珍的“李”作为自己的姓氏。并评价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里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最高水平。”
十九世纪著名的《本草纲目》研究家，俄藉学者贝勒对《本草纲目》多次给予高度评价：“植物学上若干问题的解决，大有待于中国植物学典藉之研究；栽培植物之源地这一问题，所赖尤多。”“《本草纲目》为中国本草学之名著；有此一书足以代表……李氏洵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界卓越古今之一作家，后此，本草著作盖无能出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