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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嘉言名昌，江西新建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家(1585～1664年)。生平潜心《灵》、《素》，考究仲景，辩论诸家，荟萃众长而为一家之言，著《医门法律》、《寓意草》、《尚论篇》等医学三书。悬壶赣苏之间，名播大江南北，通晓临床各科，擅长疑难杂证[1]。其对于痰饮一证，在继承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结合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又有一些个人独特的见解，现浅析如下。
对病因病机的理解
“痰饮之患，未有不从胃起者矣”(《医门法律·痰饮门》)，喻氏对痰饮病因病机的认识，以胃为枢机立论，认为痰饮的入路在胃，出路亦在胃。正常情况下，饮人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方为常人。否则饮入胃中之水则停聚于体内，而致痰饮之病。喻氏据此“内经”之说，指出在治疗上应该驱其所留之饮还于胃，然后或下从肠出，或上从呕出。即使部分痰饮可由胸膈而外出肌肤，亦仅为其中的清者，其浊者还未必返于胸膈，再还返于胃，方可入肠而下驱出之。
对痰饮病位的认识
喻氏结合《金匮要略》的论述，从两方面分别论述痰饮病的病位深浅。一是从胃流入躯壳之内、脏腑之外者，为痰饮、悬饮、溢饮、支饮，为浅；从胃上下，渐及于心、肝、脾、肺、肾者为深。一是流饮为浅，伏饮为深。喻氏此法，明确指出了病位病变所在，辨明定位，使治法方药更具针对性，同时也明确病情轻重和预后。
对治疗的见解
对于治疗，喻氏也是遵循《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之法，认为痰饮阴象，阻抑其阳，用此阳药(苓桂术甘汤)化气，以伸其阳，此正法也。但同时告诫不能以此为口实而妄用热药，还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辨证论治。对此，特别列举医律三条和十一药禁：“凡热痰乘风火上人，目暗耳鸣，多似虚证，误行温补，转锢其痰，永无出路，医之罪也。凡痰饮随食并出，不开幽门，徒温其胃，束手无策，迁延误认，医之罪也。凡遇肾虚水泛痰涌，气高喘急之证，不补其下，反清其上，必致气脱而死，医之罪也”。十一药禁：“阴虚枯燥妄用二陈，阳虚多痰妄用青龙，心虚神怯妄用辛散，肺虚无气妄用苦泻，肝虚气滞妄用龙荟，脾虚浮肿妄用滚痰，胃气津竭妄用香燥，脏腑易动妄用涌泻，本非坚积妄行峻攻，血气虚赢妄行针灸。”(《医门法律·痰饮门》)
对于吐法，痰饮积于胸膈，令人冲气眩冒，常易令人思用吐法，并且自张子和以来，世人争相用之，以图速效。喻氏对此另有一番见解，其认为吐法不是不可用，但因喘满而痰饮上溢，是从体内而自发，不能以吐法作为常法。特列吐禁十二条：“眩冒昏晕不可吐，气高气浅不可吐，积劳未息不可吐，病后新虚不可吐，脉道微弱不可吐，病势危急不可吐，阳虚多汗不可吐，素惯失血不可吐，风雨晖冥不可吐，冬气闭藏不可吐，多疑少决不可吐，吐后犯戒不可吐。”(《医门法律·痰饮门》)
痰饮窠囊说
对痰饮病，喻氏还提出了囊一说，此说最初源于许叔微的《本事方》。喻氏认为囊之来，始于痰聚胃口，呕时数动胃气，胃气动则半从上出于喉，半从内入于络。胃之大络贯膈，其气奔入之急则冲透膈膜，使痰得以居之，日久成囊，如蜂之营穴(《寓意草·详辨谏议胡老先生痰饮小恙并答明问》)。至于窠囊的治疗，喻氏未提出具体方药，其认为治之难甚，只能以活治而奏全绩。总之，不能急治，只可缓图。因囊中痰生长易，剥落难，如急驱导涤涌之药，只能徒伤他脏。治之应先去胃中之痰，使患者不呕不触，胃经之气不急奔于络后，转虚其胃，令络中之气还返于胃，然后以药开导其囊，而涤除其痰，病则能愈。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要“服广大药以安和五脏”(《寓意草·论浦君艺喘病证治之法》)，其中尤须培脾肺之气，使脾气有权，肺气得清，则周身之气从之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