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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断疾病以四诊为法，并运用辨证思维综合分析，以掌握病机所在，为辨证论治、立法用药奠定基础。因而象和辨证思维是中医诊治疾病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二者都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整体观的理论和个性化综合辨证分析相互结合基础上得出的结果。
中医学的“整体观”、“辨证论治”、“治未病”等理论，都与“象和辨证思维”有关；而且，“象和辨证思维”也是中医分析、认识疾病以及诊断、治疗、用药的理论核心，更是学好中医的思维方法。
易学为代表的思维方式奠定中医哲学基础
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表现为生产技能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精神方面，表现为文化水平的提高，伦理道德观念的发展，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等。二者最高的表现是思维方式的科学化。
所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医学思维方式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对宇宙事物观察、认识的思维方法中形成；故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中医学思维方式之源，中医学思维，是中华文化思维方式在中医学上的具体体现和应用。
《易经》对宇宙事物观察、认识的思维方式，笔者很赞同易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朱百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中的认识。他将《易经》展示的诸多思维方式归纳为五种观点，即：直观思维、形象思维、象数思维、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并认为这五种思维方式，各有自身的特点，各有自身的功能，相互之间不能替代。
且从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进程来看，朱百崑提出：前两种（直观思维和形象思维）属于初级思维形式，运用于感性认识阶段；后两种（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属于高级的思维方式，运用于理性认识阶段；而第三种象数思维，是由初级向高级形式过度的思维形式。
这五种思维方式，对宇宙事物的观察、认识都是从事物的本身出发，属于唯物的哲理。特别是把宇宙事物看作是整体的、变化的、彼此联系的思维形式，是既唯物又辩证的。
如《易经·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意思是没有无陂的平地，没有往而不返的事情。又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意思是阴阳变易神妙不测。《易经·系辞》还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只有不断变易才有出路。《易经·系辞》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这都说明事物均可用阴阳一分为二，且不断在变化发展的。
《易经》的唯物辩证思维把宇宙事物的阴阳变化看作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如《易经》的八卦和六十四卦象，既是相异对立的，又是相互配合的。尤其将整个宇宙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宇宙之间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认为一个事物都有一个小的整体，除了它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外，其每个事物内部也是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
如《易经》在解释卦象和爻象时，不是孤立地看待一卦一爻，而是从整个卦象中上经卦与下经卦的关系，各个爻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即是整体思维的体现。
《易经》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万物均非静止与孤立，每一个事物都有其整体的生化、制约联系。万物动则变，变则生化，静则止，止则消亡。《易经》对宇宙万物观察、认识的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医理论奠定了唯物“辨”证的哲学基础。
《内经》在易学思维方式上认识生命与疾病
《内经》在《易经》对宇宙事物观察、认识的思维方式基础上，形成对人体生命的分析和认识。
首先，是对人体生命以及疾病的各种形态、反应和自我感觉的认识。以阴阳之道、整体观，分析脏腑及各个部位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各种联系是恒动变化的，人的生命在于运动。
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不生不化，静之期也。”这说明自然界一切物质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成与败，生与死，都隐藏着因果相互关系，人体也是如此。成败的关键在于运动，动则不停地发生变化，生死就是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不生不化，静而不动，即无生命的存在。
《素问·六微旨大论》又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
这段经文，说明《内经》运用《易经》对事物认识的辩证思维方式，阐述了人体是依靠外界大自然之气和饮食的出入，通过内部脏器的升降运动以维持生命的存在。如果出入废止，则生命活动的功能即会丧失。所以，无出入则无生命的生长壮老已；无升降则没有生命的生长化收藏。
因此，凡是生命运动，尽管形体有大小，生命有长短，但都必须保持升降出入的正常运动，否则就会发生病变，甚至死亡。正如明代名医张介宾所说：“出入者守其出入，升降者守其升降，固有弗失，多寿无疑也。……不当出而出，不当入而入，不当升而升，不当降而降；动失其宜，皆反常也，反而无害，未之有也。”可见保持和及时恢复升降出入的正常状态，是防病治病的重要措施。这些理论都是符合唯物辩证论的。
其次，根据人体疾病的不同“象征”，在各种疾病的分析、辨识、治疗等环节运用辨证思维，为辨证论治奠定了依据。
人体无论在生理或病理上都是开放的。如生理上和病理方面，会分别出现不同的形态表现或自我感觉。《内经》把病理上这些不同的表现和自我感觉统称为“象”。又把各种疾病的病理变化以及生、长、壮、老、已，统归于阴阳对立变化的结果，且都体现在 “象”上。
中医诊断疾病以四诊为法，并运用辨证思维综合分析，以掌握病机所在，为辨证论治，立法用药奠定基础。因而象和辨证思维是中医诊治疾病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二者都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整体观的理论和个性化综合辨证分析相互结合基础上得出的结果。
没有客观的象征，就得不到病变的部位和各种不同的现象表现。没有辨证的思维则得不出各种象征的性质、演变和彼此变化的关系。
中医正是运用了这种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才得出疾病的正确诊断和治疗。数千年来，这种象和辨证思维成为了中医诊治疾病的理论核心。
象和辨证思维指导中医诊治疾病
《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上》有“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张仲景辨别伤寒和中风二病，认为区别二者不同的关键在于伤寒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中风则为发热，汗出，恶风，脉缓。即伤寒发热必恶寒，无汗；中风则发热汗出，恶风。同时伤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中风则脉缓，无体痛呕逆。
二者不同的体表反应，中医即称之为“象”，并通过客观的“象”进行辨证思维认识其病机。在治疗上，伤寒采用了麻黄汤以解表祛除寒；中风则采用了桂枝汤以调和营卫而驱风外出。
又如“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这说明桂枝汤加葛根以疏筋通络、解肌作用而治疗“项背强几几”的辨证用药关系。这种辨证用药的关键都是建立在客观“象”和“辨证思维”基础上的。
医圣张仲景通过四诊，观察疾病的现象和辨证思维方法，便成为后世中医分析、认识、诊断、治疗疾病的唯一方法。由于它符合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方法，因而在治疗各种病证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再如“黄疸”病，后世医者根据《伤寒杂病论》黄疸病指出的“黄家所得，从湿得之”这一病理，从不同的“象”表现，又区分为阳黄、阴黄、急黄。
阳黄分热重于湿和湿重于热。如热重于湿，身目俱黄，黄色鲜明，发热口渴，舌苔黄腻，脉象弦数，治用茵陈蒿汤等。如湿重于热，身目俱黄，但不如热重于湿的黄色鲜明，而头重身困，胸闷痞满，食欲减退，腹胀，恶心呕吐，舌苔厚腻微黄，脉象弦滑或濡缓，以茵陈五苓散等治疗。
阴黄，身目俱黄，黄色晦暗或如烟熏，纳少，腹胀，大便不实，口淡不渴，舌淡，苔白腻，脉象濡缓或沉迟。治疗宜茵陈术附汤等为主。
急黄发病急骤，身目俱黄，黄色如金或如橘柚，高热烦渴，胁痛腹满，神昏谵语，肌肤出现瘀斑，或见便血，舌质红降，舌苔黄而燥，脉弦滑数或细数，治疗以犀角散为主。
以上，中医诊断同为黄疸病，但根据黄疸的颜色、形态和自觉症状，这些客观“象”的不同，经过辨证思维，为同病异治，奠定了理论根据和治法。
由此可见，中医运用四诊，以“象”和辨证思维的方法，通过各种疾病的客观“象”表现，观外知内地分析、认识得出了不同病的诊断、病理和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