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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上，患者服药后是否有效，常常将其功过皆归于医生。辨证不准、用药不当，药到病自难除，这确实是医生之过。但也常有辨证得当，用药亦得法，然药到病却未除者，人们也常将其过归之为非良医之故，却不知其过在药而非在医。因此，中医治病，能否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需要医和药的整体共同作用，需用整体观来分析与治疗有关的整个过程。整体观源于《易经》的原始系统观念，成于《内经》“天人合一”的自然整体论与元体一阴阳一五行学说的有机自然观。整体观与辨证论治是祖国医药理论体系中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和优点。历代医家和学者对中医的整体观多有论述，然就中药的整体观却鲜有论及，其实中药的整体观在治疗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逊于中医的整体观。
1 中药材产地
中药的分布和生产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我国土地辽阔，纵横万里；地形复杂，江河湖泊、山陵丘壑、平原海域杂陈；水土、气候、日照、生物分布等生态环境各不相同，甚至南北东西迥异。因而各种药材的产量和质地均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故宋代寇宗说：“凡用药必须择土地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古人经过长期观察、使用和比较，总结出同一种药因产地不同而质量各异的规律。如四川的黄连、附子，云南的三七、茯苓，河南的地黄、山药，甘肃的当归，青海的大黄，山东的阿胶，宁夏的枸杞，内蒙的黄芪，吉林的人参，浙江的浙贝，福建的泽泻，广西的蛤蚧，广东的砂仁，东北的细辛、五味子，其质量好于其他地方所产，因此称为“道地药材”。现代研究表明，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或有效成分含量因产地不同而异。林佳等测量了不同产地的13个丹参样品，发现不同地区丹参样品的丹参酮含量差别较大，河北承德的为O．06％，山东沂南县青驼乡的为0．73％，其含量相差12倍。王隶书等对不同产地的三七研究发现，云南文山所产三七所含人参皂苷Rh1的含量为1．04％，高于广西德果的O．45％，相差2倍多。因此，我们要注意药材的产地和栽培过程，才能确保中药的疗效。
2 采收季节
药材质量的优劣与药用生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药效物质的形成和积累密切相关，对适时采收药材及其意义古人早有著述。陶弘景谓：“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者，谓春初津润始萌，未充枝叶，势力淳浓也，至秋枝叶干枯，津润归于下也。大抵春宁宜早，秋宁宜晚，花、实、茎、叶，各随其成熟尔。”李杲谓：“凡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根、叶、花、实采之有时。失其地，则性味少异；失其时，则气味不全。”唐代医家孙思邈云：“凡药，皆须采之有时日；阴干，暴干，则有气力，若不依时采之，则与凡草不别，徒弃功用，终无益也。”“当季是药，过季是草”的民间谚语也反映出采药重时节的重要性。民间有采药歌道：“含苞待放采花朵，树皮多在春夏剥，秋末初春挖根茎，全草药物夏季割，色青采叶为最好，成熟前后摘硕果”。即使同一种药材，由于东西南北的差异，其采收季节也各有不同。如绵茵陈的采收，南方地区云：“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茵陈当柴烧。”而四川、北方地区则认为：“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吴红菱等对湖北随州不同季节所采银杏叶进行含量测定发现，在9月所采的银杏叶中黄酮的含量为1．72％，是10月(O．98％)和5月(0．88％)的近两倍。因采收季节不同而药材所含有效成分的量也不同，其疗效自然也各异。
3 药用部位
药用植(动)物的药用部位很复杂，几乎所有的部位都可以人药。药用植物的药用部位包括根类药材、根茎类药材、茎类药材、木类药材、皮类药材、叶类药材、花类药材、果实类药材、种子类药材、全草类药材、树脂类药材等。药用动物的药用部位包括全体、组织、脏器、分泌物、排泄物、病态产物、动物制品等。同一植(动)物不同部位因其所含成分不同而功效不同或截然相反。如何首乌功能补益精血、截疟、解毒、润肠通便，而夜交藤(何首乌的藤茎)则养心安神、祛风通络；麻黄发汗解表，麻黄根则收敛止汗；远志需要去心。郭一敏对同一批远志木心部和皮部皂苷进行含量测定，结果表明皮部为12．1％，木心部为0．48％，相差达25倍。谢琴等研究发现内蒙所产黄芩皮部中含黄芩苷为1．89％，而木质部中高达4．07％。因此在药品的采收加工过程中，要严格区分药用部位，防止药用部位的混淆滥用，造成毒副作用、相反作用或因使用了非药用部位造成用药剂量减少而贻误病情。
4 炮制加工方法
炮制是中医用药的一大特色，明代缪希雍所著《炮炙大法》中将其归纳为“炮、燧、煿、炙、煨、炒、煅、炼、制、度、飞、伏、镑、搬、晒、曝、露”等法；陈嘉谟在其《本草蒙筌》里将炮制方法分为3类，即“火制四，有锻、有炮、有炙、有炒之不同；水制三：或渍、或泡、或洗之弗等；水火共制者，若蒸若煮而有二焉”。目前常将炮制分为“净制”、“切制”、“炮炙”3类。
通过炮制可以达到以下目的：1)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性，如草乌用甘草、黑豆煮或蒸等处理后，毒性大为降低；2)改变或缓和药性，如麻黄生用辛散解表作用较强，密制后辛散作用缓和，止咳平喘作用增强；3)提高疗效，如羊脂炙淫羊藿可增强治疗阳萎的作用；4)改变或增强药物作用的部位和趋向，如柴胡、香附经醋制后有助于引药入肝，更有效地治疗肝经疾病；5)便于调剂和制剂，矿物及介壳类药物(如磁石、穿山甲)质地坚硬，不便制剂和调制，只有经过炮制才能更好的用于临床，且有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6)保证药物净度、利于贮藏，中药在采收、运输、保管过程中，常混有砂土、杂质及霉败品，或保留有非药用部位，因此必须分离和洗刷，以达到净度，保证临床用药剂量，如根茎类药物去芦头，皮类药物去粗皮，动物类药物去头、足、翅、内脏等；7)矫臭矫味，利于服用。
目前炮制多不规范。如柴胡在临床上几无醋制品，而难以达到引药入肝的目的。首乌生用润肠通便，只有炮制后的首乌才有补肾乌发的作用，而目前很多饮片厂加工不到位，大大影响了首乌的补益作用。黄芩苦寒，酒炒后能缓和寒性，又能增强泻上焦肺热的作用，在测定不同炮制方法所得黄芩时发现，酒制黄芩所含黄芩苷为58．8％，而冷浸黄芩中黄芩苷的含量为50．8％。陈照荣等对不同炮制方法所得的石斛所含生物碱进行溶出率测定时发现，酒制品的生物碱(98．75 mL／100 g)是清炒品(32．50 mg／100 g)的3倍。何亚维等在对不同炮制方法所得马钱子的生物碱进行测定发现，生品的士的宁氮氧化物的含量为0．01％，甘草制马钱子的含量为O．008％，砂烫法所得马钱子中含士的宁为0．035％，而醋制砂烫的马钱子含士的宁氮氧化全物仅为0．001％。可见不同的炮制方法所得中药，其疗效、药性和毒副作用均有不同。
古代名医既是医家，同时也是药家，他们除看病救人外，还常常上山采药，亲自炮制加工，并煎药喂人，故常能药到病除。而目前医药分家久矣，医生只知辨证论治，给患者开处方，但由于中药知识的匮乏，不仅不认识药，更不知药品的炮制，在临床上常见生百部用于内服者，对麻黄无生麻黄、麻黄绒、密制麻黄、密制麻黄绒之分，对山楂无生、炒、碳之别等，这也是临床疗效难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5 贮藏保管
中药品质除与采收加工得当有关外，也与贮藏保管密切相关。民间常认为，中医学是一种古老的科学，中医医生越老越好，中药也是贮藏越久越好，故认为“肉桂陈是宝”，却不知“人参陈是草”之说。中药在贮藏过程中稍有不当，其有效成分就会发生聚合、氧化、取代、光解等反应，随着贮藏时间的增长，其有效成分破坏得也就越多。此外，贮藏不得法常会出现虫蛀、生霉、变色、走油以及如冰片挥发、芒硝风化等现象，都会降低药效，甚至增加药物的毒性。李俊萍等对不同贮藏条件下的地黄中梓醇含量进行测定表明，冷冻鲜地黄中的梓醇含量半年即由2．54％下降到O．85％，而砂埋鲜地黄半年之中仅由2．63％下降到2．35％。而陈志莲研究发现，蒸制白菊花贮藏4年，其总黄酮含量由6．57％降至3．66％。因此贮藏方法和贮藏时间对中药的有效成分均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了中药的疗效。
6 制剂制作方法
中药汤剂因其可随证加减而成为中医用药的一大特色。汤剂作为中医I临床用药的常用剂型，同时也是将中药进一步加工成为其他制剂的基础。但汤剂制作不得法常常影响中药疗效。中药汤剂煎煮器具与药液的质量有密切关系，历代医药学家对煎器均很重视。陶弘景说：“温汤忌用铁器。”李时珍说：“煎药并忌用铜铁器，宜银器、瓦罐。”铁质煎器虽传热快，但其化学性质不稳定，易氧化，并能在煎煮时与中药所含多种成分发生化学反应，如与鞣质生成鞣酸铁，使汤液色泽加深，与黄酮类成分生成难溶性络合物，与有机酸生成盐类等。铜器煎药，常有少许铜离子溶入药液中，与一些有效成分生成碱式碳酸铜。镀锡器具和铝制品，在煎煮时由于刮、挂、碰撞或药液pH值的改变而造成锡或铝离子溶出，既能催化加速某些成分的氧化分解，影响制剂的稳定性和药效，同时也会给人体带来伤害。故铁、铜、铝和镀锡器具不宜用于煎煮制药，而以用性质稳定的砂锅、搪瓷器皿和不锈钢锅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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