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学出现于北宋，鼎盛于明清，受金元四大家医学
学术思想，尤其是丹溪学说影响颇深，从而形成了在金元医学思想上的继承与创新，又具有新安地域特色的新安医学学术派别，成为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枝璀璨奇葩。
新安医学重要的一支——“固本培元”学派，代表人物为明代祁门人汪机。汪机,字省之,别号石山，明英宗天顺至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463-1539年）人氏，与“吴县张颐、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明史·方技传》），为我国明嘉靖年间四大名医之一，故“遐迩以疾来请者无虚日”，以致“求者甚众，所应益博，活人至数万”。
汪机自幼研读诗文，攻读儒书春秋经，受范仲淹“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思想启发，加之母患病呕血久治不愈，为治母病，于是乎遂弃科举浮文，从此致力于攻读医学诸书。其不拘泥于一格，精研历代名家学验，借力儒学功底，复参以哲理，潜心研究，凡岐黄仓扁诸书，靡不探讨，融各家之学说于一体，灵活应用，辨证遣方，随症施治，立论持平，很快医术得以大进。汪机崇尚丹溪之论，既矫《局方》之偏，又通刘完素之变，持论辄主养阴，且又与一味推崇株守丹溪门庭者迥别。其旁参东垣学说，重视培护脾胃元气，慎用苦寒之味，主张通过阳生阴长来达到补阴的目的。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之源，气为阳，血为阴，脾胃旺则气血调，阴阳自得其平。若脾胃气虚，则阴火之乘，心君火动，营血自伤。其重视脾胃元气培护，不仅吸收了东垣的学术精华，而且发展了朱丹溪的“阴不足”理论，创立“营卫论”之学说成就，集中地反映了汪机的主要学术思想，擅用甘温之味扶养脾胃而祛除病邪，主张益气生血，平衡阴阳，气血调和，正旺邪之自退。
新安（古徽州）与浙西山水相连，两地明清医家互往甚密，学术交流颇为广泛，又同为江南卑湿之地，湿易郁而化热，故而湿热之病为多。汪机研学丹溪治法，深得其奥，提出了“新感温病”说，指出了“伏邪”和“新感”温病的不同成因。认为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为伏邪温病；而感受温热病邪，随则发病，随感随发，为新感温病。治疗上新感之病症情较轻，常以解表透邪为主；伏邪之病，内发于阴，极易内隔深入，症情往往较重。要治以清泄里热为先，但皆以养阴存液为要。补益营气，又以参芪为主，其曰：阴不足者，补之以味。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味甘能生血，气温又能补阳，通过阳生阴长强调参芪补阴，妙在变化，实为汪机的卓识所见，与张仲景的“阳生阴长”，李东垣“血脱益气”，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同源，为新安的很多后世医家所推崇。以至其门人休宁人孙一奎（公元1522-1619年）进一步提出了“三焦辨证”及“命门学说”，极大地丰富了新安医学的理论体系。
朱丹溪（公元1281-1358年），名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氏，我国金元时代四大名医之一，为“丹溪学派”（滋阴派）的创始者。
朱丹溪自幼好学，早年从师朱熹嫡传弟子许文懿公（许谦）学习儒家道德性命之说，后因其母病重久治不愈，并得许公指路，乃弃儒学医，立志研究岐黄之学。起初，丹溪取当时盛行的《大观二百九十七方》昼夜研读，但终无所获。便出游访师，至杭州，闻言寒凉学派的创始人刘完素（字守真）的再传弟子，武林名医罗知悌，旁通张从正、李杲二家之说，医术高超，世称“太无先生”，遂往拜师求教。他十余次投访罗师，历时三月，为得一见，拱立门外，风雨不易。罗知悌感其尊师求学之诚意，于是尽授刘、张、李之说及罗之心得。
丹溪不拘泥于陈、裴之学，汇综《内经》以及刘（寒凉学派）、张（攻下学派）、李（补土学派）各家之学说，避其短而用其长，创“相火论”之说。丹溪认为人之所以富有生理机能的活力，是由于相火——气的运动。但相火不宜妄动，妄动则伤阴，因而相火有“常”与“变”两种情况。相火之常为生理之本，相火之变为病理之源。在“相火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学说。
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术的产生与创立，源于新安医家融汇金元医学思想尤其丹溪学说于一炉，以泄热养阴为主旨，以甘温除大热为法则，养阴是制阳之妄动，以防相火之升。而伤津劫液温病之治，亦以存阴养血保津为主，是与丹溪“相火论”学说一脉相承的。因此，没有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和“相火妄动，为元气之贼”的论点，就不会有新安医学“营卫论”学术之创见，亦不会有完整的新安医学理论体系之形成。
作者：
201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