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复兴

    中医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价值极高的最具原生态的活化石，五千年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探寻到其发展演化的轨迹，中医作为一个具有现实价值的历史性工程为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医学、心理学、考古学、民俗学、科学史、生态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提供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文化标本，中医本身就是一个活着的中国文化博物馆。多年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不同学科、领域、战线都在孤军奋战，虽然顽强但并不奏效，只能以痛心和无奈面对节节颓势。刻骨铭心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医必须与中国传统史学、哲学、文学、宗教、武术、杂技、戏曲、建筑、园林、艺术、星相、堪舆、民俗、饮食、民问工艺等共同联合，形成交相辉映的中国符号群，产生中国文化的强大共鸣，共同促进中华的复兴与崛起，为世界文明注入中国活力。
1  阻碍中医发展的核心问题首先是文化认同困境
    整整一个世纪，中医都在艰难地探寻着自己的道路，在维护传统与现代转化之间努力，在普世原则和民族价值观之间抗争，在中西方医学实力的相互角力中拼搏，在科学与伪科学的辩论中成长。中医学所肩负的已不仅仅是医学的本职，同时，还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传递。中医在捍卫自身存在的正当性抗争中，处处被动挨打，甚至有些狼狈不堪，究其根本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及文化遭到彻底否定，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几乎被全盘颠覆，因此而殃及池鱼，中医的悲惨境遇只不过是中国文化命运的缩影。中医在不少人眼里只不过是最后的几个残存的封建堡垒之一，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们在救国无门的焦虑与暴躁中却有功夫反复痛打中医这只“落水狗”来出一口洋大人置下的恶气，怎么看都有些荒唐和错乱。中医的被质疑、被排斥、被污蔑，并不或者并非全部因为它的疗效不济．对不少疾病它也有很好的疗效，这一点连最反对中医的人也不敢否认．可见，中医之百年沧桑并非由于“医”，而是受累于“中”，源头就是近代自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污蔑与否定，强迫我们接受因文化落后而导致所谓民族劣根性的逻辑，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中国人的精神人格，让中国人变成长期匍匐在西方优越文明下的精神奴隶：劣迹昭著的西方殖民强盗用杀戮、掠夺、野蛮、血腥给崇尚和平的中国人上着西方文明课，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的，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如果不清醒的认识到西方文明中不文明的一面，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公正评价和主动认同，中医也将永远背负着历史原罪，和中国文化一起带着脚镣跳舞。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的领军人物爱德华•赛义德先生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文化决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各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而针灸的东学西渐却给我们带来另外的思考，针灸在海外的传播，尤其向西方强势文化渗透，完全是一种自发状态下产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逆流”，著名旅英中医学者马伯英教授对此颇有研究：“医学文化与一般文化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跨文化传通的内在能力和动力比一般文化强。医学是人类生存繁衍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何种种族、国家、地区，对此都有需求，因此就都有接受的愿望。有效性越强，传播的能力和动力就越大；被接受的可能性也越大。源于中国传统的针灸学在海外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首先从疗效上被民间接纳，后又不断受到政府和多学科的自发关注，许多西医也主动学习与应用，海外针灸发展的侧重点集中在如何致力于疗效基础之上的实际运用，关注点在提高“有效性”。让针灸回到医学的本职，防病治病，服务于人类健康，从社会价值衍生出经济价值，国际针灸市场也随之而不断扩大。国内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和西方接轨的科研上，还在继续为针灸正名，想通过西方科学的话语权，来维护针灸的正当性，关注点放在揭示“科学性”，科研能力越来越强，但临床不受重视，阵地逐渐萎缩。针灸在海内外的不同境遇，不是针灸学自身的价值和潜力出了问题，而是如何对待针灸的发展与方向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中医在内外环境一片大好形势下不可思议的衰退，其根本原因在于支撑中医体系的理论思维能力的不断弱化，反映在医、教、研及中医管理政策上的西化倾向，理论思维工具的弱化和异化，使得中医自身的特色也被逐渐淡化，被西方思维不断侵蚀，同而化之，与原本文化渐行渐远。从上世纪50年代起，西方实验研究介入中医尤其是针灸领域，国家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但由于对中医的实质没有首先从理论上得到清晰梳理，套用西方分析实证方法研究中医，一切按照西方科学的标准，实验模式忽视了研究对象的自身特性。中医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的确使用的术语和表达比过去“科学”的多，思考方式也越来越与西方接近，运用的研究技术与手段也完全接轨，我们对于基因、分子生物学的接受，比理解《内经》顺畅的多：想要借用他人的思维及话语方式来发展自己。但由于不是自己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方式，尚未说服他人，却已迷失了自我，知彼有了长足的进步，知己反而成了弱项，这是目前中医界的困境和尴尬。
    对中医回归传统的呼唤，是因为目前中医已经偏离自己的轨道，中医现代化应当是哲学思考方式的现代转换，而不是彻底改造甚至是改变固有的思考方式。中医自我迷失的后果却是严重的，一个应该具有绝对话语权的中医领域，有可能逐步蜕变成为西方知识体系下的附庸，经过“现代化”后的中医是变化还是变质了?现代化以后是否给中医自身注入了真正的活力，还是仅仅化了些妆，换了身别人的行头?我完全无意贬低为此付出艰辛和汗水的破冰者和拓荒者，他们为中医所进行的所有探索都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经过科学的“全面洗礼”会使我们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会更加深刻全面的思考和反省。
    我们整天把整体优势挂在嘴边，自己却干起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情。针灸、中药、按跷、导引、药膳、心理疏导本是每一个中医必须全面掌握的治疗手段，可现实中却各自分化，各自为政，中医院也看不出与西医院有什么两样，中医诊疗手段反而成了附属和点缀，整体优势和中医特色成了口头禅。临床上实行中西医结合，没有西医技术和药品支撑的中医院基本上无法生存，迫使现代中医要熟练掌握中西医两套技能，外加科研，怎么能不累得心力交瘁。如此辛苦与努力，中医发展的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尤其临床并没有因此而有更大的突破，与西医的竞争优势还在持续衰减。
    我们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的好好看病做个高明的中医，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对中医从骨子里缺乏自信，被摧残的中国文化的脊梁已经变形弯曲，支撑不起现代中医们的灵魂，不得不依靠科学和西医的大树，这与整个中国的文化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中医临床西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的杠杆作用，将纯粹的中医诊疗价值人为的低估，使中医的生存难以为继，逼中为西，不得不借助西医的高附加值养活自己，生存困境下对市场的屈从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和扭曲，这是对中医兵不血刃的政策扼杀和价值歧视。
    如果说中医的科学化、现代化是以西方思想解释中医，而现在强调要以中国思想解释中医，就是从中医产生的文化背景研究它的根源、合理性及独立性，并从过去的自发状态走人自觉的轨道，真正的回归中医。同时，把西方文化具体到西方医学，当做一面镜子，通过与“他者”的比较，才能清楚地给“自我”定位，彻底的回答“我是谁”。学习和研究中医，要从根本上重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依靠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历史经验，跳出医的小圈子，只有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大格局做整体的把握和理解，中医力量才能真正的彰显出来。
2  中医文化无需西方模式来裁定和审判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把西方文明作为唯一的普世文明，于是，西方就成了真理和科学的代名词，非西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本身自然而然的沦为“非真理”，“非科学”了。正是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病态殖民思维下，一方面不断把西方文明真理化、工具化、万能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浅薄化、歪曲化、妖魔化。视中国为病灶，把西方看成了拯救中国的药房。肆无忌惮的鞭挞和诋毁传统与国学，他们只认同西方模式，只要跟西方不一样，就必须批判推翻，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才能产生科学与真理。耐人寻味的是，当国内一些人对科学顶礼膜拜、奉若神明的时候，在现代科学的故乡——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则对“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且提出“审判科学”，“审判科学家”的口号，反思的结果不仅使西方人开始去掉了科学头顶上的神圣光环，也越来越主动关注东方智慧和文化，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混沌学、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非线性理论为核心的系统科学的整体原理，反馈原理，有序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就有许多交集和共鸣，生态学、人类学、分形数学、模糊数学、全息技术、网络技术等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越走越近，这就是文化的不可思议之处。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医学思想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之上，“分析”方法被发挥到极致，西方人早已习惯毫无顾忌地把一个问题拿来进行拆解，然后再解决它。我们必须看到，人类的感官及为了延长感官创造出的科学工具对世界所能捕获的各种信息，如颜色、重量、温度、体积、长度、速度、位置等是有限的相对信息。对感知范围之外的世界和信息我们无法理解和评价，还有很多可以感知却不可测量的信息，先不谈感官本身的人类自限问题，也不提现实是不是按照西方模式的认知而存在，只是就生命研究中的还原论困境来说，凸显了西方文化完全凭借感官以及延长感官的各种仪器为基础所建构科学大厦的先天不足。另外，人类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用仪器能够轻易捕获的，比如说怎么客观的分析“幸福”?还有医生天天要打交道的“疼痛”，仪器却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分辨”。西方人进行科学知识与理性建构的基本手段，同时也构成了难以逾越的自我局限。由于自身的不完美，西方医学对中医学所产生的排斥和否定，从根本上讲既不理直也不气壮，而恰恰是感官及工具的先天缺陷所产生的自我心虚和反应过激而已。不仅如此，西方医学对同样来自西方的心理学也是故意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人的问题无论是躯体，还是与躯体无法分割的精神，只能通过二者的综合才能在整体层面得到最终解决，在身心统一，整体平衡协调的问题上西方科学显然不如中医学游刃有余，尤其身心性疾病有可能在多系统不同症状同时出现，中医“异病同治”可以一并治疗，西医会让病人辗转多个科室而顾此失彼。笛卡尔挖下的精神、物质二元世界的鸿沟，会继续让西方医学与心理学各行其是。l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医生恩格尔提出新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现代的西医做到了吗?当你看看与人的心理最接近的精神科医生们到目前仍在运用的医疗理念和干预手段，答案不言而喻。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以二元论为构建基础的西方医学不是想脱胎换骨，就能够立地成佛的。
    包括中医界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从当代经济发展成功的中国模式里得到最大的领悟和觉醒，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桂冠依然毫无愧色的悉数戴在西方人头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正在重创西方模式的合理性、正当性，同时，也令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模式得到全球更大的认可和信任。从文化深层来看，这与中华民族更加注重实践理性的传统是分不开的，只有实践之树是常青的，中国人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处理问题，而不会固守在灰色理论上，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实践理性的智慧。今天中国经济模式越来越被西方所关注，喜欢敲打和教训中国的西方人自己却被“债务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经济危机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深层危机，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正在壮大和恢复着现代中国人内心最为缺乏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尊，这个世界需要中国通过各种实力的展示来证明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彻底打破西方文明优越的神话，中医根本无需西方模式来裁定和审判，世界也需要中医拿出卓越的疗效作为科学的最佳佐证以及存在与传播的最充分理由。
3对待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态度应是守中萃西
    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类文化中如“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只居于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则是“人生态度”和“价值判断”。爱因斯坦也说过：“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设计这个世界的。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谱我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其他的都只是细节问题。”
    如何发展中医，道路的选择是决定性的，至于怎么走反而是细枝末节。在中医发展的近代历史上，汇通派曾经以重“器”的变通谋求守“道”的捷径，结果割裂了中医的整体性，中学西用的“体用”之分的消极防守性方法，搞得自己在实际中左右为难；国粹派则对西方文明茫然无知，只求固守传统，把自己与世隔绝。中西医结合忽视了异质文化的不可通约性，不得要领的捏合，播出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反思前车之鉴，守中萃西应该是发展中医学的基本态度。守取意于：守护传统，守望家园，守卫疆土，守业持家，守需要执着与坚持、守是以文化自信为前提的从容与淡定，守是坚定维护中医的中国性，守是中医的思维原点和方式始终不背离中国传统思想体系。萃是萃取之意，就是取其精华，提炼精品之意，与时俱进的学习和吸取能够代表时代的一切先进文化。同时，对外来的及科学、文化及医学理论不是随意拿来，全盘接纳，要严格选择．吸纳精华．特别要注意异质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兼容，在有机转化上做好疏理、消化工作，汲取有效营养达到补充和提高自我的目的，真正做到为我所用。中国历史上对来自西方世界的佛教成功的本土化改造，就是一个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成功典范：经过整合后的新中医，可以超越民族与国家的格局，成为世人遵循的普遍医学准则，这将是中医发展的终极理想和最高目标。
    中医学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三个台一：天人合一，身心合一，养疗合一。天人合一就是把人放在环境与生态的大景下，思考有病的人和人的疾病．研究人与自然生态，人与社会环境，人与自我关系的协调、统一与共生，以及相互失调以后的病理和对策：这里听指的“天”绝不仅限于大自然，而是扩大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和环境，不仅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的属性，身心合一就是将人的躯体和精神看做有机的统一整体，而不孤立地看待身体的疾病或是精神的疾病，躯体的疾病可以影响到心理，心理疾病也可以躯体化，身心并重，神形并治是中医始终要坚持的原则与特色，也是与西医最大的不同之一：养疗合一就是把养生放在医学的首位，医学的任务应当首先研究人类的健康，并且有义务教会民众正确的生活方式，如何保持和维护健康，高明的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然后才是针对疾病，诊断治疗，救死扶伤。中医的养生不同于西医的预防，不但要活的没病，还要活得健康，而躯体健康源于心理的自在超然，《素问》上古天真论按“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分级，为健康人群画出了令人深思的生命延长线。
    中医理论实践体系虽然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仍然需要发展，一是真理的认识没有穷尽，二是中医理论既包含有真理，也夹杂了一些错误，这是人类的历史局限性或民族有限性所不可避免的。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异在于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途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则表现出直觉及整体性，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的成功与局限，我们在此将其概括为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国文化倾向于“合”，西方文化趋向于“分”。第二、中国文化精彩在于“象”的思辩，西方文化精髓在于“形”的把握。第三、中国文化注重可“行”，西方文化捍卫真“知”。第四、中国文化看重“和”谐的潜能，西方文化崇尚抗“争”的力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之间明显的差异性，通过知己知彼，我们明白了哪些是中医必须要坚持的原则，第一、中国文化对人和事物的整体性把握：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如果对其进行肢解，也就破坏了这一事物的完整性，就很难认识、理解这一事物的全貌和本质，必须要从纵横交错的关系和联系出发，从整体上综合地把握认识对象。老子总结为：“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西方文化倾向于分析，注重对事物做个别、局部的细致剖析，从中探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功效，这种对事物的把握方式成功的发展出西方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部分的分析与整体的描述并不矛盾，二者是互补的，但是要加以限制，许多的意义就是在过度的分析中丧失，比如，在人体组成学里，人体最后就被还原成2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组成，组成人体占体重96％的仅有四种元素：氧、碳、氢、氮，我们还能够从这样的分析中解读出生命的灵性和意义吗?而中医的舌诊、脉诊及多元微针系统应用局部却反映出整体的信息。第二、中国文化还重视直觉的体验和感悟：通过智慧的灵光将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沉积自动编程(坐忘)、实现了心灵的虚静精纯，进入“至虚极，守静笃”的境界(心斋)。将内心的意识转化为虚静状态下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瞬间的思维火花激活心中长期的疑点存储，突然闪现出灵感和顿悟，思维高度简化，无须步步分析的逻辑推理环节，却清晰地直触事物的“本质”，千思百虑愁肠结，一朝顿悟万事清。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反省为必不可少的思考手段。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思想达到了一定深度，连象景和语言也会成为羁绊。郭象：“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即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借用纯粹的潜意识来传递那些不可表达的奥妙，大闭大通，大彻大悟。第三、中国传统思维更加注重实践理性，孔子说：“纳于言而敏于行”，强调实践的反复性，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知识来源于实践，学习知识的目的也是用于实践。苟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才是中国认知方式的精髓。中国文化注重实践理性，从做开始，从实践出发，发现问题，锁定目标，解决问题，验证效果，不断总结，逐步形成理论，但又不唯理论，面对不断变化的生命与世界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但“知”最终必须服从于“行”，建立和评价理论最重要的不是推理而是事实。第四、和实生物，和而不同，中国人崇尚运用“和”的力量强化有序，维持平衡，维系生命。中医擅长运用“和法”解决人体的各种矛盾，与西医的对抗疗法形成鲜明对比。过度对抗有时只能激化矛盾，产生意想不到的破坏力，西方曾经研制强力抗菌素来对抗细菌，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培养出更加超强的细菌，给医学界深刻的教训。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用积极地眼光看待“不同”，重视“和”的作用及潜力，无论是认知方式本身发展的需要，还是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现实世界，“和谐的力量”都是一个值得研究古老而崭新的命题。
4小结
    中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因而形成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的认知和实践模式，我们应当有底气对一个已经存在了五千年的文化选择坚持的立场。中医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它以自然和人文的交叉背景下的人学研究为基础，中医学汲取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而确立的中医学核心原则：天人合一，身心合一，养疗合一，将文化之道一而贯之于医学之道，它的丰富内涵毫不逊色于西方最新的医学模式和疾病模式。中西文化对科学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中西医学对疗效的追求则是一致的，无论坚持发展传统中医，还是提倡中医走向现代化，在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卓越的疗效才是中医价值的真正体现和共同目标。中医的先进性需要疗效来证明，中医的自信心需要疗效来提升，中西医的博弈需要疗效来支撑，医学的进步需要疗效来推进。研究中医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疗效，通过疗效不仅直接改善中国民众的健康水平和生存质量，也有利于把中医文化推向世界，努力变成普世文化，中国想要真正确立大国地位必须要向世界输出它的文化与价值观，我们将此作为全体中医人神圣的历史使命和长期努力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