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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产生是近代的事，而医生则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瘟疫中，都有医生各不相同的表现，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中将有零星的展现。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世纪及其前后，医生是“无为”的。教堂自身对医学的态度存在着矛盾。在许多宗教组织倡导在全欧洲建立医院时，一些神职人员拒绝接受打断传染进程的念头。在12世纪，西多会创始人圣伯纳德坚持认为“买药，看医生，对宗教不利”。有几个世纪教堂禁止解剖，阻止发展任何的解剖学知识。
担任过克雷芒六世及其后两代教皇的私人医生中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外科医生肖利亚克就哀叹过：“医生在当时是极为可悲的，……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肖利亚克说的无能为力，实际上不完全是说医生没有在疾病方面的知识，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是说，他们的知识以及对知识的运用必须完全服从主教们的意志。
与中国医学中的“望闻问切”有所不同的是，西医诊断疾病依据的是四种关键液体理论，即血、痰、黄胆汁和黑胆汁(统称“体液”)在体内的平衡情况。过多的血(例如，可能由吃多了红肉而起)或热血，会导致发烧；痰多会导致身体太冷或太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的医生是用占星术环境判断这些，一名治疗脚病的医生在决定合适的治疗手段前，会考虑双鱼座行星的状态(与脚相关)。
药物疗法自身也可能处于一种加速患者死亡的边缘。1685年2月2日，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二世“感到脑子里非常不舒服，不久便不会说话并发生惊厥”。他的医生们抽出16盎司的血，然后马上给国王服催吐剂，接着是“排体液”的丸剂，再用灌肠来“补充”回去。然后给国王剃光头施用起疱剂。第二天，又抽去10盎司血。2月4日，给国王服下40滴人脑精，混在一盎司半的糖水里。两天后，每小时都吞服从一头波斯山羊胃中取出的胃石。中午时国王死去，终年53岁。
这样的“治疗”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然而，在残忍地实施泻药、催吐剂和放血的背后，是有一种“逻辑”存在的，那就是清除身体的多余物或玷污的“体液”，让它重获自然平衡。但是，这样的医术面对一场流行病、大流行病或瘟疫时仍是无力的。没有人知道致病的原因，无论是天花、霍乱还是腺鼠疫，没有人知道如何抑制或治愈它。从18世纪以来，疾病的机制和逐渐暴露出来，直到19世纪30年代发明了磺胺制剂之后，治愈痛苦才具有一定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