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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横滨放毒是“民间行为”而可以受到激烈的批评和追究的话，一些带有国家意志的行为则让人们无可奈何。
在明尼阿波利斯，居民们居然接受了美国军方难以置信的试验借口——他们告诉居民，散播一种无害的烟雾是为了试验一下城市是否能躲过雷达制导导弹。早在1966年，一种引发炭疽病的牙孢杆菌被释放到纽约市的地铁中，以确定城市多么易受攻击。结果显示，即使 只在一个地铁站释放，整个地铁也会受到感染：火车在隧道中行驶时就像活塞一样，把污染的空气从一个站推到另一个站。在更早的1955年的一些实验中，中央情报局沿佛罗里达海湾沿岸地区，释放了可以引起百日咳的博德特氏菌。结果当年的百日咳发病人数增加3倍，感染者从339人升至1080人，死亡人数从1954年的1人增加到1955年的12人。
1934年英国也开始了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储备疫苗，以应付可能对英国进行的大规模以空气传播的细菌战的进攻。1942年英国决定在德国人的牲畜群中释放炭疽病，以回应此类生物战，为此目的生产了5000枚含有炭疽病菌的牛爱吃的燕麦饼。各种大小的炭疽炸弹也试制出来，大部分是在尽人皆知的苏格兰格林纳德岛生产的。这些实验揭示了生物战多么容易给侵略者招致相反的后果，该岛的土壤充满了炭疽孢子，直到1987年才被认为基本安全。1948年在安提瓜海岸附近进行的实验中，一艘皇家海军战舰拖着一只装满动物，释放有细菌和病毒的船行驶，岸上有许多人感染。1952年，波特敦科学家们在威尔特郡的索尔兹伯里市上空播撒了烟雾，以校准在集结区域毒云的“运行”，结果是“建筑物内部吸收的剂量与外面大致一样，房屋几乎没有起到防护作用”。一些批评家质疑那烟雾到底是什么物质。在其他实验中，一种无害的大肠埃希氏菌，以干草为生的一种杆菌以及在旧金山喷洒过的沙雷氏菌被释放到公共场所。一次是在伦敦中心释放到泰晤士河中，另一次是喷洒在多塞特郡的莱姆湾。1963年，在伦敦地铁释放了“无害”的细菌，和196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纽约地铁进行的实验类似。
1952年中的“大锅行动”差点引发一场灾难。在离苏格兰西岸半公里处的海上，进行了腺鼠疫和波状热药剂实验。这些病菌从一只船上向另一只船上的猴子喷洒，就在那时，400吨的拖网渔船卡瑞拉号出发去冰岛海域，绕过一个海角径直闯入了病原体覆盖区域。一艘皇家海军驱逐舰载上疫苗和治疗药剂从基地出发，尾随着卡瑞拉号航行了650公里，偷听它的无线电信号，以防不测。很幸运，渔夫们逃过了感染。
美国和英国这样经济和军事都很发达的国家几十年以来不断地从事各种生物武器实验，也似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城市在生物战的攻击下是多么脆弱。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释放了各种各样的模拟生物药剂，这些城市包括明尼阿波利斯人圣路易斯人华盛顿特区，一方面为了研究如何检测这些药剂的存在，另一方面是了解这些“活的”药剂有怎样的效力。在1950年9月26日和27日的一次最大实验中，美军在旧金山沿岸的一条船上喷洒沙雷氏菌。这种菌一旦在培养基上生长起来，会形成红色和粉红色的色素沉积，很容易由此辨认出它的扩散，在一个地点，这种细菌以每分钟5000粒的速度从海上向岸上释放。
军方坚持认为这种菌是无害的。但9月29日，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医院开始出现沙雷氏菌感染的病人。一个叫爱德华·J·内文的人死去。死因保守着秘密，被简单描述成“医生的一个不解之谜”。可是有资料透露实验表明目标区域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感染。近年来，在此领域中活跃着一大批专业实验室和顾问公司。它们的成就包括定做疫苗，培养治疗儿童侏儒症的激素，能抵御除草剂、昆虫与病毒的作物，动物感染屏蔽系统及动物生长激素。这些都是“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