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现代中药方剂研究的方向

    中药方剂的现代研究是中医药现代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已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但也面l临着深刻的矛盾，存在着一些尖锐的争论，涉及到中药方剂现代化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作必要的探讨。
1中药方剂现代研究方向的异化
1．1  兴药荒医
在中医药现代研究的发展速度和研究水平上，医和药之问出现了明显甚至严重的失衡现象，主要是中药方剂研究的发展速度快、成果数量大，而中医理论问题的研究明显滞后。据统计，1978年至 1995年间全国中医药科研成果获部(局)级以上奖励的724项中，中药方剂研究383项，占52．9％，中医理论问题研究只有60项，占8．3％；而在获得国家级奖励的104项中，中药方剂研究有78项，占75％，中医理论问题研究只有5项，占4．8％。国家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并非不重视，一些重大问题，如阴阳的本质，肝、心、脾、肺、。肾五藏的本质，经络的本质，“证”的本质等，都先后列为部级或国家级的重点或攻关课题，但大都久攻不下，处于胶着不前的状态。中医药现代研究的形势从表面上来看十分兴旺，但内在的不平衡却孕育着兴药荒医的危险。
1．2中药西化
    在中药方剂的现代研究中，虽然有一定数量的项目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在保持和发扬中药方剂的特色上作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足，从整体来看，占支配地位的却是按西医西药理论指导的研究，出现了背离中医学、走上中药西药化道路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离开中药和方剂的整体功效，运用还原方法进行拆方、提纯，降解到有效成分，乃至分子和亚分子水平，力图把中药方剂的功效归结到某些特异性的物质成分上。二是离开中药的四气、五昧、升降浮沉、归经和方剂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按西药药理学来寻找和解释中药方剂的抗菌、消炎及对某些指标的特异性药理作用，并按这种药理作用开发新药。三是离开辨证论治，按西医的治疗学来指导新药的研制和应用，突出其对西医之病的治疗作用，从“方证对应”变为“方病对应”，能较有效地服务于西医的临床治疗，却不能为辨证论治服务。
这些情况表明，中药方剂现代研究的方向已经发生了异化，分化为两条不同的研究道路，一条是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另一条是西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西药化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中，这两条道路会进一步分化和强化，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是中医药跨世纪发展必须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  中药西药化研究方式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中药与西药的区别是什么?恐怕不在其是自然形态还是化学制剂，也不在其有效成分提炼得纯不纯，而在其功效的性质不同，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遵循的治疗原理不同，指导治疗的基本理论不同。中药不同于西药的本质特征，是在中医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为辨证论治服务，通过功能性调理产生对“证”的治疗效应。
    所谓中药西药化，是从中药研究出西药，或把中药研究成西药。这种研究的特点主要是：(1)以西医理论为指导。即把西医的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药理学贯彻到研究中，如按西医病理观点和治疗学原理来看待中药的临床应用价值，按西医的药理观点来认识和解释中药的药理作用，往往集中于抗菌、消炎、对某些理化指标的特异性改变作用，等等。(2)以还原论为研究思路。还原论是西医学的基本思路，其特点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高层次降解到低层次，把高级运动降解为低级运动，把生命活动内容降解为物理、化学的内容，力图用“最终的”物质粒子及其理化特性来说明一切。这表现在中药方剂的研究中，就是拆方、提纯，力图把方药的功效归结为某些特定的物质成分及其特定的理化性质。(3)以成果服务于西医临床。无论是对方药功效的认定，还是新药的研制，其结果都是背离中医一的辨证论治，为西医的临床治疗服务，从中医的“方证对应”变成治西医之病的“方病对应”。
    这种研究一直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成为中药方剂现代研究中争论激烈的一个焦点问题。这种研究方向究竟对不对，要不要发展，要不要支持?
    如果作为中医药学术和中医药队伍内部的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西医学或中西医结合的药学研究方向，不是中医药学的中药方剂研究方向，不能走这条道路。
    如果按“大医药”观点，从整个医药学的发展全局来看，从对中药方剂的全方位开发利用来看，答案又是肯定的。中药西药化研究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是迟早要完成的一个过程。首先，这是克服西药局限性的一条出路。西药的局限性已是世人公认，冲破化学药物的局限，开发利用自然(或天然)药物，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的时代性课题。这种新的开发和研究理所当然地要瞄准中药，从中药巾开发研制新式西药，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医药学不开发，西医药学也会开发；中国不开发，国外也会开发。其次，中药确有可按西医理论解释、用于西医临床的一面。中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药用物质体系，中医学按照自己的理论内容和临床需要，认识并掌握了可为中医所用的那些属性和功效。但足，它还有另一面，即按照西医的理论内容和临床需要可以认识和利用的那些属性和功效，中药西药化正是对中药的药用价值的后一方面的开发利用。第三是临床治疗的需要和推动。一方面，按西药药理研制出的一批新药，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对西药的局限发挥一定的弥补作用，受到医生和病员的广泛欢迎。另一方面，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发展，当代中医临床的新发展，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一种新的形势，即中医的临床诊治按西医病种分科、按西医病种诊断、按西医病种治疗，经典式的方药与“证”的矛盾对应，让位给方药与西医之“病”的矛盾对应，这既对中药西药化提出了要求，也为中药西药化提供了应用场所，在促进着这种研究的发展。
    中药西药化这条道路是客观的、必然的，但是，它本身却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弥补西药的缺陷。因为西药的不足虽然有化学药物的局限性问题，可以从自然药物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和补充，但其局限的本质不在药物本身，而在其治疗原理，而治疗原理的局限，又在其牛理学、病理学的局限，最终是其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的局限。如果其基本理论和治疗原理没有根本性调整，只靠药物的资源从化学性改变为天然性，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另一方面，对中药方剂的开发利用是“治标不治本”。中药方剂的疗愈功效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在西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西药化研究所能开发和利用的，只是其较为表浅、简单的一些层面。中药不过几千种，从中可开发的西药当然不是无限的，像对化学药物资源的开发殆尽一样，对中药的这种开发，要不了多久也会很快走到尽头。中医几千年临床实际应用着的那些功效是更深刻、更基本的，中药西药化研究根本无法理解和掌握中药方剂的基本原理，不可能真正地驾驭中药方剂这种药物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药西药化研究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在未来的发展中，在一定条件下，它有可能上升到主导甚至统治的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条件目前已经存在或者有了苗头，例如，研究队伍不能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自己应走的道路，头脑昏昏、亦步亦趋地走上中药西药化研究道路；或者主观上希望进行中医药学的中药方剂现代研究，但苦于没有掌握新的知识和手段，所能借来的他山之石只有西医的知识和方法，循此不自觉地走向西化研究；或者明确地反复地强调不能西化，必须走独立的中药方剂现代研究之路，但没有能力开拓这条道路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独立的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只成为一面迎风的旗帜，不能与中药西药化的潮流相抗衡，等等。如果这些不利条件不被克服而让其继续存在或发展的话，那么，中医药学的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必将进一步滞缓、萎缩，可能造成中药西药化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其结果，将会从“兴药荒医”走向“荒医废药”。
3将中药现代研究推向新高度
    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分化为两条不同的道路已是客观事实，中医药学术和中医药队伍面临着走什么道路的抉择。当然不能走中药西药化之路，关键是要认清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采取有效的行动进行开拓，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什么是中医药学的中药方剂现代研究之路?它与中药西药化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首先，要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药与医相表里，医为药之本，药为医之用，有什么样的医，就有什么样的药。西药与西医理论相表里，中药方剂与中医理论相表里，如果脱离中医基本理论，中药方剂研究就会迷失方向。中药有自己的药理，方剂有自己的方理，它们是中医基本理论在中药方剂中的贯彻和体现。只有在中医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正确地理解和阐明中药方剂的药理和方理。
    其次，要坚持和发扬“系统论”思路。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反映着人的健康和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也驾驭着中药方剂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这是中药方剂的深层次的功效本质和作用规律，它落在了还原论的视野之外。中药方剂的现代研究不能走还原论的路子，应当掌握和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坚持和发扬中医药学固有的“系统论”思路。
    再次，要为临床辨证论治服务。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学的基本原理，它支配着中药方剂的作用方向、性质、目的，明确地把“证”规定为中药方剂的作用目标。因证施治，方因证立，中药方剂的现代研究应当以辨证论治为纲，研究的出发点应从对“证”的作用效应人手，研究的结果应当落脚于辨证论治的临床应用。
    按照中医基本理论“系统论”的思路，系统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系统的性质功能和运动规律上，只有从系统整体上方能显示出来。辨证论治相统一的理论贯彻到中药方剂的研究和应用中，就形成了中药方剂的基本原理。中药方剂现代研究应当遵循这些基本原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三条：
    (1)整体取性。“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中药方剂的功效性质，是从药和方的整体水平取定的。
    从整体取性与从部分取性有着本质的不同。“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是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首要内容。每味中药都包含着许多有效成分，但是，中药的整体性味只存在于整体水平，是药的系统质，不能把它分解、归结为药内各成分的性能；反过来，把药内各成分的性能加起来也并不就是药的整体性味。同样，方剂的整体功效只存在于方的整体水平，是方剂的系统质，它不能分解、归结为方内诸药的功效；反过来，把方内诸药的功效加起来，也并不就是方剂的整体功效。在这里，用还原的方法把方拆开，再用方内诸药的功效来解释方的整体功效，或把药分解、提纯，再用各成分的性质来解释药的整体性昧，是行不通的。迄今在方和药的研究中，已有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非加和性”是系统的整体性的深刻表现，中药和方剂都是典型的系统，这种“非加和性”同样典型地表现出来。“非加和性”的根源，在于药内诸成分之间存在着多种相互作用，方内诸药之间存在着君臣佐使、七情合和等复杂关系。这些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发生在多层次上和多层次之间，多种相互作用和多次相互作用产生多种因果关系和多次因果关系，由此又产生多种交叉或综合因果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关系是非线性的。线性关系具有叠加性、均匀性、对称性，一般可用还原方法来处理，而非线性关系则具有非叠加性、不均匀性、不对称性，是产生“非加和性”的重要根源，在数学上往往没有确定的解释，无法用还原方法来处理。还原研究无视这些相互关系，或者把它们过于简化，在还原过程中把这些关系割断，因而在拆方、提纯的研究结果中，找不到也复合不出方和药的整体功效。
    拆方、提纯研究要不要停止或取消?不要，应当继续发展，直到把能拆的都拆开，能提纯的都提纯，彻底弄清还原的结果到底能找到什么，能解释什么。问题在于，这种研究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第一个台阶，后边还要上第二个、第三个台阶。下一个台阶的研究要从这里“回过头来”，回到整体水平，研究和阐明整体水平的功效。
    (2)因证论效。“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中药和方剂的功效，是根据其对“证”的调理效应论定的。
    中医对中药和方剂的功效的认识和确定，是根据其对特定病证的调理作用性质，而不是其特定的物理或化学性质。例如，能治“阴虚”证者谓其有“滋阴”功效，能治“阳虚”证者谓其有“壮阳”功效，能治“气虚”证者谓其有“补气”功效，能治“血虚”证者谓其有补血功效；解表、清热、祛湿、祛寒、泻下、利水、安神、开窍、理气、理血、补益、收涩等等，方药的功效认定和分类，都是根据对“证”的调理效应而来的。
    方药功效与“证”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中医治疗原理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对方药整体功效的研究，应当从对“证”的作用人手、展开。“证”是人身整体性功能异常的特定表现，它与多种理化指标的改变有着复杂的因果关系，很难在特定的理化指标与特定的“证”之间找到特异性对应关系，也就难于把方药对“证”的调理效应归结为对某项理化指标的特异性作用，反过来，也无法把方药对某项理化指标的调理作用解释为对某“证”的特异性功效。
    中医对方药功效的认定不是直接根据其理化性质，这并不等于说，方药对“证”的调理过程没有理化内容和机制。问题在于，这些内容和机制比起西药来要复杂得多，往往存在着多次因果、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的交叉、非线性因果、混沌效应等多种情况，如果按“一对一”的特异性作用关系来认识和解释，显然远难符合实际。
    (3)中介调理。“一推其本，诸证悉除。”中药方剂是通过一定中介环节的转化作用呈现为对“证”的治疗效果的。
    把对方药功效研究的方向调整到对“证”的作用上来，这有赖于关于“证”实质研究的进展，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思路要摆脱“特异作用”、“特异指标”一类的束缚，按中医治疗原理来一步步地弄清药对“证”产生疗效的非特异性途径、中间环节、作用转化机制。
    中药方剂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特异性治疗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讲，中药方剂的治疗作用是非特异性的，无法用特异治疗原理来研究和解释。这种非特异性的根源，在于其作用过程经过了多种不同的中介环节。
    求本、治本是中医治疗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抓住病本所在，以药推之，其在任何方向上的异常均可消除。“本”是一个最基本的中介环节，是治疗取效的中枢，许多治则治法都反映着其中的规律。例如，“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是通过“阴阳自和”的机制和过程发挥治疗功效；“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的是“水之主”，而不是水，更不是阳光；益的是“火之源”，而不是火，更不是阴翳。这都说明中药方剂的作用发挥在特定的中介环节上，通过中介环节的转化，最终表现为对“证”的治疗效应。
    清代李冠仙说得好：“气虚者宜参，则人之气易生，而人参非即气也；阴虚者宜地，服地则人之阴易生，而熟地非即阴也。善调理者，不过用药得宜，能助人生生之气。”
    现代研究发现，补肾方药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对于皮质激素不足之证有效，但实验证明，这些中药并不含皮质激素样物质或其前体，切除肾上腺后，这些中药的激素样作用即基本消失。而有些助阳药，临床上有明显增强性功能的作用，但在切除性腺的动物身上试验，则无这种激素样作用。
    研究发现，桂枝汤具有多种双向调节功效，发热者有退热作用，低温虚寒者有温经作用；下利者可止利，便秘者可通便；高血压者可降压，低血压者可升至正常：心率快者可减慢，心率慢者可提高至正常；取微汗解肌可发汗而不伤正，对自汗出者可止汗而不留邪等。研究发现，桂枝汤的这些复杂作用，是通过对丘脑、神经、消化道、机体整体功能等中介环节的调理，然后产生的治疗效应。
    药物进入体内，往往要经过多个环节的转化，其药性、药效与体外实验结果大不一样。例如，许多中药具有清热解毒抗感染功效，其体外实验虽可抑菌，但浓度要很高，在体内要达到这样的高浓度不可能，其在体内的作用机制还有更复杂的环节；有的药物在体外抑菌不明显，但在体内可转化成抑菌物质；穿心莲、金荞麦、白花蛇舌草无论在体外或在体内均无明显抑菌活性，却可治疗感染性疾病；穿心莲水溶性黄酮部分体外抑制痢疾杆菌力较强，但对痢疾患者却无效，抑菌力很弱的内酯部分的疗效反而明显。
    体内特别是消化道微生物的作用，是中药药性和功效发生转化的重大环节。例如，中药含有多种苷类成分，但胃酸和消化酶都不能分解它们，不能被直接吸收，只有当它们进入消化道下部时，才能被肠道细菌分解，产生出具有生理活性的二次代谢产物，然后被吸收发挥药效。对大鼠的实验证明，具有泻下作用的芦荟苷通常对大鼠完全无效，对无菌大鼠也无效，但使无菌大鼠单一地感染人的代谢菌，则可引起剧烈腹泻。
    总之，要把中药方剂现代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防止走向中药西药化，关键是要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和发展系统论思路，紧扣辨证论治之纲，深刻准确地理解并在研究中贯彻中药方剂的基本原理。
4中药研究的发展趋势
4．1  多学科的协作研究势在必行
在人类被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及其抗药性日益困扰的今天，中药以其特有的疗效和资源优势而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科学的发展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都使得中药研究必将进入一个多学科的协作阶段。中药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依靠单一学科的研究而取得重大突破，各有关学科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明显加强。中药活性成分的研究常需在药理学、毒理学、生物化学、生药学以及中药炮制学等学科的参与下进行。而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则有化学、药理学、生理学、本草学、生药学以及中医临床等学科的支持。至于中药药理、中药炮制、中药资源、中药制剂及新药研究等，更需要众多相关学科的联合作战与协调分工。多学科的介入有利于科学观念的更新和研究人员边缘学科知识的积累，并由此而开阔科研思路。
4．2重大课题的研究
    在“七五”、“八五”期间中药重点科研项目研究的基础上，国家又组织了“九五”重大科研课题的联合攻关，诸如中药复方研究、中药材质量标准规范化研究、肝炎等疾病的中药疗法研究以及中药戒毒药的研究等项目，均可望取得较大突破。此外，在中药治疗老年性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艾滋病等方面亦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苗头。近年来海洋药物的研究出现热潮，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海洋生物资源的多样性及其生物活性物质化学结构的多样性远远超过了陆生生物，在可作为药物资源的海洋生物中包含众多的传统中药。海洋
中成药这一研究领域日趋活跃，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以及海洋科学的
研究技术已进入中药研究领域：前景不可限量。
4．3产、学、研结合将促进中药研究工作的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药研究亦必将步入产、学、研相结合这一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道路。中药研究与中医临床、药品生产及医药市场的关系将愈加紧密。医药企业的介入，不仅可以加速信息传递，而且可以弥补科研经费之不足。与此同时，科研成果亦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中药研究工作进入良性循环，并以此促进中药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