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针灸理论创新的瓶颈(三)

　　三、强化理论研究 ——瓶颈的突破

　　任何实验都必须与推理相结合，才能去伪存真，最好、最严密的推理工具是逻辑。一种假说的逻辑分析与实验检验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逻辑证明伴随实验检验的全过程。在实验尚不能达到的地方，逻辑证明就成为实验检验的一个有效而必不可少的补充，“理想实验”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关于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的关系，从杨振宁、李政道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这一典型事例可以得到启示。杨、李二人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假说”后，吴健雄很快便用实验证明了这一假说，但是在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奖名单中却没有吴健雄的名字。我一直在想，假设诺贝尔奖在中国评选，获奖者的名单会不会相同，又或者完全相反呢？中医的实验研究很少让人感受到逻辑的力量和理论的深度。在实验检验之前很少进行逻辑分析及论证。甚至很少独立提出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今中医针灸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已所剩无几？甚至连自称研究方向为“理论研究”的专家也难得一见。由于缺少理论研究的强大支撑，那些常年在实验室攻关的研究人员犹如在沙滩上盖高楼，一次次地无功而返之后，一些知名实验研究专家最终走出了实验室，甚至一去不返地走上了理论研究之路。我认为当前中医针灸理论研究亟待认清以下问题：

　　第一，观念问题。当前有一种倾向：一提针灸现代化，就认为这个现代化的全过程都可以在实验室完成，并且认为实验的目的在于证明中医针灸理论的科学性。于是乎如果不实验，研究生不能毕业，科研课题不能中标。实验室成了针灸理论现代化的主战场，实验员成了主力军！其实，实验只是一个环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针灸理论研究久攻不破的关键不在实验这个环节，而在于进入实验室之前的“解读”、“分解”、“提炼”、“转换”诸环节！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加强实验室之前的史学研究和理论分析，必须有一流的史学家和理论家的介入，最好是实验研究者本身同时具备较高的史学、理论素养——以便于当研究的轨道越过自己领域的边界渗透到其他领域时，能够准确地辨认。也只有凭借全面的知识体系，我们才有资格在必要的时候在不同理论体系间转换出入。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作保障，针灸理论的现代化研究难免会出现“弃珠取链”、“买椟还珠”的可悲结局——现代化“化”掉了珍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学术界已经普遍认识到针灸理论结构中包裹有哲学成分的事实，然而对于这种成分的处理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且可以去除这些成分，用更先进的理论框架来替代；第二种意见认为，“哲学文化”成分是中医的特色，应当继续保留。众所周知，医学与哲学的分离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岂可倒退？科学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更新“珍珠链”，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再者，针灸理论本身的发展也表现出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科发展的需要而不断突破旧有理论框架限制的特点。例如在针灸理论形成时期在不少方面明显地受到“天六地五”天之大数框架的影响，经脉数之“阴五阳六”、四肢五输穴之“阴五阳六”、脏腑数之“阴五阳六”等等。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新的理念的引入，逐渐突破了旧理论框架的羁绊，尽管这种突围显得非常的艰难和不彻底。

　　第二，中医宝库中宝藏的发掘与科学表达的问题。一种学说，无论有多大的价值，在没有被“重新发现”之前，将长期保持默默无闻的状态。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在没有被发现之前，它无法改变自己是“石头”的命运。实验检验的是命题的真理性，理论研究考察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理论研究对科学概念的明确意义的说明，并不亚于实验对于实际真理的发现。而中医界对于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似乎还没有起码的认识，一个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严重性的事实是：迄今为止被中医界津津乐道视为中医瑰宝的“整体观”、“辨证论治”、“体表-内脏相关”都是由行业外甚至是国外学者发掘并加以表达的！然而，业外学者对于中医宝库的了解毕竟不如本领域内的专家，因而在发掘的完整性与表达的准确性上难免存在欠缺。

　　困则思变，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理论研究，特别是传统理论科学内涵的发掘与科学表达的重要性，“中医理论的现代语言阐释”的全国专题研讨会、香山会议、973针灸项目论证会上不时传出这样的声音——尽管音量不够大，回应也不够多。一些知名专家、院士乃至“两会”代表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行业内外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实际情况是喊了多年之后，实际动作却少之又少，整个学术界和相关主管部门似乎还没有真正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现状：至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没有这方面明确的资助领域，更不用说专项资助。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只是提出了问题，没有具体的论证，特别是没有提出研究该问题明确的技术路线并基于此做出成功的示范。为此，近年来笔者在多次论证的基础上，选择了两个最有说服力的关键难题开展了试验性研究：一是“针灸诊疗理论体系的重建”（现行针灸教材中针灸诊疗体系是60年代初直接移植方药的模式，没有反映出针灸自身的诊疗规律，这也是造成现今针灸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经络学说的理论结构与科学内涵”（“珍珠”与“珍珠链”关系最复杂的例子）。如果这两个例子都成功了，就非常有说服力。后者在国家科技部基金的支持下完成得较好，其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实验研究者的越来越多的理解与认同。前一项工作的阶段性成果不久也将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发表，广泛接受学术界的批评。

　　第三，人才培养战略问题。看到中医临床的优势在下降，中医界感受到了提高临床疗效的迫切性。这就迫使决策层将临床型人才的培养放在首位。而在我看来，“妙手回春”的临床大家固然需要，而最缺的是具有科学哲学素养并兼通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中医理论家及科学群体的学科带头人。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的制约，中医理论研究无论是在建制上、学科建设上，还是在人才培养等诸环节上都非常薄弱。这一现状如不能尽快改观，势必极大地影响中医现代化的方向与进程。对于这一点早在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且认为提高的途径在于“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书信选集》。又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而如今，人们大都只记得毛主席的前一句话，后一句话则很少有人提及。

　　第四，方法学研究问题。这需要考察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中有哪些东西用现有的方法不能解决，需要改进或建立新方法？近年来针灸的临床实验逐渐采用国际公认的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 (RCT)方法。但是针灸对照组如何设立、刺激如何量化等基本问题在实践中至今没有很好解决，针灸专家开始认识到RCT这双“鞋”并不十分合适针灸临床研究这双“脚”，那么就有必要改鞋或重做一双新鞋，总不能永远做“赤脚医生”！因此，针灸实验研究方法，有些可以直接采用现代经典的实验方法，有些需要在原有方法上加以“修建”，可能有些方面还需要“重建”新方法。总之，当鞋子不合脚时，需要改变的永远是鞋子而不是脚！

　　第五，前瞻性研究问题。前文中提到，没有经验内容的假说或理论不能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但是如果能以前瞻性眼光在这类缺乏经验内容的假说或理论中捕捉到前瞻性的科学思想火花，然后加以科学的表达，并基于这一科学思想不断发现、积累相关的经验事实，则往往能促成一门新学科的诞生。时间医学的建立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医针灸的“子午流注”已经蕴涵了现代时间医学的思想，但是缺乏相应的经验事实的支撑，在临床上缺乏实际的应用。待到现代时间医学建立时，中国人才猛然醒悟，欲用“子午流注”去争发现的“专利”权，可是这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安慰，毕竟“子午流注”与现代时间医学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不能总是当事后诸葛亮！B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