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更五等：中医基础研究中需要再审视的两个问题释解

    2004年5月中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济南召开了中医基础类重点学科建设重大问题高层论坛。学者们就中医基础研究的有关问题纷纷发表各自的观点，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医基础研究必须两条腿走路．即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为了更好的坚持这两条腿走路，更深入的开展中医基础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就上述两种研究方法提出如下再审视的问题，以期使中医基础研究早日突破瓶颈制约，走出困惑。

1 中医基础的实验研究
    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影响，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哲学思想的传播，实验科学的雄辩事实，器官、组织、细胞、蛋白质等深深地嵌入国人的脑海，中医学术界开始借鉴西医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基础，试图在理论上取得突破。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医几十年实验研究取得的成效甚微，对中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补益甚少。因此，许多学者对中医基础实验研究提出质疑，有的学者甚至直呼“中医理论研究应该从实验中走出来“，实验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诸多困惑，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从医学发展史看  中西医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不同。有人在通过对中国、玛雅、苏美尔文明等地比较研究，认为人类社会文明有着“连续性”或“破裂性”两种形态，并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从远古文明一直延续至今，未曾断裂或嬗变过的形态。

    中医学理论成熟于先秦以前，当时的科学水平还相当低，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疾病多是借助自然哲学的方法。中医理论就是在自然哲学基础上构建起来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后虽然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发展，但其理论体系一直延续至今，未曾嬗变或断裂过，它基本上保持着原有面貌，仍然以自然哲学观、科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等自然科学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中医理论。

    西医学的理论构建，虽然在原初形成时也经历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阶段，但现在的西医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却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或断裂，特别是在近代细胞病理学、微生物学的推动下，很难找到自然哲学的痕迹。已完全走出了哲学的层面，走向了以实验、解剖等为基本手段来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的道路，并以之为基础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

    从中西医学模式看  西方医学是建立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以分析为主要手段。虽然早在1977年恩格尔已提出医学模式的转变问题，但目前的理论研究，无论是方法手段，还是研究内容仍然处于生物医学模式的观念之中。而中医学从《内经》以降至今，整体观念一直是主导观念，将病人看成是受自然、社会影响的人，将人体看成是以五脏为中心的心身整体。如果我们借用西医实验、解剖的分析方法，破坏了人体整体性，那么，势必难以取得中医理论成果。

    从目前实验手段来看  其实验手段过分单一，难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的复杂性。比如用夹鼠尾刺激制作肝郁动物模型；用将鼠悬挂的方法制做焦虑动物模型；用猫吓鼠制做惊恐的动物模型等等。很难说明人体发病的复杂性。因此，所研究的结果也只能说明某个单一问题。这种忙于证明是中医基础研究的“异化”现象。其实证明了又怎样?人的认识深化了、还是提高了、进步了?

    正因如此，近几十年的中医基础实验研究只是证明了中医某理论的存在和科学性，这些结果虽然也能使人们获得某种短暂的心理快感，但很快为茫然无获和公式化的索然无味所代替，这种抽去医学前后(时间上因果)左右(医学与社会文化的错综关系)联系的研究，只能说是站在今人立场，以今日观点去编织历史的“辉格式”的医学史。并未能从根本上促进中医理论的提炼升华。

    在此，我们需要注明的是，我们不是反对用实验方法进行中医基础研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遵循中医理论内在规律，搞清楚中医理论内涵，界定名词概念之后，依据其内涵设计实验研究。

2 中医文献研究
    中医文献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初一批富于远见和创新精神的中医学家在没有先例的条件下，通过对中医文献进行大量研究，结合当时的临床情况，分类、提炼，建构起了中医学各学科，作为当代中医学科群架构主要标志，是高等中医教材体系的形成。在短时间内，从浩瀚的文献中由博返约，提纲挈领地构建起现代中医学的基本框架。这是近代中医文献研究的最大贡献。其后学者们或是对文献进行校勘、注释、编纂；或是对某一医家的学术观点加以阐释。这些成果为我们现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自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作为反映研究成果的教科书虽经多次修订迄今已编到7版，文字已日见冗繁，但核心内容一本如初，增添的只是些繁屑而多余的阐释。尽管著作和教材的编写在语言表达上极力避免雷同，以体现自己的“创新”，但基本内容却无本质差异。一些错误的观点通过教科书这种被学术视为权威论述的途径，传给了一代代莘莘学子，被他们奉为圭臬，将之视为“不刊之论”而深深地嵌入他们的脑海，致使当今学界除了挖空心思地对其加以“科学”论证和完善外，竟无人怀疑其正确性，更谈不上考证其是非了。另外，文献研究中就某医家学术观点横向研究较多．而就某一问题纵向研究较少。因此造成学术领域中纵向的文献支撑不足，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中医基础研究。

    例如，有关七情理论，教材一直讲“喜怒忧思悲恐惊”并与脏腑一一对应。几十年来学者们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多从单一情绪致病性与相对应脏腑间线性关系去研究，很少有人怀疑这种理论有无根据，对临床有没有指导价值。其实全面纵向查阅《内经》及各家所论。单一情绪致病的论述较少，伤及五脏的线性关系并不多见，验之当今临床情绪所致五脏之伤也并非一一对应。

3中医基础研究的切人点
    解决中医基础研究的方法很多，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发挥多学科优势，注意吸收新学科研究的手段方法与成果来研究、发掘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内经>为标志，而《内经》绝非出自一人之手、也绝非一个学科的产物，它是借鉴当时天文、历法、数学、哲学等各学科之研究成果于医学而成，这已成为中医界之共识。然而，我们不无遗憾的是当今之中医理论研究则多限于中医学领域或中医学中的单一学科。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单一学科、单纯领域研究，以多学科来集中研究中医理论。比如，我院学者主持的邪正发病学与微生态免疫平衡相关性研究，将中医邪正发病理论放入微生态环境中去研究，体现了人与自然环境整体性；同时又将其放入人体免疫网络系统中研究，体现了人体自身整体性等。这项成果，将对中医邪正发病学说做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丰富和发展中医理论，同时也使中医邪正发病的理论不再限于概念的描述而被赋予了可操作的具体内容。

    在多学科研究中应注意借鉴和吸收新学科的新方法、新手段、新成果。例如，由于医学模式正在向生物一社会一心理医学模式转变和现代科学的进步。医学心理学、脑科学、神经生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空前活跃，新理论、新观点、新手段不断涌现。若能将此移植、借鉴于研究中医心身关系的有关理论之中，将会推动中医心身相关领域的研究，并有可能实现与现代心身医学的同步发展。再不会出现待别的学科成果产生后，我们中医学中早已有之的现象。

    注重运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研究中医理论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方法，它是研究民众群体疾病发生、发展共同规律的科学方法。中医理论的形成是集医家个体诊疗经验，理论观点而逐渐上升为理论的，缺乏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的证实和支撑，因此，有必要对中医理论中相关内容进行大规模流调研究，以此补充、丰富、发展中医理论。例如有关证的研究，证说到底是症状体征的集合，是一组相互关联度较高的症状体征集合后，概括为属于某一属性的证。而某一证究竟有多少个症状体征集合。每一个症状体征对该证有多大贡献度则往往仅凭经验而缺乏定性定量的界定。如果借鉴流调的方法则有可能验证此事实。如脾虚证：有少食、纳呆、腹胀、便溏等是几症均备，还是但见一症便是却很难说清楚。对此，应该借助流调逐一研究，以此推动中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多靶点、整体复合方法制作动物模型来进行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应该走出单一造模、单位点观察的实验研究方法，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努力寻找多靶点、整体复合型方法制作动物模式，使造出的动物模型更接近人类疾病，观测的指标更具整体代表性，使其研究成果更接近中医理论。

    要加强医学文化学内容的研究  医学不仅是科学．除了科学内容外，还有社会文化内容，科学与文化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和同根性。社会文化内容、哲学观念在医学中有时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正如马塞勒所言“文化本身影响着特定环境中人对有选择性经验的认识<文化与自我>”，中医学更是如此。中医学理论中有丰富的医学文化内容，不加强对这一内容的研究，中医基础研究是不全面的。另一方面，文化的长期滞后，会反过来制约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提出的“人们创造了观念和精神世界，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制约着人们的创造，对其新的探索活动进行导航，并提供相应的方法”。对此。应加强新哲学观念、思维科学的研究并将其及时吸收到中医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中医理论的文化内涵；加强现代民众的人文观念、思维方法、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的研究。研究其对民众疾病谱和从医行为的影响，并及时提出解决新问题的理论方法和手段。

    要充分利用现代医学信息理论和技术加强中医文献研究  现代医学信息理论和技术为我们纵向梳理历代文献，进行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能。我们要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自一个个概念，一条条理论，一项项学说入手，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理论和检索的强大功能将其回置于其产生、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放在其得以产生、发展的哲学、文化、宗教、主要观念等具体的历史环境背景中，从“源”到“流”的考察与辨析，研究和再现其形成过程。结合现代临床实际，对其合理内核，要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之发扬光大。对不合理、不科学的或文学色彩的内容予以扬弃。

摘自：《中医药学刊》文/楚更五  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