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易道 与中医发展

　　中医不是深得《易经》“思维”之妙，也不是《易经》的一个应用分支，而是与《易经》同为道之用。
　　当今世界已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引导知识经济潮流的是高科技，代表高科技本质特征的是创新，创新的最高层次则是与旧相反。与统治人类思维的西方科学相反的是中华文化，与主宰人类健康的西方医学相反的是中华医道。因此，最具超前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创新，就是中华文化与中华医道的复兴。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医与《易经》屡次遭到批判与否定，然而却又不断引起世界的关注，特别是成为现代科学革命的追求。鉴于最近对中医与易的批判再掀热潮，本文将首先说明中医与易的同道关系，其次就一些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反驳，最后将略述中医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易”是《周易》的简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经》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阴阳二元数序推演自然、社会的变化。《传》中释卦辞、爻辞共十篇，分别涉及自然之道的诸多方面。诚所谓“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华夏民族的大智慧创造了这一通贯古今、震撼中外的宏篇巨制，从而引出了后世三千易著和囊括宇宙、包罗万象的易道理数。
　　中医是医道。《黄帝内经素问·著至教论》开篇即问雷公：“子知医之道乎？”并谓：“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中医是天地人和通的大道，中医是神气形和通的大道。医道是生命之道，而且通于自然、社会之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中医是治人之道，而不仅是治病之学；中医是过程之道，而不仅是结构之学；中医是演化之道，而不仅是存在之学；中医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之道，而不仅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之学。
　　中医与易本一而道生。也就是说本原于一，同为道生。生生之谓易，易是道之用，是道在变之用；生生之谓德，德是道之用，是道在化之用。“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德与易，同出而异名。生化领域，德之境也；极变领域，易之境也。《老子》言社会之大德，德之道也；《周易》言自然之大易，易之道也；《黄帝内经》言生命之大医，医之道也。中医是化变之道，化变之道通于德与易。《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载：“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所以，中医不是深得《易经》“思维”之妙，也不是《易经》的一个应用分支，而是与《易经》同为道之用。《周易》以论自然之道为主，而兼及社会与生命之道。《黄帝内经》以论生命之道为主，而兼及自然与社会之道。易道与医道共有相同的认识领域和时空本原，但同时又有各自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理论纲纪。易道与医道同出于道，同属于中华文化，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二者相与相随，相辅相成，同源同生，共荣共辱。
　　中医与易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人类文明的精髓。中医与易是大道，而不是落后文化。医道与易道通贯自然与生命之道，而对自然与生命本原的认识正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自古以来，西方人始终在具体的物质结构中寻找世界和人体的本质，而中国人却在无限的运动过程中追溯自然和生命的本原。易道与医道的主要认识领域在于自然与生命的过程与枢机，而不在于物质与人体的结构与功能，这正是未来文明所追求的目标。
　　现今人们所谓的“思维”往往专指理性认识，即思想，或理性认识的过程，即思考，并认为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维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而通常指逻辑思维。《易经》与中医不属于思维方式的范畴，所以，不能称“易经思维”或“中医思维”。而易作者或中医工作者的思维方式也并不局限于逻辑思维，更不是什么“笼统思维”或“臆想思维”。
　　“笼统”不属于思维方式的范畴。笼统与具体相对，是指理论描述的程度。而理论描述的程度，又基于认识的程度。笼统就是不准确、不严密。而恰恰相反，《易经》与中医理论描述的准确性、严密性是无以伦比的。人们通常指责中医笼统，无疑是指对人体结构的描述，也就是所谓解剖学、组织学等方面。岂不知，中医的主要认识领域是生命过程与枢机，而不是人体结构与功能。即使在结构领域的第二、第三世界中医仍然具有绝对优势。要求中医有与西医一样的组织解剖学，是无端强加于中医的脱胎换骨的任务。
　　《易经》与中医绝不是“神秘主义”，更不是什么脱离实际的“臆想”。称《易经》与中医是“神秘主义”，恰恰说明其对《易经》与中医的认识还处于神秘阶段，或根本一无所知。正是由于对《易经》与中医的认识领域、思维方式、认识方法、实践目标、概念范畴、理论纲纪一无所知，所以才会作出这样脱离实际的判断。例如常常被举例的阴阳五行，就是不知其本义而随意曲解，然后再用以指责《易经》与中医。
　　阴阳五行不是神秘主义，更不是封建迷信。阴阳是两类相反的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五行是五类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阴阳五行是普遍存在。但为什么西方人始终未能发现阴阳五行？就像不能发现经络藏象一样，西方人始终在具体的物质中寻找世界和人体的本质，而阴阳五行是自然数序，是运动方式的概念，是相互关系、变化属性的概念，是过程与枢机领域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物质结构概念。所以，在具体的物质结构研究中，不可能找到阴阳五行的所谓“物质基础”和“科学依据”。
　　《易经》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易经》原理的应用使中国古代科学领先世界，《易经》文化将是现代科学革命性发展的源泉。中华医道不是经验科学或朴素自发的哲学，中华医道的理论与实践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将是人类健康与未来文明的方向。医道与易道共同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文化的博大与悠远；寄托着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尽管现今某些人力图将中医学全盘西化，但《黄帝内经》在中国，中医现代发展的根在中国，能够捍卫和发展中华医道的基本力量仍然在中国，对其理论认识与实践应用的最高水平仍然在中国。所谓“中医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医西医化，而中医现代发展却应该是中医中国化。
　　什么是发展？发就是发挥，展就是展现；发就是开发，展就是伸展。西方科学内含革命性，东方文化蕴藏传承性。西方科学体系在革命中突破，东方文化网络在传承中发展。西方科学以现有知识的突破为创新，东方文化以传统思想的发展为创新。以西医方法研究、验证、改造中医，不是现代化创新，而是历史性消亡。
　　中医现代发展的目标绝不是西医学，亦非目前中医界所理解的“现代科学”，而是与西医及所谓的“现代科学”相反。对立与相反不是坏事，而是生生化化之至德。对立才能相干，相干才能相生；相反才能和谐，和谐才能相成。人类历史上任何真正意义的发展，都是相干相生与相反相成的过程。
　　“中医中国化”就是指现代中医不仅要按照衡阳会议的精神突出中医特色，而且要力挽狂澜，正本清源，捍卫中华医道的原理，弘扬民族文化的精髓。一个没有传统文化支撑的民族，必然在外力的冲击下走向灭亡。中医离开中华民族文化，离开《黄帝内经》，就会如崔月犁部长生前所言，出现像日本消灭汉医一样的悲剧。
　　历史一再告诫迷惘中的人们，真正解决我国十三亿人的医疗保健问题，特别是九亿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中医是惟一选择。真正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二十一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特别是满足不发达国家广大民众卫生保健的需求，中医是惟一选择。而发达国家及城市居民的医疗保健，如果想要达到符合自然与生命原理的水平，中医也是惟一选择。
　　中医走向世界，必须世界走向中国。就像当年日本派出遣唐使一样，只有当大批留学生来华，并且真正掌握了中国古代文化，掌握了《黄帝内经》所揭示的中华医道原理及其应用，而不被引入曲解异化的歧途的时候，中医才能作为未来文明的使者走向世界。
　　当今世界已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引导知识经济潮流的是高科技，代表高科技本质特征的是创新，创新的最高层次则是与旧相反。与统治人类思维的西方科学相反的是中华文化，与主宰人类健康的西方医学相反的是中华医道。因此，最具超前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创新，就是中华文化与中华医道的复兴。
　　人类在期待，未来在召唤。中国中医理应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无往不前的信念，重振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坚持自己的自然观、方法论和价值标准，并以博大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尽力吸收和利用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最新科学革命的理论和技术。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东西方实力竞争，以及东西方文化交会的大潮中，继续中医天人和通的远大航程，迎接人类光辉灿烂的未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