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发展并不取决于《易经》——兼商杨振宁先生

    中医发展并不取决于《易经》！因为这样一本小书没有如此神通。其对传统医药学的影响确实存在，不可抹杀，但绝不应无限夸大或贬低《周易》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也就不会扬之升天或抑之入地了。

    在《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四部公认的医药经典著作中，《周易》的影响微乎其微，仅限于枝节问题上，并非是贯之全书的思想主线。

    《史记》有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此乃历史经验教训之总结。如果以此看待杨振宁先生近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发展前途的两次讲话（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1月24日3版），可证此言不虚。

　　杨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是全球华人的骄傲。多年来为新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献言献策，不遗余力，直至耄耋之年，仍然奔走呼号，令人十分感佩和景仰，但仅就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的发展前途而论，杨先生断言中医与《易经》结合没有前途，这一看法虽有一定层面的道理，但从根本上看是舍本逐末的，不足为训。

　　杨先生对《周易》的兴趣实源于其被夸大了的历史作用。作为一部历史文化典籍，《周易》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从西汉开始，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它能否决定包括医药学在内的科学技术乃至全部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命运呢？恐怕这样一本小书没有如此神通。其对传统医药学的影响确实存在，不可抹杀，但绝不应过分乃至无限夸大。诚然，自明代以来，就有“不知《易经》不足于言太医”、“医源于易”之说，至今仍有人视《易经》为中医药学的命根子，这是夸大了《易经》的积极作用。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在《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这四部公认的医药经典著作中，《周易》的影响微乎其微，仅限于枝节问题上，并非是贯之全书的思想主线。隋唐以后，引《易经》论医才逐渐成为时尚。即使如此，仍不能说它是此后中医药学发展的根本支柱或动力。杨先生有感于被夸大了的《周易》的积极作用，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它阻碍了包括医药学在内的古代科学技术走上近代发展的道路。实际上这是夸大了《周易》的消极作用，均为片面之论。决定传统医药学乃至我国古代所有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和命运的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不应在《周易》一类的意识形态著作之内，这是杨先生和当今国内许多夸大《周易》作用的学者所未曾探究和言及的。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中医药学乃至所有古代科技发展的方向和命运呢？这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及其所派生的社会根本制度。一切理论、观念形态与之相比，均居于次要的地位。杨先生所列举的五个理由，除科举制度属于体制范畴，其他四个诸如不重视理论抽象、轻视技术、无推演思维方法、强调“天人合一”等，则属于观念层面。体制、观念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但并不具备决定的意义。从根本上看，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及社会根本制度决定了体制和观念形态，再由体制和观念形态作用于人们的思想行为，乃至科技文化的发展，并一起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和社会根本制度，这是互动关系。也可以说，科技文化虽有相对独立性，但比较有限，不能脱离现实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而长期单独发展。若对此置疑，请看杨先生所举西方科技发展的史实。欧几里德《几何学》早在古希腊就诞生了，与之大致同时还出现了亚里斯多得的逻辑学著作《工具篇》。但为什么在此后的一千多年内，直到近代以前，这两本著作不曾促进西方出现近、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呢？当利玛窦把《几何原本》传到中国并译成汉文之时，牛顿尚未出世，近代科技还没产生。可见《几何学》、《工具篇》之类著作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且是有历史前提的。杨先生也感叹：《几何原本》译成汉文后，在三百多年内竟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为什么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呢？可惜，杨先生未去深究。其实，《几何学》也好，《工具篇》也好，一切理论、观念，只有当生产方式、社会根本制度需要并为之提供一定历史前提的时候，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不需要，它们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了，也往往被束之高阁，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态。近代西方科技兴起的根本原因乃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出现及其发展。同样，中国1840年以前未能产生近代意义的科学技术，主要由于没有相应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需要和支撑。即使传入了《几何原本》，也无可奈何。这哪里是《周易》这本小书所能起到的阻碍作用呢？杨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把大结果归于小原因，在逻辑上至少犯了缺少必要前提或充分理由的错误。

　　如果杨先生及国内一些学者承认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社会根本制度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不会夸大《周易》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了，也就不会扬之升天或抑之入地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著作，《周易》中的许多观念和思维方式确曾对中华民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也是中医药学的重要思想资料来源之一。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可贵的，但也是有局限的。今人的任务应是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以便弘扬其精华，舍弃其糟粕。这一任务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杨先生断言中医和《易经》结合，没有前途。这一论断的前提条件不明，未免令人费解。如果杨先生的意思是指现代的中医仍像古代那样，惟《易经》之言是听，拒绝接受其他思想和技术，那确实是没有前途的。不过现代早已没有这样的中医了，即使古代也极难找到。现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给科技发展的条件，我国大体已经具备，并且拥有一定的优越性，问题只是时间。在此情况下，中医不会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周易》而求发展。在当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下，现代科技文化成果无疑是中医汲取的对象，但也不必抛弃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有理由相信，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和现代科技文化成果是可以互补，并可在一定意义上进行结合的，这应是中医的也是传统文化的出路和前途。如果拒斥现代科技文化，中医将止步不前，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最终势必被挤出现实。假如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抛弃传统文化，中医将不再是中医，其结果与拒斥现代科技文化一样，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不知杨先生能否赞同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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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公忱，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人，1939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南京中医学院（即今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医古文教学工作。从1972开始，先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哲学的教学工作。从1979年开始，致力于中医哲学、中医文化的研究。多年来，共发表各类文字近百篇，其中有关中医哲学、文化的文章五十余篇。“八五”期间，与人合作，承担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医文化研究”，主编《中医文化溯源》一书；“九五”期间与人合作，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医药学中的儒道佛思想研究”，主编《论医中儒道佛》、《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