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 ：中医方剂学实验研究中的一些思考

　　中医方剂是临床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一个方剂一般都由两味或两味以上药物组成，还有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和加减原则。使用多味药组成的方剂是中医临床用药的一大特色，也是对世界药物应用上的一大贡献。这种用药方法能够适应临床复杂多变的病情需要，然而由于多味药组合的综合作用，对于尚未熟谙中医药理论而初涉斯道的人，特别是西方人士或者是西学中者，实难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在连单味中药的成分都未明确的情况下，组成复方使用就更不易使人理解了。不过近年来由于回归大自然浪潮的高涨和我国实力地位的提高，不论在国内国外，中医药日益受到青睐，许多学科的学者、专家，纷纷关注中医药，特别是对中药方剂，用现代科学等手段和方法，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并有许多高论，见仁见智，值得学习和称颂。笔者谨就这方面的一些思考，略陈管见如下，并祈指正。   

　　一、方剂药理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邯郸学步不可为
　　药理学是现代医药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从生理学中分化出来后，现在至少又分化为实验药理学和临床药理学两个大的分支。药理研究不仅检验药物疗效，也能发现新的功用及一些不良反应或毒性，还能阐明产生疗效的机理，以及它的代谢和排泄途径等。方剂药理学的兴起是近些年的事，虽然取得了较多的成绩，但也有很多非议。有人认为中药方剂是我们老祖宗传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有数千年的历史，现在还要用老鼠、兔子做实验，让这些不通人性的东西点头才算数，真是岂有此理!这大概主要是指责实验药理学研究的，这话说得虽然慷慨激昂，但恐怕不够全面，也不尽符合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何以见得？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中药方剂，据文献记载除了有些原始的、自发的或极少数自觉的药理毒理学实验外，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功能作用，都是从临床上摸索来的，属于临床药理学的范畴，自然包涵了许多更为宝贵的经验，大概也少不了泪和血的教训与惨剧。“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就是这种临床药理实验真实而又痛苦的记录和写照。但在今天不论从伦理道德，还是法律来说都是不能允许再用人去做实验了；其次是药理学实验不仅用动物做人的替身，人道又方便、价廉，而且可以任人摆布和操纵，还可以多次重复验证，以消除偶然性，求得最大限度的良好配伍和安全性；还可以比较相类方剂及其不同制剂的差异和优劣等等。然而现今的方剂药理学实验，发育尚不完善，基本上都是套用西医药学的方法，特别是新药开发上，有些背离了中医药理论指导，硬性要求必须用动物实验以观察某些与中医药理论不沾边或对临床应用无补的内容，这显然是欠妥当的，也是中医药工作者难以理解的，所以才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批评。

　　1．方剂的药理学实验，不能只用“线性思维”急功近利地进行疗效研究。
　　单一指标也难以说明方剂的多效性和疗效机理。众所周知，中医的治病特色是辨证论治，使用方剂治疗的是疾病的“证”，“证”是致病因子作用于机体的综合反应，也就是说方剂治疗的着眼点是针对致病因子和机体应答反应的状态，即病人的整体状态，着重的是患病的人，而不是或不全是针对病，所以中医治病选方要求“方药对证”，其效乃彰。所以急功近利地用“线性思维”去研究方剂的“抗菌”，还是“抗癌”，甚至冀期找到针对这些“菌”、“癌”的某一化学成分，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劳民伤财而终无所获。即使找到某些化学物质，仍很难解释中医方剂的功能和作用。如六味地黄丸能滋阴补肾，治疗小儿“五迟”，也能治疗治疗妇女更年期综合征，还能治疗眼的疾患，甚至还能逆转食道上皮细胞重度增生而防癌变；再如补中益气汤除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外，还能防治感冒等，其适应证相当宽泛，无论如何用这种“线性思维”的指标或成分，难以解释方剂的多功能性和异病同治的道理。这大概也是方剂药理学研究不能不受到质疑，甚或反对用老鼠、兔子点头来评价中药方剂疗效的理由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周俊院士说：“中药复方是根据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以及单味药的功能主治组合，形成相对安全的组合天然化学库。其作用机理是复方中多种活性成分以低于它们中某一单体的治疗剂量进入人体后，有选择地，反复作用于某类疾病的多个直接靶点(治标)和间接靶点(治本)，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个观点是值得称颂的。所以值得称颂，是因为他看到了中药复方的复杂性，不能只用“线性思维”去急功近利地研究方剂。

　　2．方剂药理学的研究，应在中医药理论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其造型设计和指标，尽可能贴近中医药理论。
　　方剂药理学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一部分，它的宗旨是研究中医方剂治疗疾病的机理，为改进制剂，给人们提供安全有效、服用方便的药物，为保障人类的健康幸福做出贡献。由于中药方剂与现代化学药物不同，不是首先诞生在实验室，其基本上都是来自临床实践，因此设计实验、选择动物造型，首先应尽可能贴近中医药理论和临床，这样才能体现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如陕西的刘国强等人在《温病卫气营血证候动物实验研究》一书中介绍，采用接近临床的复合因素设计造型，模拟温病卫气营血的证候就很成功，正如王乐陶教授的题辞所言，“继承前人，超过前人”，我看确实言不为过。再如劳倦过度加饮食失节的脾虚造型设计和构思，较单用大黄致泻或用利血平造型更为合理，这也是较成功的范例。又如朱传义等用大鼠连续交配的方法，模拟“房劳肾虚”，理化检查表明血白细胞淋转率及睾酮水平交配组动物明显降低，提示细胞免疫下降，容易感染患病，解剖检查可见精囊腺明显减轻，这也是肾虚的可信金指标。所以说这种造型可能是更切于临床实际和中医药学理论的肾虚模型。

　　3．方剂药理学研究，不应背离中医药理论，也不能用对天然药物或植物药的认识代替中药方剂的研究。
　　中医方剂是数味药按照配伍理论组合而成，是数味药有机组合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整体——“合力”，以调整机体的平衡，使之恢复机体固有的“稳态”，即所谓“调整阴阳，以平为期”。这个合力应是通过所有药味全成分的“鼎力合作”来实现，不能把它看成是联合起来的“单干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包括了其已知有效成分或活性成分，也包括了未完全明了的其他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取有效成分，即只用其“精华”的制剂来做实验，可能就失去了原方的意义。实际工作中常是原方或粗提物有效，“杂质”去得越干净，效果越差，甚或无效，就是这个道理。解释一个方剂的功用，不能简单地按某一味药的作用来说明，当然更不能用某味药所含的某些成分来解释该药在方剂中的功用，如麻黄汤的麻黄含有麻黄素，但麻黄素不能替代麻黄汤中的麻黄；芍药中的主要活性成分是芍药苷，而赤芍中的芍药苷比白芍中含量高，但中医的芍药甘草汤却不应用赤芍，因为该方的中医药理论是取其“酸甘化阴”，以缓急止痛，舒缓挛急，而赤芍则活血见长，不具有酸收之性，这就是中医选药组方的理论基础和道理。如此说来，方剂研究一不应离开中医药理论，二不能用“惟成分论”的天然药物理论去诠释方剂的“合力”，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二、仰古尚新，海纳百川，他山之石能攻玉
　　前已述及，中医药在我国应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目前见诸报端的信息总是中医药的发展已远不如西医药，中医药学不能进入世界的主流医药学队伍；中药贸易国内下滑，国外市场也不够兴旺，堂堂的中医药大国的中药仅占国际贸易额的3～5%。云云，怎么回事呢?如何办？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自的高见：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呼声甚激，奋力追赶和夺回已失去的优势，与国际接轨。国家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沈平嬢认为，“中药必须走提取、分离和纯化的道路”(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5月26日第7版)；国家新药审评中心也先后制定了有关新药开发的文件及技术要求，不论经方、古方、新方基本上是一律按照西药的方法和要求，自然是先解决“黑、大、粗”的问题，找化学成分(活性成分)，无法找到的也要有个与疗效根本不沾边的“指标性成分”，在整个工艺、药效实验中去“跟踪”等等，由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脱离了中医药的基本框架，简单地把中药混同于天然药物或植物药，包括复方中药——方剂研究，这些都犹如“邯郸学步”，丢了自己的传统和技能，造成事倍功半的局面，并把中医临床上强调辨证用药和个性化用药原则形成的加减类方，简单地认定为“低水平重复”，甚至责难中医药深奥难懂，难于为现代医学工作者、各国卫生行政之主管部门及患者所理解、掌握和接受……。显然这样的提法值得讨论，不应忘记这里讨论的命题是中医药，是中医使用千百年的中药及方剂，不是西药。中医药有中医药理论和用法，西医药有西医药理论和用法，不懂得中医的人，当然看不懂中药的说明书，恐怕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聘请一位通晓斯道的中医药人员或中西医结合的专家，便可迎刃而解。问题是这种“邯郸学步”的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结果可能是“废理(中医)又废药(中药)”。

　　问题总得一分为二地看，也要看到另一面，特别是对酷爱中医药的中医药人员，不能像鲁迅先生早就告诫的那样，不要做“爱国的误国者”——不能溺爱中医药。中医药有着辉煌的历史，迄今仍然光彩照人，并为越来越多的世人所接受。但是从今天眼光来平心静气地审视中医药，如果仍单靠一根针、一把草、三根指头加上个塑料的脉诊小枕头，就算是有点现代气息了？不用说真正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就是仅限于国内，恐怕无论如何也难以应对现代人的医疗保健需要了。

　　从总体上来说，中医药的基本理论符合系统论、控制论的原则，注意整体，特别是因人而异的辨证论治思维，从系统和整合入手诊治疾病，在战略上是医学发展的方向；而西方医药学基本上是还原论、机械论，追求微观，常是孤立看待疾病的发生发展，难免有失偏颇。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西医药学的进步和发展可以说是飞速的，这其中必然有其道理，究其因，总的来说就是敢于冲破框框，善于接受利用新事物，以新为上，紧密结合现代科学思想和技术，这就是其长；研究的深入、深刻，分析的细微，什么都要打开黑匣子看个仔细，这恰是我们中医药学善于从宏观着眼之所短，取长补短，与时俱进，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真谛，何况“他山”可能不是只有石头吧？毛泽东主席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应当是中医药研究遵循的准绳。

　　更值得庆幸的是，随着21世纪到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有着系统论、整体观，强调个性化，辨证论治特色的中医药学，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目前，我国已与17个国家签订了中医药合作官方协议，与54个国家的卫生合作协定中有中医药合作的条款，这标志着中医药与海外政府间的合作得到了加强，中医药国际化走向新阶段，同时我国政府还通过WHO使海外了解中医药的科学性、优势和特点。据说这些年来华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中以学习中医药者为最多，勿庸置疑，这对中医药界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这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相伴而来的“中医药热”，以及国内外不同学科、学派学习研究中医药热情的高涨，都提醒我们中医药也应把有益于中医药发展的各种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犹如“海纳百川”般地容纳进来，就像撑杆跳一样，借助撑杆，跨越中西医药各自的鸿沟和高墙，实现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中医要与最新科学技术密切结合》一文中指出的：“我们不能想象中医理论、中医标准要由外国人来制定，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让中医发展成为有自己知识产权，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伟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