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公忱：中医现代化的哲学根据

　　作为古老的传统医学，中医面临一个存亡攸关的难题，即实现其现代化。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们的殷切希望。但它有无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尚有一些人士对此持怀疑态度。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中医以古代哲学为理论基础，限制了它与现代科技文化的沟通和结合。这一看法在中医与现代科技文化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思想鸿沟。实际上，这样的鸿沟并不存在。

　　中医哲学的历史演进
　　众所周知，中医药学自形成之日起，就与气一元论、阴阳说、五行说等结下不解之缘，以这些哲学学说作为理论工具，解释世界的本质、状态、演化及人的生理、病理、药理等。若就这些学说的原始理论形态而言，确实十分粗陋，甚至可笑，与现代科技文化不能同日而语。例如最早所谓“气”即指空气、云气、水汽等可感的具体之气，“阴阳”即向日、背日，“五行”即指木、火、土、金、水五种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物质形态。这样的概念还不能归入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进步，“气”、“阴阳”、“五行”的内涵也几经演进，发生质变，即日益抽象化、普遍化，与其原本所指越来越远。
　　可感之“气”的哲学化完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精气”、“元气”概念的出现，使“气”有了本体论的意义。此后的发展越来越精致，越具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彻底性。中唐王冰在其名著《黄帝内经素问注》中指出：天地万物及人这些有形的“器”，是有成有毁、有生有灭的，而构成这些“器”的“气”或曰“元气”是无成无毁、不生不灭的。王冰还进而指出：“气”的生化和“器”的成毁完全是其自身的运动，即“自生自长，自化自成，自盈自虚，自复自变”的，没有任何其他力量或意志参与、操纵这些过程。王冰之后，医家之所谓“气”，不再是一种实物，而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明末张介宾说：“夫生化之道，以气为本，天地万物莫不由之。故气在天地万物之外，则包罗天地；气在天地万物之内，则运行天地。日月星辰得以明，雷雨风云得以施，四时万物得以生长收藏，何非气之所为？人之有生，全赖此气。”“形（人身）之存亡，由气之聚散，故形归于气。”“气聚则形生，气散则形死也。”如此之气，既是世界一切实物、现象的本体，又是其变化的动力源泉之所在。
　　阴阳概念的哲学化始自西周末年的伯阳父。他以阴阳之气的阻隔和运动失衡解释三川地震。至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哲学的阴阳说日趋成熟，广泛运用于自然、社会各个领域。其内涵也由两种气发展为构成任何事物的既互有差异、对立、斗争又互根、互藏、依存、转化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属性、趋势等，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不再局限于一事一物，并且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总根源、总规律。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医家不仅把它看作“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神明之府”，还视之为“生杀之本始”、“死生之本”。后世医家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发展、丰富阴阳学说，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如说：“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阳为阴之偶，阴为阳之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孤阴不长，独阳不成。”。“阴阳互藏互交，以生化不息。以其阳中有阴，故阳极则阴生。”“阴中有阳，故阴极则阳生。”在临证中则把调整阴阳的偏盛偏衰、促使阴阳自和、“以平为期”作为基本的治则治法。如此完整、深刻的思想理论与其原始形态不可同日而语。
　　“五行”说的哲学化亦始自西周末年。史伯（一说即伯阳父）认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把原本作为五种生活资料的“五行”提升到“百物”本原的高度。逮至春秋战国时期，“五行”所指与其本义越来越远，诸如五虫、五味、五色、五时、五方、五音、五数、五帝、五神、五德等，其物质层面的意义逐渐淡化，方法论的作用日益突出。在医学领域则将“五行”与五脏对应，再把五脏与其他器官、部分、组织一一对应，从而将全身的每一构成要素和功能都纳入五行的框架之中。五行之间的作用，也由原来单向循环的生、克扩展为纵横交错的生克乘侮关系，更加接近实际。如此意义上的五行说，并不表示人体脏腑及其对应的其他器官、组织是由什么物质材料构成的。后世医家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运用、发展和扬弃“五行”说，将木、火、土、金、水符号化，犹如A、B、C、D、E，并不表示某种物质材料；视“五”为约辞，而非确指。“五行”说仅为理论模型，揭示人体内在要素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气一元论、阴阳说、五行说的发展，不仅与其原本意义大相径庭，三者的关系也由原来的各自独立而转向相互结合。后世的儒家、道家、医家均认为，气为世界本原，一气分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演化出分属五行的万物。就人体这一物而论，亦本原于气，具有阴阳两方面和五行生克结构。可见，三者互补，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大致能够解释自然、人体的各种现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具神生”、神生主形的形神观，“升降出入”的动态平衡思想，“取象比类”、“司外揣内”的认知方式，以“仁”为核心的医德思想等，相互整合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不仅大致满足了古代医药学发展的需要，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可称这一哲学思想体系为中医哲学。

　　中医哲学的现代适应性
　　上述中医哲学能否适应中医现代化，这是人们担心的问题。所谓中医现代化，实质就是吸收、消化现代的科技文化，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以适应人们防治各种疾病和延年益寿的需要。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医哲学与现代科技之间是否相容。就理论、方法层面而言，二者的相容是可能的。
　　1.认知方式的趋同。中医药学限于古代的科技水平，不能深入人体内部考察生理、病理现象，而是采取哲学提供的古今相参、天人相验、取象比类、司外揣内等方法，即综合各方面的现象，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的本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则表现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这一认知方法，在古代乃出于不得已；在今天则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广泛的生长点，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具有相同性。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科学是以机械唯物论为哲学思想基础，以实验分析为主要认知方法而发展起来的，追求客体静态、微观的物质结构，力图把复杂的事物还原为最简单的物质单元。应当承认，这是人类认知方式的飞跃，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现时所谓西医就是其一。但这一认知方式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即相对忽视了事物的宏观整体、动态过程、相互联系及功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或曰形而上学性。自上世纪前期以来，西方科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由静态的微观分析转向在微观分析基础上的宏观综合。既要继续深入考察事物的微观要素、结构及其属性，又要总观事物的整体功能、相互关系和动态演化。先后出现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宇宙学、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及环境科学等，就是这一发展阶段的新成果。这些科学学说对于中医而言，至少有两大意义：一是证明中医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五行生克的整体观和阴阳相交、升降出入的动态平衡思想等，是基本正确的，在较大程度上与现代科学相吻合，表明中医确实存在现代化的内在根据。二是未经过微观分析的中医，可以而且能够补上这一课。即在中医宏观理论框架内，深入考察人身生理、病理现象的微观物质基础，这对中医理论方法的完善和精确化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事实上，当今许多中医医师早已运用现代检测手段加强四诊，弥补感官之不足。就此而论，中医完全可以把现代科学手段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诊疗过程。
　　2.医学模式的契合。西医是公认的生物医学模式，这一医学模式源于其哲学基础即形而上学唯物论把人当作生物看待，相对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用理化、生物手段能够治愈人们机体上的许多疾病，但对社会性、精神性的诸多疾病，往往无能为力。何况理化、生物治病手段的毒副作用所造成的医原性疾病，贻害无穷，日益引起人们的畏惧和不安。所以联合国卫生组织提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与这一现代医学模式却有惊人的一致性，至少是这一医学模式的古朴形态。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又有义，故为天下贵”，特别强调人的精神性和社会性。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学就把研究对象——人，看作肉身与灵魂、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并有一整套带有浓厚的人文文化色彩的理论观点、治则治法和具体方药。病因中有所谓“六淫”、“七情”，后世所谓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就包括自然和社会、物质和精神各方面的致病因素。医工必须上晓天文，中通人事，下知地理；要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不仅要仔细观察、认真检验患者的各种症状，还要了解其生活起居情况以及贵贱、贫富、苦乐的变化等。这一具有科学意义的优良传统延续几千年，直到当代。由此可见，中医不是西医那样的自然科学，而是兼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种属性，至少应是兼有浓厚人文文化色彩的自然科学。千百年来的防病愈疾实践证明，这样的医学模式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如果说在古代它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在当代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当然，中医作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古朴形态，其自身具有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失调，必须进行扬弃、充实和提升，否则也是不适应现时代的需要的。

　　中医哲学的不可取代性
　　中医及其哲学基础虽然具有现代意义的合理性，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诸如概念模糊，其内涵、外延均无严格界定；尚未脱离直观；理论体系不严密等。故有人主张以现代哲学代替中医哲学。这一主张轻则有害于中医，重则取消中医，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无可行性。
　　所谓现代哲学，主要指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后形成的人本主义哲学、科学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前两种哲学盛行于西方，派别繁多，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总起来看，都有片面性，也不适合中国和中医的实际。故只能吸收它们的积极因素，如对人及情感、意志的重视，强调科学理性等。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现代中国几代革命领导人和学者的传播、运用、研究、发展，已经中国化，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可取代的指导思想。但却不可完全取代中医哲学。其理由至少有三：
　　1.“物质”不能代替“气”。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物质”为世界万物的本体，而物质就是所有实物的共性，即客观实在性。这一抽象较之中医哲学的“气”无疑具有充分的普遍性、科学性。但对中医而言，以“客观实在”尚不足以解释人体各种生理、病理现象的实质。而“气”概念却可以大致满足这一需求。“气”的种类繁多，仅《黄帝内经》就有80余种，加之后世出现的“气”，共约100多种。作为世界本原，“气”的抽象性不足，唯其如此，它才能适应中医的需要，可以解释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现象。如“元气”、“精气”、“营气”、“卫气”等概念就不可仅仅归结为“物质”。可见，“气”是特殊的“物质”，其内涵远比“物质”丰富。作为一般的“物质”不能代替特殊。
　　2.“矛盾”不能代替“阴阳”。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矛盾”即对立统一看作世界万物相互联系的根本内容和运动变化的动力源泉，而中医哲学则以“阴阳”为“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阴与阳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似乎可用“矛盾”代替“阴阳”，其实不可。因为：“矛盾”双方无特殊规定，而阴与阳则有相对区别，诸如暗与明、寒与热、迟与速等；“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人体“阴”与“阳”的偏盛偏衰则为病，故中医重视“阴阳调和”，一切防治措施都“以平为期”。据此可把“阳阴”看作“矛盾”的特殊形态，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可以传达“矛盾”对具体事物的作用，但不可代之以“矛盾”。
　　3．“系统”不可代替“五行”。现在许多学者把“五行”说看作朴素的系统论，无疑这是正确的。为了克服“五行”说的局限，能否以“系统”取而代之呢？此亦不可。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思想和现代系统论较之“五行”说完备、深刻、合理，但却不能代替“五行”。因为“五行”说除了像“系统论”一样重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强调整体的质和功能之外，还深刻揭示了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生克乘侮即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关系更接近人体内在脏器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实际。这就是说，“五行”说是特殊的系统思想或系统论，具有其不可取代之处。
　　正由于“气”一元论、“阴阳”说、“五行”说作为中医哲学的主干，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的合理性，所以至今仍然在理论上、实践上发挥其指导作用。如果硬要取代它，就等于取消了中医，更谈不上中医现代化。而只能改进它，提升它，使之真正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和中医现代化的需要。这一历史任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