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用现代科学观看中医

　　“中医难题”已经困扰我们一个多世纪了。在为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提供健康保障达数千年之后，中医学在二十世纪初叶落入低谷。自从在甲午海战中我国再度失败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之后，全国舆论抛弃“中学”，掀起了全盘西化的浪潮。当时这样做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时的科学技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以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阻碍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发展。也许是“不过正不能矫枉”吧，从那时起国内的学术界就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南京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废止旧医案》。虽然这些举措遭到民众的反对，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它们仍然给中医以巨大打击。解放后提倡中西医结合，但结果是西医为主结合了中医，使中医沦为西医的附属品。80年代后，由于年轻一代中医已经基本上西化，中医迅速衰退，面临降为辅助医疗方法的危险。

　　最近，国内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医的讨论，出现了各种各样、有些甚至完全不同、针锋相对的观点。

　　支持中医的观点认为，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有几千年连续历史的医学。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卫生保健，一直依靠的是中医。中国自东汉以来传染病流行的次数不少，但是像欧洲十四世纪和十六世纪的鼠疫流行，以及1918年西班牙流感一次死亡过两千万人者，则从未有过，这无疑有中医之功。2003年SARS流行时，中国大陆的死亡率全世界最低，广州市由于采用中医治疗最早，死亡率又在中国大陆最低。

　　反对派的观点认为，中医与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格格不入，是愚昧落后的，中医的核心——阴阳五行思想更是“伪科学”或“反科学”的。还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科技不能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正是所谓中医所代表的思维方法对中国人的影响很大。

　　为什么我们对中医学的看法会如此混乱？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大跨步的发展，现代的科学观已大不同于一个世纪前，甚至和三十年前相比也有大的变化。用现代科学观看中医的科学性，有点像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既可以发现它有科学内涵，也能看到它的缺陷。下面我们先讨论什么是现代科学的新观念。

　　一、什么是复杂性和复杂系统

　　自从二十世纪后半叶诞生了复杂性科学之后，现代科学的观念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启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性的大门。这里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复杂性科学和它产生的新科学观念。

　　复杂性科学是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的一门交叉学科，包括自然、工程、生物、经济、管理、政治与社会等各个方面。下面我们只讨论什么是复杂性和复杂系统。

　　世界上的很多系统都是由许多组分组成的，这些组分可以是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是复杂的，也可以是简单的。晶体是由大量的组分（原子或分子）组成的，但是这些组分排列得井然有序，它们仅在平衡位置附近轻微地振动(图1)。在研究晶体的一般性质时，我们并不把它当作复杂系统。

　　气体是由大量的分子组成的，比如说每立方厘米中就有1022个分子。气体分子以完全无规则的形式飞来飞去，因此它们之间进行着频繁的碰撞(图2)。如果我们只对气体压强和温度或压缩率等特定的性质感兴趣，我们可以用统计力学的方法得到简单的公式，我们也不认为这些是复杂系统。但是，如果我们想跟踪研究每个分子的运动，就会发现它们是如此复杂，以致根本不可能预测，因为每个分子运动的初始条件只要有一些微小变化，它的随后状态就会发生急剧变化，这些微小变化是不可控制的，因而这个分子的运动也是不可预测的。

　　因此，系统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它们是由大量数目的组分所构成的，而且还表现在它们具有复杂的行为，我们所称的复杂系统是指具有较高复杂性的系统。如何定义复杂性和复杂系统呢？

　　复杂性的现代定义是以代数复杂性的概念为基础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系统的状态可以用一系列数据来描述，这些数据可用数字表示，它们构成一个数列，因此我们只要定义这种数列的复杂性就行了。举一个具体例子，比如l、4、9、16、25、36等数字构成的数列，我们发现这个数列可以由自然数n的平方得到。每当给出一个数列时，我们就进行类似的研究，确定是否存在一个计算机程序和一组初始数据，用它们是否可以计算出整个数列。它们若存在并能表达出来，则程序和初始数据的最短长度便是代数复杂程度的量度；若它们的长度大得难以表达（甚至不存在），则这样的系统就称为复杂系统。

　　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来研究一个复杂系统。例如，可以在宏观层次上通过对宏观行为的研究来处理人体或其他动植物，或者在中间层次上研究各个器官的功能，或者在微观层次上研究DNA的化学。如果想寻求系统的普适定律，我们需要决定在哪个层次上来研究更合适，在微观层次还是宏观层次？例如，气体在微观层次上完全无序，而在宏观层次上看来却是均匀的，因此我们在宏观层次上研究气体才能得出普遍规律；与此不同，晶体在微观层次上井井有条，而在宏观层次上仍然是均匀的，因此我们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次上研究晶体都能得出普遍规律。

　　在选定的层次上，如何才能有效地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呢？人类在任何层次上研究事物都有“还原论”和“整体观”这两种不同而互补的立场和方法。

　　“还原论”方法又称作分析的方法。它把系统分解成各种更简单的组分,研究这些组分的性质,据此再用形式逻辑推知其整体状态。此方法的优点是容易借助工具，结论清晰；缺点是在分解时必然会丢掉一些东西，它们虽小，但在长时期或大范围内可能起重要作用，如同造成混沌现象的“蝴蝶效应”或者像钢球落到刀刃上那样，它们产生的结果难以预测。

　　另一种方法可以称作“整体观”方法，它把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把系统进一步分解成各种简单组分,它研究和描述系统的整体状态及其随时间的变化。此方法优点是可以完整全面地认识复杂事物;缺点是不易借助工具，比较依赖人的知识、经验和直觉。

　　对于简单的系统，整体观和还原论是一致的。例如，对于理想气体组成的体系，热力学（用热量、压强、熵等概念描述宏观状态）和统计力学（用分子的速度分布、动能分布、混乱和有序的几率等概念描述微观状态）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用统计力学的微观定律推导出有关气体压强和温度的热力学定律。

　　由于科学在过去几百年中的大发展主要使用了还原论或分析的方法，现在自然界的各种简单系统的规律已经大致清楚，科学开始转向研究真实世界的复杂系统本身，才发现许多复杂系统的组分单元的数目太大，类型太多，无法用统计方法简单处理。使用分解和抽象时会丢掉许多看起来很小的因素，还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初始条件中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异，使这些系统的行为看起来像随机的（例如图3中的钢球与类似的掷骰子、扔硬币和天气现象等），其规律不能由其组分单元的规律推出。还原论或分析的方法具有局限性，科学开始更加重视整体观方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整体观方法并非总是在还原论方法无法使用时才不得已而用的，它也可能是描述复杂系统的最佳方法，而且科学在过去几百年中的大发展中就使用过。例如，为了最好地描述气体的状态，我们不是给出组成气体的分子在每一时刻的所有坐标和动能，而是用压强和温度等宏观量。其实，正是自然界本身给我们人类提供了测量或感知这些量的方法。

　　二、生物复杂系统的特点  

　　在化学反应中，大量分子参与的化学反应往往就是复杂系统，它们生成新的分子。生命现象比物理和化学中的现象更复杂。在生物世界中随处可见复杂系统。细胞由复杂的细胞膜、细胞核和细胞质组成，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含有许多低一层的组分。在细胞中，在同一时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几十到几千个新陈代谢过程。人体更是一个复杂系统，成年人是由大约1016个细胞组成，每个细胞在演化过程中还有随机性，因此在细胞层次上研究人体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器官由大量细胞组成,它们以非常规则的方式协调一致地进行合作。各个器官又进一步服务于各种特定的目的，并在一个动物体内协调一致地进行合作。

　　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大概要数人的大脑了，它由1010个甚至更多的神经细胞所组成。它们协调一致地进行合作才使我们能够识别图样和说话，或者进行其他的思维活动。

　　每个生物体都是一个复杂系统，而且它们有许多级层次，从分子层次、细胞层次、器官层次，直到整个植物或动物。在这里“微观的”和“宏观的”变成了相对的概念。例如一个生物分子同组成它的原子相比可以看作是“宏观的”，而同细胞相比它就是“微观的”了，等等。

　　生物复杂性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在每一个层次上，我们都会发现一些特定的组织或结构。因此，物理学不可能取代化学，精通化学并不意味着我们了解了生命。同样地，懂得了人体的生理结构和机能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规律。当从微观过渡到宏观层次时，系统一次又一次地出现那些并不出现在前一个层次上出现的新特性。

　　然而，生物系统最重要的特点还在于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高度协调。在一个细胞中，在同一时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数千个代谢过程。在动物体内，成千上万个神经和肌肉细胞密切协作，产生了井然有序的运动：心跳，呼吸或思维。认知识别是需要大量细胞高度协调地合作进行的过程，人类的思维和言谈也是如此。显然，所有这些高度协凋、密切相关的过程只有通过交换信息才能实现。这些信息被产生、传输、接收、处理，还要转换成新的信息，并同时在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和不同的层次之间交流。因此可知，信息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至为关键的因素。

　　如果你问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在二十世纪中叶，大家的回答很可能是“物质和能量”。但是今天理解“知识经济”这个概念的人都知道，信息同样是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只给工人们以电能、金属和塑料，他们不可能做出任何有用的东西，只有当他们具有如何组装、焊接和调试的所有信息，他们才能造出汽车飞机和其他产品。在我们身体的细胞中，核糖体拥有氨基酸组建模块和ATP合成为ADP过程中释放的能量，但如果没有细胞核中DNA所携带的信息，同样无法合成任何蛋白质。总之，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进展告诉我们，信息在世界上的任何过程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John A. Wheeler教授创始的学派就认为物理世界是由信息构成的，信息是最重要的，物质和能量不过是附属物而已。这就像要得到一件精美的雕塑，艺术家的知识和技能是最重要的，其他只是一堆泥而已。

　　三、用现代科学观看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

　　不久以前，人们还普遍地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们研究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其实，人和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由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生物即人类的行为和他们组成的更为复杂的系统的规律。长久以来，人文与社会科学都只是在宏观层次上研究人类的行为和他们组成的社会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规律，这些特征和规律与以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代表的层次上的特征和规律截然不同。然而它们研究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自然界在不同层次上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规律，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一些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学科，如系统生物学、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等等，就是在研究和揭示这些联系。事实上，正如现代研究已经发现的那样，物理学越是涉及复杂系统，就越需要新的概念，而且它的某些主要特点(比如准确预言的和可重复的能力)就会逐渐丧失。复杂系统的行为存在着深刻的类似性。换句话说，复杂行为可在极不相同的基质上实现。越是复杂的系统越具有与人类相似的行为特征。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甚至中医学也用了类似研究人文和社科的方法来研究人体。过去科学界不理解中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有在复杂性科学出现后，能够理解中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条件才开始成熟。

　　任何人的健康失常，都会出现一些症状，如发烧、头痛、呕吐、浮肿等等，它们都是人体处于异常状态的反应。西医的方法是找出病源（感染性病源或非感染性病源）、消除病源，以防治疾病，使人体恢复正常；中医的方法则完全不同，它认为人体各种功能必须协调和平衡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包括用免疫力抗病毒、自我调节和自我恢复的能力）。若遭受某些致病因素的破坏，体内各种功能失衡、不协调，就会发生疾病。在治疗时，利用药物的属性来调整机体的平衡，使之恢复正常协调，就能消除健康失常的病源。

　　总之，西医注重物质的实体，中医却不大研究实体，只重视关系，即体内各种功能部分之间的相关性和相对性、协调与合作。现在我们看看中医是如何描述观察和调节人体的各种功能的关系和平衡，从而诊病和治病的。

　　中医诊病用四法：望（察看神采、颜色和形体），闻（听发出的声音），问（询问病情），切（诊切不同部位的脉象）。这种诊病方法有点像在商店挑西瓜。有经验的人，他们拿起西瓜，拍拍，通过听声音，看颜色、瓜蒂，掂重量，综合判断西瓜甜不甜，水分多不多，也可以判断得很准。因为西瓜内在的好坏可反映在外在的很多方面，切开可以判断；不切开，如果能掌握西瓜表面的现象和内在的联系，也可以作出精确的判断。中医诊病类似有经验的人挑西瓜。

　　不少人误以为中医没有解剖学,实际上东方人与西方人都一样，无论是挑西瓜还是诊断人体，都有“切开”或解剖的观察作基础。《资治通鉴》卷三十八，汉纪三十，王莽下，天凤三年（丙子，公元一六年）记有：“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臧，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这清楚地记载了中医不仅有解剖学，而且王莽曾用活人来解剖。这方面比西方的解剖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不过，由于西医研究实体，中医注重关系，他们在解剖观察人体时，观察的目的不同，得出的概念也不同。中医得出的是阴阳五行学说，用以描述和研究人体的组织结构、功能活动、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药物治疗。

　　先说阴阳，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用来描述一切事物和现象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正反双方的概念。阴阳描述的是事物的相对关系，例如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上，男是阳，女是阴；母和子的关系上，母是阳，子是阴。我们把正电荷又叫“阳电”，负电荷又叫“阴电”，就是这样来的。阴阳并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不断地进行着“阳消阴长”或“阴消阳长”的竞争。中医认为，人体在进行机能活动时（阳长），必然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营养物质（阴消）；在化生各种营养物质时（阴长），又必须消耗一定的能量（阳消）。阴阳只有相对的、动态的平衡，而没有绝对的、永久的平衡。人体中阴阳在一定限度内不断地有消有长，有盛有衰，这是生理活动的过程。中医认为阴阳相对平衡方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若遭受某些致病因素的破坏，体内阴阳任何一方偏盛或偏衰，都可发生疾病，既是“阴阳失调”。《黄帝内经》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就是这个道理。

　　在治疗时，根据阴阳偏盛或偏衰的情况确立治疗原则。如阴不足要滋阴，阳不足要温阳，又如中医认为“阳盛则热、阴盛则寒”，故阳偏盛要清热，阴偏盛要祛寒，以此来调整阴阳的相互关系，恢复阴阳的平衡，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在用药时，我国医学将药物的气味、性能也分别归纳为阴阳两种属性，以此作为处方选药的依据之一。如以药性的寒、热、温、凉四气来分，寒、凉属阴，温、热属阳；以药物的辛、甘、酸、苦、咸五味来分，辛、甘为阳，酸、苦、咸为阴；以药物的升、降、浮、沉（一般性能）来分，升、浮为阳，沉、降为阴等等。临床上就是利用药物的阴阳属性来调整机体阴阳的偏胜或偏衰，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还发现，把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大致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可以方便地描述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五种基本类型称为“木、火、土、金、水”五行。值得注意，这里的“行”字来自易经（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君子应效法天行之健而自强不息。”其中“行”字的含义是运行的意思，在广泛的使用中，“行”字的内涵有些扩大，五行泛指五种基本的过程、事物的五种相对的形态，然而绝不是五种物质实体。许多人把五行当作是迷信或伪科学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误以为中医中的“五行”是组成人体的五种物质实体，那当然与事实不符。

　　其实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已经用西方科学的观点对五行概念作过正确的阐述。他说：“五行的概念，倒不是一系列五种物质的概念，而是五种基本过程的概念。中国人的思想在这里独特地避开了本体面。”他又说，“五行理论乃是对具体事物的基本性质做出初步分类的一种努力，所谓性质，就是说只有在它们起变化时才能显示出来，因此，人们常常指出，element这个词从来不能充分表达‘行’这个意思。”（《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十三章C节）

　　中医把人体的五个脏器——肝脏、心脏、脾脏、肺脏、肾脏的属性用“五行”来描述。这里的五脏与西医中同名的器官不等同，应当把中医中的五脏看作是与五行对应的功能系统，而不是实体器官。

　　脾胃（属“土”），主管饮食的消化吸收，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功能系统。土质不良(营养份吸收不足)将无法供应各个器官应有之营养。脾脏对水有调节作用，即“土克水”；

　　肝脏（属“木”)，为解毒功能系统，当人体吸收或食入有毒物质时(如药物、酒精)会经由肝脏分解毒素后再经由肾脏排出。因水生木，如水不足或木之吸水性过强(肝火旺盛)都将造成木之枯萎(肝脏运转不良)，又木克土将造成脾、胃功能之障碍。

　　肾脏（属“水”），主宰人体生长发育、生殖及维持水液代谢平衡的功能系统。功能包括生殖、泌尿系统及部分内分泌、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水生木”，故肾脏功能不健全或退化时将连带影响肝脏之正常运作，又土克水将会影响脾、胃功能之障碍。

　　心脏（“属火”），统管机体各部，使之协调活动，在脏腑中居于首要地位，所以“五脏六腑，心为之主。”主神志（包括神精状态、意识、思维活动等），主管血液在脉管内运行。血液之所以在脉管内循环不息，营养全身，主要是靠心气的推动作用。心气的强弱，心血的盛衰直接影响血液的运行，都可从脉搏上反映出来。中医的心包括了循环、血液、中枢神经和植物神经系统等。因水克火，肾脏与心脏两者间若无法达到平衡将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如水过于旺盛则气血将无法正常运行，如火过于旺盛则将反制水，我们常说的火气过大即是一例。

　　肺脏属“金”，位于胸腔，主要是指呼吸系统，但对体液和血液循环也有调节作用。肺与鼻、皮毛、声音均有密切关系，临床上凡属呼吸系统、体液和血液循环、咽喉等方面的疾患，多可从肺论治。因土生金，故脾、胃功能无法正常运作时肺脏也相对受到影响。

　　五行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相生就是相互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就是相互制约、抑制、克服的意思，如：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造成当前中医困境的一个原因是普遍误解了阴阳五行学说，然而抛弃了这个内核，中医的理论体系就坍塌了，就成了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只能成为附属于西医的经验药物学和治疗法。如果意识到中医不是在研究器官实体，只重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协调，我们就应该至少回到上述李约瑟的观点。不仅如此，在当前发展复杂性科学的时候，中医学从协调关系入手来研究人体这个复杂系统的经验还有可借鉴的价值。

　　现代科学界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点。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复杂性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普利高津在他的书中写道：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指现代科学的一些新进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正如李约瑟在本世纪内他论述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基本著作中经常强调“经典的西方科学和中国的自然观长期以来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学向来强调实体（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

　　这个差别在今天，即使和几年前的想法相比，其重要性也显得小得多了。

　　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

　　中医治疗的有效性是长期实践考验和确认了的，而且近年来，它曾数次与西医疗法直接对比。例如，1956年石家庄流行乙型脑炎，当时用的西医疗法未控制住病情，死亡率很高。中医师蒲辅周发现许多病人的症状都是高烧、脉洪大、舌质红、黄燥苔等，那时天气很热且干旱，他就定为暑温，用张仲景《伤寒论》中的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之类的方剂来治，疗效明显超过当时使用的西医方法，死亡率下降。1957年北京又流行乙型脑炎，再用白虎汤或竹叶石膏汤之类的方剂来治，效果却不佳，蒲辅周发现这时天气是连月阴雨，湿而且热，病人症状多是胸闷不饥、恶寒少汗、面色淡黄、口不渴、苔白腻、脉濡缓，定为湿温，改用三仁汤或藿朴夏苓汤等祛湿清热的药，疗效又明显改善。

　　2003年SARS暴发，西医千方百计用显微镜抓到了“冠状病毒”，然后寻找杀灭此病毒的方法，用以防治；中医无法找、也不去找“冠状病毒”，只根据当时的气候和环境地理状况及病人的证候表现，确认为是以湿邪为主的瘟疫病，实行辨证论治，得到的效果显著超过了当时所用的西医疗法。

　　应该说，中医和西医各有特点、长处和短处，人类未来最好的医学应该是包容中西医的、基于多元文化的医学。

　四、当前中医的一些亟待改革之处

　　当前的中医也有不足，因而有需要改革之处。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进行的“中西医结合”就是想做这种改革，也做了许多好事，但是后来走偏了。究其原因，其实主要还是中医学界 自身的确存在一些亟待改革之处。

　　李约瑟也知道在中医界流行的看法是把阴阳五行混同于组成世界（包括人体）的基本组分实体，就像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理论一样。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说，“回顾前面所讨论的一切，五行或阴阳体系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任何人想要嘲笑这种体系，都应当回想一下当年创立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辈们曾经耗费了他们大量的宝贵时间来与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理论、逍遥学派的顽固的智者们所进行的斗争。中国的五行理论的惟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到了十八世纪就变得荒唐了。这个问题可以再一次回到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经过一场文艺复兴、一场宗教革命，同时伴随了巨大的经济变化，而中国却没有。”这些话有道理。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是在两千多年前奠基和成形的，如果把它们与同时的希腊科学文化相比，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经受住了更长时间的考验，中医至今还在应用。也许正是这种成功造成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缺乏改革的动力。希腊科学文化在伽利略时代经历了一次大改造，诞生了通过严格设计的实验来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才产生了今天的现代科学（包括医学）。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也需要不断更新才能发展。当前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亟需学习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一次大改造，才能复兴。

　　下面通过两个具体例子来谈中医的不足之处和发展方向。

　　《参考消息》2005年5月17日第七版报道，英国科学家研究证明针灸确实有效。报道说它首次毫无疑问地证明了针灸可以触发实际控制疼痛的脑部运动。然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针灸机理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也有许多学术著作，但国际学术界都不承认。为什么这次英国科学家的实验结果一出来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我想这则报道应该对我们中国人有所触动。

　　他们是怎样做的呢？实验是由英国两个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的，他们要测针灸对骨关节炎的病人是否有实际效果。病人分成三组，第一组病人用粗针，并被告知针头不会扎到皮肤里面去；第二组也使用不扎入皮肤的粗针头，但让病人完全相信已经扎进去了；第三组是正常的针灸。然后用磁共振看脑部的反应，发现第三组病人脑部有明显变化。这个结果是可以被科学界接受的，因为它排除了心理和其他干扰因素。

　　这个例子其实具有普遍性。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是，为什么我国的学者就想不到要做这样严格而复杂的实验呢？这样做实验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场科学革命中产生的寻找真理的严格方法，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基本方法。过去两千多年中，中医走得太顺了，没有经历过类似的革命。但愿目前中医的艰难处境能够引发中医进行这场革命。

　　另一个例子。在两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提出了“五脏主五志”，“五志主五脏”的学说。根据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医把“五志”即喜、怒、思、悲、恐五种情绪的变化与五脏功能联系起来，指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悲、恐”。情志活动本是人体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心理反应，正常情况下，偶有情绪波动不会致病。如果超越了一定限度而不能节制，就会出现精神情志活动的异常，使五脏功能失调而致病，如“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悲伤肺，恐伤肾”等。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强调的发病机制为情志内郁。

　　据美国《科学》杂志网站２２日报道，美国杜克大学的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怒气的确对健康不利，因为它会使体内一种导致炎症的蛋白质含量升高，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种蛋白质称为Ｃ反应蛋白质（ＣＲＰ），此前研究已表明它会导致炎症，进而引起心血管疾病。炎症反应会使动脉内层硬化，使它们更易堵塞，而人体内Ｃ反应蛋白质含量是比胆固醇含量更好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指标。这些科学家在新一期《心理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对１２７名年龄在１８岁～６５岁之间的成年人进行观察，发现与平静乐观的人相比，心里充满怒气、抑郁或怨恨的人，体内Ｃ反应蛋白质含量要高出１～２倍。这进一步显示，情绪压力会影响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这是人们首次发现怒气等不良情绪与Ｃ反应蛋白质含量的关系，不过其中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这个消息表明，中医关于“五态”与“五脏”之间的联系的学说，已经可以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刚起步，离确认“怒伤肝”还有距离。

　　总之，目前在复杂性科学观兴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解开中医学的科学性之谜的钥匙；我们也能看到，中医学的发展方向是要抓住复杂性科学观发展的机遇，融入现代科学的潮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