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鹏:哲学与医学概念不可混淆

中医学特殊的“医学－哲学”模式，使得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研究成为了在还原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医学现有体系的重要研究课题。而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存在的差异，使有些研究者很难同时对两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比较全面、深入和客观地把握，因此相关性研究成果常存在盲目、夸大之嫌，过犹不及。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研究应把握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重新审视中医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哲学所起到的作用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先秦两汉之际基本成型，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期的哲学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哲学中的具体学说，比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精气学说，被结合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成为了中医学建构理论框架的重要思维模式工具，因此，这个历史时期中医理论的发展，往往是从理论思维模式到实践的逐步演化，或者说在中医理论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化建构之初，哲学与医疗实践同样是中医学理论建构的基石。
　　先秦两汉以降，哲学与中医学结合的第二次高峰时期为宋、金、元，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之说，宋理学以儒为基，援引道释之说，不论是其治学之风，抑或是某些具体思想，都给同时期或其后的医家以巨大影响，由《儒门事亲》、《格致余论》等医著之名便可见一斑。但细观此时期或者是由汉至宋这个很长历史时期内的医学著作，哲学所起到的作用与先秦两汉中医理论初始建构之时已大不相同，这段历史时期哲学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医者论述其医学观点的哲学论据，而并非是先时理论建构之际思维模式工具之用，而且此哲学论据亦常是医者攀慕“圣学”之心理作怪的缘故，此风在理学为显为圣之宋时犹盛，但细读金元四大家之作，便可发现，此哲学论据相对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论据、特定历史时期的疾病谱等现实依据、特定历史时期的医疗时弊等因素已属次要。
　　因此，从中医学理论建构的角度出发，先秦两汉之际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学－哲学”模式是我们相关性研究的重点，对这个历史时期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医学理论建构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公正地反思中医学中阴阳、五行等具体哲学思维工具的优劣，是我们时下制定适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方案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至于其后历史时期尤其是宋代哲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研究，应把握好主次，且不可与先秦两汉之时同日而语，把哲学中的某些思想作为是医家立论的基石或模式工具就大错特错了。
　　重视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相关性研究切不可神秘化
　　中医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医学，其自然科学属性是其主要属性和根本属性，“以优秀的理论服务临床，在临床中检验和升华理论。”是中医理论研究应本的原则，因此“医学－哲学”模式下哲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研究亦应该实事求是，切不可故弄玄虚、自设神秘。
　　由于具体特定历史时期的限制，古代哲学中有大量过于朴素、机械，甚至是错误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在中医学中往往有所体现，如儒文化浓郁的政治情结影响下，中医学中大量的用社会政治伦理观念来阐释人体生理病理的理论，特别是藏象理论，五行的机械比类，以及道家的“玄览”、“心斋”、“坐忘”、理学的妄谈心性、佛家的顿悟直觉等方法影响下的中医学的“内景返观”等思想。
　　哲学概念不可与医学概念相混淆
　　中国古代哲学为中医理论建构提供了思维模式工具，如哲学中的精气神等概念被其结合人体自身的特点作为阐发人体正常生命现象的工具，哲学中的阴阳被其用来说明人体正常的生理结构、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及其治疗，哲学中的五行被其用来阐发以五脏为中心的人体生理系统，五行的生克制化被用来说明脏腑之间的促进与制约的双向调节。必须要注意的是，被中医学借鉴作为思维模式工具的哲学思想已经被结合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打上了医学的烙印，已非本来的哲学内涵，如不明此，概念相混淆，不但不能理解医学理论，更不能剔除中医学中夹杂的某些哲学思想以发展中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
　　如哲学中的“精”往往与“气”是同一个概念，而中医学中的“精”则是指禀受于父母的先天生殖之精和源于后天的水谷之精，“气”则是指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主要是指元气、水谷之气、呼吸之气构成的一身之气。古代哲学的精气学说在两汉时期被元气说同化，成为“元气一元论”，如果把哲学中的“元气”等同于中医学中由先天之精化生的“元气”，便会得出“人体内的元气是人体自身的生成之原，是各脏腑组织器官以及精血津液的化生本原”这样的错误结论。
　　在正确区分哲学概念与医学概念差别的基础上，便能进一步除却中医理论中某些不适宜于阐发人体正常生理的哲学表述，比如在关于生命个体形成的问题上《素问·天元纪大论》云：“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而《灵枢·天年》云：“人之始生……以母为基，以父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两种论点相比较，后者所论述的人以父母生殖之精而成比较符合实际，而前者所论述的人和其它自然界事物一样都是由天地之气相合而成是纯粹的、非医学的哲学表述，这种哲学表述仅是为了作为人与自然界万物相联系的理论论据，尽管目前我们并没有找到对这种密切相关性的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但相信中医学未来的发展应该是逐渐抛弃这种原始、朴素的哲学解释，更趋向于自然科学的表述。
　　时代的发展必然要抛弃对某些中医学理论的哲学解释
　　哲学与中医学的相关性研究并非是要我们一味赞其利而不言其弊，尽管我们反对某些不考虑中医学自身特点的“中医现代化”方案，但亦不应该满足于中医学的“老面貌”，搞保守主义，形成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笔者认为，对中医学某些理论的解释和阐发亦不应该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哲学解释，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代之以更科学更符合生命科学的解释。
　　比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以七、八分别作为女子、男子生长壮老已生命过程的基数，王冰注之曰：“老阳之数极于九，少阳之数次于七，女子为少阴之气，故以少阳数偶之。”“老阴之数极于十，少阴之数次于八，男子为少阳之气，故以少阴数合之。”一派哲学解释，笔者认为这段表述最主要的依据应该是对大量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如果单纯予以哲学相对固定的解释，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随着时代的变化，七、八这个基数发生了变化，也很难让中医学以医学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再如，对《伤寒论》中传经日期的解释，我们常以《周易》中“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为解，亦是哲学上的解释，在新的历史时期下予以更加合理的科学解释是中医学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