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文以载道”简而言之，道是道理，是指一切技艺方法、思想学说、事理规律等而言，都需用文字来传播，并以文学形式来发扬。正是“文是基础医是楼，学海无边苦作舟”。
综观历代卓有建树的医药名家，无一不是博学多才，大多精通文学，医儒不分。例如张仲景“勤学古训，博采众方”而著《伤寒杂病论》称为“医圣”；华佗曾“游学徐士，兼通数经”而成外科鼻祖；陶弘景“读书万卷，善琴棋，工隶书”；孙思邈“博览群书，研究医药”后世尊为“药王”。近代恽铁樵早年从事文学，曾主办《小说月报》中年后弃文从医，而自成一家。任应秋在学医之前，就通读经书诗文，打下良好的古汉语基础，为后来研学医理奠定雄厚实力，而成为一代中医学理论大家。
由于文学是医学的基础，历代名医运用文学的编篡和撰著，以阐明医理。自从王冰注解《素问》以后，马莳补充了《灵枢》的注解，名为《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注证发微》，是两书合注最早的人，使研究内经得到不少便利。明代张景岳对素问灵枢分类合编而成《类经》，分为十二大类，加以注解整理，条理井然，易于寻览。由于卷帙浩繁，博而不约，诵读学习，均有不便。李中梓依据客观要求，摘编而成《内经知要》，汪昂也有鉴于此，编成《素问、灵枢类篡约注》，两书均是课本性质，阅读起来，更有条理，故流传广泛。
在伤寒杂病方面，有注重研究经验的，有强调运气的，有专门研究立法的，有以辨证立方为重点的，有对编次顺序进行研究的，有引伸其六经理论及方义的，在著作类型方面有注释，有发挥，有歌诀，也有专门研究方药的作品。如在注释方面现存的，仅清代即有40种左右，自从王履在《医经溯洄集》的“伤寒立法考”里要为《伤寒论》重新编类，以致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就是在20年的研究中寻求端绪，详加考证，把原有条文作了整理归纳而编成的。柯韻伯的《伤寒论注》对于经文重新作了安排，他见到张仲景的原文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所以就以证为篇，书前先立总纲，每经又各立总纲一篇，每篇每节再各标一证为题，更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应用方剂亦分经列入，如桂枝麻黄等证列于太阳，栀子承气等证列于阳明。他这样编次学习起来使人易于领会和掌握。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采用夹注的方法，把古奥难懂的句子，通过夹注使人易于明了，很便于初学。在发挥伤寒学说方面，如明代戈维城《伤寒补天石》多发仲景言外之意。陈修园《伤寒医诀串解》通俗简明，便于初学。程杏轩《伤寒提钩》、《伤寒析疑》由博返约，题材非常精当。对伤寒学说均有不同程度的发挥。方论方面，明许宏《金镜内台方议》，对仲景药方作了分析研究，发挥了很多颇为深入的议论。徐灵胎《伤寒论类方》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此从流溯源之法。”因此他把伤寒论药方分为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再把同类诸方附入，每方之后又罗列使用此方的条文，这样证情方义，就能一目了然，对于学习《伤寒论》使用伤寒方都开辟了新的捷径。在歌括方面，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医学三字经》可为代表。
清代伤寒学说的发展和温病学说有着相互影响，如杨栗山的《寒温条辨》即主张辨清寒温，两者不容误治。更有章虚谷的《伤寒论本旨》援引温热学说，以补伤寒之不足。
在全书类书丛书方面：全书是由基本理论到
临床各科齐备的著述，或统编或分册各定一名；类书是资料性质的汇集；丛书则是不拘一格的丛刻。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就是属于统编的全书，共100卷，包括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张景岳《景岳全书》是分册定名的全书。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计520卷，资料丰富足资参考。
汇刻的丛书，明代以王肯堂辑，吴勉学刻《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为代表，共汇刻了44种医书，重要著作几已罗列迨遍。清代的丛书不下30种，如王琦《医林指月》12种，程永培的《六醴斋医书》10种等都富有参考价值。一家丛书则包括祖孙、父子的著作，或发挥一家学说的著作，如薛己的《薛氏医案》16种，张璐《张氏医通》7种可作为代表，都系统地反映了
学术见解和临证成就。个人的丛书，如汪机的《汪石山医书》8种，王肯堂《六科证治准绳》、徐灵胎《医书八种》沈金鳌《沈氏尊生书》5种，对临证有一定意义。陈修园《南雅堂医书全集》16种，通俗易懂，对普及医学有很大作用。
综合上述，可见历代医
药学家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多么伟大的作用，更使我们深刻领悟到名医药家对文学史学的修养多么重要。（刘昌艺整理）
作者：
刘弼臣 2006-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