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西医学伦理学的新发展
医学不同于其它科学技术，其本身就含有伦理因素，医学伦理学是伦理学与医学相互交融的学科。医学
临床实践、医学科学研究和其它医学活动过程中都体现了伦理价值和道德追求。尤其最近几十年医学的巨大发展，医学道德日益由医生、病人等个体的道德发展为社会公益道德，哲学上的价值论、功利主义、公益论开始影响和指导医学伦理选择。随着现代高科学技术与现代生命科学成就的注入，使医学领域中的高新诊疗手段不断增多，医学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医学科学的进步强烈地冲击着人类社会，同时动摇和改变着人类的自然进程和医学伦理的传统模式，如医疗技术带来的种种困惑，在生命伦理道德上又产生了许多难题：生殖技术、重组DNA、安乐死、器官移植、生育控制等等。由此，医学伦理学开始向生命伦理学过渡，生命伦理学逐渐兴起、形成与发展，医学伦理学进入后现代时期。生命伦理学是对人类生存过程中生命科学技术和卫生保健政策以及医疗活动中道德问题的伦理学研究。它包容了所有传统医学伦理学内容，并且超越了医患关系的范围，应用生物学、人类学、
管理学、环境保护意识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对医疗卫生保健的多种因素进行研究，除高新生命科学技术中的各种难题外，它把目标集中在为什么与如何解决人类平等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上。总之，历史发展对中西医伦理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归纳起来，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当前劳动分工发展到相互密切协作为基础的社会大生产阶段时，医疗卫生事业已由原来医患私人关系发展为社会性事业。作为一种社会性事业，就要考虑收益分配是否公正，是否能利用已有的公共卫生资源来为大多数人带来最佳的医疗服务。
其二，以往以宗教经典或圣言规范下的医疗行为，由于生物医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医疗支出增多，以及价值的多元化，现代医学伦理学更多地涉及病人、医务人员与社会价值的交叉或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医患关系的不协调等伦理学难题。
其三，非自然的生殖方式、
避孕、
人工流产和绝育、产前诊断、
遗传学检查、遗传学筛选、遗传咨询、基因治疗、基因工程等技术带来的利害得失如何权衡。
其四，如何正确认识死亡与安乐死，死亡的定义是心脏停跳还是脑死亡，安乐死是否符合医学伦理学。
其五，医学的发展使得新生人口增长与死亡人数减少,从而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温室效应、臭氧层变薄、酸雨等对全球人类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如何促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保护人类健康的根本前提。伦理学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规范值得医学伦理学借鉴。因此，应该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人类健康生存之道，坚决排斥传统伦理学中“人类中心论”思想，要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作为医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医学伦理学走向生命伦理学发展阶段已为中西医学所共识，但由于二者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植根的社会制度不同，因此其发展中也存在诸多不同：中医伦理观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或哲学之中，中医学伦理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出自朴素的人道主义和医德观念，这与古代西方当时的医德思想大致相同。但中医学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与辩证法之上，不注重实验医学，与其他自然科学发展融汇较少，且自汉唐以后，儒家学说与当时社会的统治思想相结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医学伦理的发展，始终自觉或不自觉与儒家思想甚至于统治者的要求保持一致，因此其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难以产生较大飞跃，不能像西方医学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观点，以代替不适合医学发展的旧观点。但西方生命伦理学在发展中也遇到了其不可回避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及社会成员经济基础不同，利益产生多元化，无共同利益就不可能有统一的道德，因此难以解决人类平等享有医疗保健权利这一根本问题。
中西医学伦理学既面对共同问题与挑战，又各有不同，中国的生命伦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我们并不拒绝或排除建立全球生命伦理学的良好愿望，但它一方面还需要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去参与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充分认识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认识到中国自身深厚文化中的精华，放眼世界，既不盲从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正视人家的长处与优点；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求同存异才有可能提出我们自己的卓然见识，才有可能为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和推进作出有效、有益的实质性贡献。（完）
作者：
张明雪 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