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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上海的医学特色探究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摘要:上海自宋代发展成镇,元代设县,到明代城镇经济迅速发展,商肆酒楼林立,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名邑。经济的发展,为医学经验的积累和传统理论的创新,创造了条件。科技的进步,为医学著作的出版和医学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便利。疫病的流行,也迫切需要临床经验的总结和医学理论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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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自宋代发展成镇,元代设县,到明代城镇经济迅速发展,商肆酒楼林立,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名邑”。水道的疏通、城墙的修建加快本地的经济兴盛,逐渐成为全国纺织业、手工业中心。经济的发展,为医学经验的积累和传统理论的创新,创造了条件。科技的进步,为医学著作的出版和医学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便利。交通的发达,促进从医者出外学习,访师拜友,共同提高。疫病的流行,也迫切需要临床经验的总结和医学理论的深化。于是,海派城市正在酝酿独具特色的中医理论,日渐孕育蜚声海内的医学大家,据《松江府志》和各县县志载,明代上海地区名医多达93人。
承启金元,阐发提高
  数百年的积淀,明代上海形成不少中医世家。《礼经记•曲礼下》日:“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何氏先祖随宋室南渡居青龙镇(今青浦区白鹤镇青龙村),南宋绍定年问(1228年一l233年),何侃任浙江严州淳安县主簿,任满后归隐于医,成为江南何氏医学世系的第一位医生。800年来,何氏世系编著医论、医案、方药等著作l30余种,现存88种方志、家谱中有医传可考者350余人,何氏医学“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诚无多见,即在世界医史上,亦从未之闻”。徐氏世医从南北朝名医徐熙开始,子孙相传,医名显赫,出入刘宋、南齐、北魏、北齐之京都建康、洛阳、邺城的宫廷,为南北朝的王室、士庶诊治,屡获奇效。明代松江华亭徐枢、徐彪父子,系徐氏后裔,太医院御医。徐枢著有《脉诀辨明》等。徐彪仅l0日全愈代王久治不佳的脚肿病,又治愈昌平侯杨洪的重症,著有《本草证治辨明》、《论咳嗽条》、《伤寒纂例》等。邑人誉称徐氏“其治病常审南北,病之轻重强弱缓急而投之,故而百不失一”。
    明代医学继宋金元之绪余,进一步阐发。华亭施沛,著书《祖剂》,编写体例“首冠《素》《灵》二方,次载伊尹《汤液》一方以为宗,而后悉以仲景之方为祖,其《局方》二陈、四物、四君子等汤,以类附焉”。以方类方,以主方来归类结构近似的方剂,更有利于方剂溯流追源,使之有宗可查,有祖可考。便于了解附方与主方的承启关系,掌握同类方剂的组成、转换、变化。所著《藏府指掌图书》和《经穴指掌图书》内容简洁,图文并列,可谓明末脏腑图论和经穴图论的集大成之作。施沛《医医》与《说疗》两部医论,对医德医风、医患心理、社会环境、习惯风俗等进行探讨,角度独特,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华亭李中梓究心岐黄40载,理论源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深受易水、温补诸家影响,与名医王肯堂、秦昌遇、施沛、喻昌等交流学术,切磋技艺。治学主张博采众家而不偏不倚,尤擅总结前人经验,归纳治癃闭七法、治泄泻九法等;在李时珍“二十七脉”基础上,补人疾脉,合为二十八脉。李中梓日:“淹取前贤之精华,又有新的创见”,提出“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先后天根本论”振聋发聩,成为医界圭臬。他的《诊家正眼》、《病机沙篆》、《本草通玄》,经门人尤乘合编为《士材三书》,广为流传。《内经知要》、《医宗必读》寓普及于提高之中,是学医必读之书。其学一传沈朗仲,再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发展成“士材学派”,使独具特色的上海医学代有传承,发扬光大。
传播文明,中西会通
  明代我国造船、航海技术日益高超,与亚非诸国经济、文化、医学的交流逐渐密切。永乐l4年(公元1416年)家住上海县汉成里的医生陈常,跟从郑和出使,随船从事航海医疗保健。为人恭勤诚厚,上官与随从皆器重之。后又于洪熙、宣德年间两度远航,l0年内三度往返,到达30个国家,沿途传播中国传统医术。陈常成为有文字可考最早出国的上海医生。
    徐光启,历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要职,誉为“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在南京结识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开始接触西方科学,热心中西科学融合,着力引进西方数学、天文、火器、水利等知识。主张“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与利玛窦合作将《几何原本》前6卷译成中文,介绍几何学的基本理论与公理。徐光启对生物、农学和中医药贡献颇大,集中表现在《农政全书》。举凡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等,应有尽有。推崇“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的救荒、重农思想,通过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备灾救荒稳定农业生产,维护国计民生。因此,特地将朱橚《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谱》两书收录《农政全书》,对于拓展本草资源、
推广中医中药起到积极作用。
    明末医家王宏翰,通儒而精医,加入天主教,常与传教士研讨西学。所著《医学原始》、《性原广嗣》、《古今医史》等,多选取医学经典及宋金元诸家之说,兼采西学,力求“致知格物洞彻性理”,阐明人体生理病理。立元神元质说、四元行说等,大胆接受西医学观点,创造性与中医理论结合起来,被誉为“中西汇通第一家”。
刊刻藏书,弘扬医道
  明代家刻雕版书籍甚多,几乎各县皆有,家刻主人多为高官、学者、文人或藏书家。刊行古籍、先人或本人的诗文集,自然包括不少医籍,在外地刊行或雇刻工在家中刻书,上海医家也乐于此道。
    王圻,年逾耄耋,笔耕不辍,藏书丰富。与施大经、宋懋澄、俞汝缉,合称万历“松江府四大藏书家”。明代颇具影响的家刻雕版,有上海的郁文博,陆深、陆楫父子,顾定芳、顾从礼父子,嘉定的徐学谟、马元调等;华亭张之象的绮兰堂,何良俊、何良博兄弟的香严精舍,陈子龙的平露堂等。徐光启谢世后,所撰《农政全书》就是经陈子龙抄录整理后,由松江平露堂刊行。顾定芳翻刻宋版张杲所著《医说》,清代杨守敬赞叹“祖宋刊者,于今行中此为最善”。顾定芳校勘嘉祜本《素问》,完全复制宋版的行款模式,使宋版《素问》原貌得以保存,至今仍是《黄帝内经》校勘的最佳底本。
    华亭吴中秀,精于医术,深研脉理。行医60载,活者难计名重当时,与秦昌遇齐名,撰有《医林统宗》、《伤寒备览》等。同时,工校勘,喜蓄书,所贮书籍至万余卷,建藏书楼“天香阁”。正是由于这些文人、医家勤于笔耕、孜于藏书、乐于校雠,使诸多珍本、善本医籍得以刊行,对弘扬医道、推广医术,意义非凡。
诗画逸致,闲情养生
    明代上海不少文人,业儒而擅医,善画且工诗,闲情逸致,深谙养生之理。如隐士陈继儒,幼颖异,能文章,然27岁,科考不第。“取儒衣冠焚弃之”,示与宦海决绝,走上“逸隐”道路。陈继儒诗词、书画俱佳,著有《陈眉公全集》、《晚香堂小品》、《白石樵真稿》等,辑有《邵康节外记》、《逸民史》及丛书《宝颜堂秘笈》等;工山水、善梅竹,属明代“华亭画派”,与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并称“董陈”。陈继儒“志尚高雅,博学多通”,涉猎广泛,历史、掌故、时事、人物、文艺、园林、花木、虫草、茶酒、古玩等,信手拈来,皆为文章,可谓地道的杂家。汇集道家、医家之学,著有《养生肤语》。全书47条,文笔优美,举例生动,议论精辟,体现其养生思想。陈继儒谙悉《黄帝内经》之旨,深得延年之道,身处明末乱世,寿至八十有二。
    华亭秦昌遇,文学家秦裕伯(明太祖敕封的上海县城隍神)的裔孙。秦昌遇喜作诗词,常与文坛名家来往唱和,著有《澹香堂诗文集》等。董其昌绘有《六逸图》,六位逸士中最少者即为秦昌遇。更以医名著称,同治《上海县志》云:“少善病,因学医。治儿科有神效,已而遍通方脉,不由师授,妙悟人微”。精擅儿科,兼通内科,妙于医理,治疑病多奇效。求医者众多,出诊往来无宁时,不厌其烦,医德高尚,名动四方。一生忙于诊务,亦勤于著述,撰有《症因脉治》、《大方折衷》、《幼科折衷》、《痘疹折衷》、《医验大成》、《幼科金针》、《幼科医验》、《脉法颔珠》《伤寒总论》、《女科秘方摘要》等。诊治疾病,秦氏以症、因、脉、治四者为纲,以症为主,为后世辨证论治提供明晰的思路。针对寒温补泻的纷争,秦昌遇无偏寒偏热之误、未喜补喜泻之殊,摒弃偏见,折衷其问。
  在现今上海地区的历史上,宋、元时期仅有极少医者的名字流传,且已无著述存世。有较详细文献记载并有不少医著流传,实际始于明代。明代上海的医学贡献,不仅是地区性的,更是全国性的,学术影响颇为深远。明代上海所形成的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开明睿智的精神,为近代海派中医的雏型,对中医药的传承、弘扬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 杨奕望(指导:吴鸿洲) 201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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