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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医源资料库在线期刊中华医学研究杂志2012年第12卷第4期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提高我国医药科学研究水平

来源:中华医学研究杂志
摘要:【关键词】传统医药文化医药科学研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政府对于医药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我国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发表的SCI论文迅速增多,国家的医药卫生科技实力不断发展壮大,迅速逼近国际先进水平[1~6]。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先进的医药科学研究技术与设备不断创新,各种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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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统医药文化 医药科学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政府对于医药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不断加大,我国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发表的SCI论文迅速增多,国家的医药卫生科技实力不断发展壮大,迅速逼近国际先进水平[1~6]。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先进的医药科学研究技术与设备不断创新,各种新药层出不穷,医疗卫生费用不断攀升,我国人均寿命的提高却非常缓慢,反映了我国医药科学研究整体绩效不高[6~14]。目前,从科研机构规模、科研人员数量、学术论文数量上来看,我国都足以成为科研大国,然而,无论是在医学基础还是在临床领域,具有突破性的原始创新却如凤毛麟角[6~14]。我们既有中医,又有西医,还有中西医结合。我们既有西药,又有中药,近年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万多种新药通过评审,论数量远远超过美国,堪称世界第一。可是我们的近视、弱视和青光眼患病率[4~6,15]、病毒性肝炎和肝癌的患病率和病死率都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我国脑卒中的患病率比欧美高4~5倍,是日本的3.5倍[12~14],我们的弱视患病率是日本的几十倍[15],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的患病率仍在迅速升高[16]。我国如何成为医药科学强国,如何对于世界医药科学作出更大贡献?如何早日成为世界医药科学的中心[17,18]?直到今天,我国对于世界医药科学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还数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教授等根据中医药文献开展的青蒿素防治疟疾研究获得2011年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就越能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19,20]。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对于提高我国现代医药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意义。

  1上医医国

  1.1大力扶持医学科学研究事业据左丘明《国语》记载,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秦国名医医和即指出:“上医医国,其次医疾”。我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则进一出指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医国成了政治家的事,医人成了教育家的事,医家的职责就剩下医病了,直到今天,普通医务工作者对于参与医改的热情仍然不高,“上医医国思想”几成“往圣绝学”[9,10]。在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上,主流社会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医家的地位不高。即便是名气成就如华佗、朱丹溪、李时珍者,都是仕途受阻,“良相”无望之后才转而求其次,习医、业医成为“良医”的,即便如此,华佗还常常自悔[20]。“华佗无奈小虫何!”时至今日,高级临床医生成了受人尊重的高尚职业,然而,与能够转正的乡村民办教师相比,原来有政府扶持的“赤脚医生”在转型“乡村医生”后大部分却未能获得必要保障[21]。在我国,从事基础研究似乎依然是贫穷和落后时代的代名词,各个基础医学研究所,包括国家级的研究队伍发展缓慢,甚至有萎缩的趋势[22]。如今,大多数医务工作者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再学医了,医药科学研究在我国远非是青年学子向往的理想职业。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世界第一,中国高铁引领世界。在近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我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一大批年轻人海外留学,一大批医疗与科研骨干出国进修学习,不少海外学子选择回国发展,我国的医药科学研究水平迅速提高,然而距离能够引领世界医药科学发展的要求尚有巨大差距,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1~3,8~11,1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医学科学研究事业需要政府扶持。目前,我国各地都有重点扶持的领军人才与众多的学科与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然而还有更多的临床医生和医学科研人员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还有大量的临床与科研资源有待开发[23]。孟子云:“人人皆可为尧舜”。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我国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告诉我们千万莫要忽视亿万苦力的“丰富脑矿”的开发。在伟大领袖的著名诗篇中,我们当年正是依靠“六亿神州尽舜尧”送走瘟神血吸虫病的,数百万赤脚医生与生产队卫生员队伍功不可没[24],血吸虫病与性病等不少当年已经基本控制的疾病在高科技时代的死灰复燃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25]。在医学的各个研究领域,目前我们能够经常见诸报端的是某某团队出了什么成果,成果论文发表于某某世界著名刊物。我们需要团队精神。但是抗战经验告诉我们,各个山头分散开来远不如根据地连成一片有力量,歼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我们制胜的法宝。我国医学科技界在世界上最先分离沙眼衣原体成功,最先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以及青蒿素的研制成功等世界级科研成果的获得无不是众多学科专家团结协作的成果。从1911年,伍连德博士带领国人取得战胜东北鼠疫的伟大胜利到2003年抗击非典等的胜利无不是政府领导,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美国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世界医药科学的中心,最成功的是其人才政策,使其成为世界各国青年医学家向往的“科学的天堂”,而目前我国最让人气短的也是我们的人事制度[9]。我们期待着多出研究成果,多拿世界级科技大奖,多发世界顶级科学论文,我们也希望能有自己的标准,不管是什么水平,能够降低国人疾病患病率,提高国人健康水平,延长国人人均寿命的技术就是最好的技术。目前,我国医学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也远远落后于临床需要,亟须国家政策体制保障[8~10]。全国努力,我们能够取得奥运金牌榜的第一,也一定能够取得医学科学研究成果的第一、全民健康水平的第一和人均寿命的第一,上医医国思想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2正确引导医学科学研究的方向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在预防为主的正确方针指引下,通过卓有成效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建设,医疗卫生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誉为“中国模式”和“发展中国家推行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2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医疗和科研设备,我国医疗卫生与科研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近年来,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的检测、检查器械与实验设备、治疗仪器和药物层出不穷。然而多年来,临床与预防分离、临床与基础分离的状况以及长期以来的市场经济导向严重制约了我国医药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水平的提高[6~14]。目前,各级医院,包括许多研究所所依托的国家级综合医院和重点专科医院,无不需要创收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均争相开发新的诊疗项目与治疗药品来增加收入。而对于医院没有“钱景”,却能大幅度减轻政府和患者沉重的医疗负担的公益性医药科学研究事业显然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开展大规模的预防医学研究无疑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根本出路,显然,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仅仅依靠医疗机构或基础医学与预防医学研究机构都是很难开展的[8~14]。如对于肿瘤防治,美国自1971年以来,已经累计投入2000多亿美元,产出了150多万篇研究论文,然而肿瘤防治的被动局面并未能彻底得到改观[6,2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产出了不少达到了分子水平的研究论文,然而能够应用到临床预防实践的实在太少,我们的重大原始创新药物不多,这不能不让人质疑我们的医药科学研究“路线问题”,虽然这一极左年代的问题曾经被我们很多人所唾弃[6,8~14,24]。

  1.3保障党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执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以人为本和全面、持续可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决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有重要发展[9]。然而,对于对人的身体健康有明确的严重损害,并且能使人成瘾,对之产生严重依赖,因此有“能够合法交易的毒品”之称,严重损害我国国家形象,却也是政府重要财税来源的“烟酒行业”,显然需要政府下大决心治理[12~14,16,22,27]。长期以来流传的“适量饮酒有益健康”在新的大样本长时间流行病学研究面前已经无立足之地[27,28]。新的研究[28]表明各种酒类包括白酒、啤酒和葡萄酒,即便是每周仅仅饮用3~6杯,相当于每日饮用5~9.9g,便能显著增加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美国每年死于肝硬化的26000余例肝硬化患者,90%都有酗酒历史。酒精滥用是西方国家慢性肝病的主要原因[29]。酒精性肝病已经是我国常见的肝脏疾病之一,严重危害人民健康[30]。新的研究[31]表明酒精能够引起内质网应激反应和肝脏、胰腺、心脏与脑等重要器官的损伤。吸烟与酗酒都能造成基因损伤[30~32]。对于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建立起来的,却对于环境有重要危害,能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甚至造成许多地方癌症高发的一些企业显然需要政府从根本上加大治理力度。汶川大地震所暴露的我国伤害预防体系不健全、学校校舍建筑质量不高、近来的学校校车安全事故频发所暴露的学生安全问题、以失业外科医师郑民生为代表的伤害小学生与幼儿园孩子事件、近些年来一直未间断的各地矿难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害,这些都需要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从根本上进行综合防治[33~36]。

  1.4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呼唤现代社会大卫生中医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认识到“上医医国”,然而直到清末,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才被誉为“上医医国第一人”[37]。19世纪中期,现代细胞病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德国著名医学家威尔啸提出医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并提出医生是穷人的天然代理人,这是中医“上医医国”思想的体现。社会医学思想在1886年成立的年中华博医会[38]甚至在其成立之前的一些传教士医生的著作有一定的体现,如英国传教士德贞(又名德约翰.Dudgeon, John Hepburn 1873-1901)1877年出版的《中国的疾病:起因、状况和流行,同欧洲情况的对比》、美国传教士满乐道1891年出版的(Coltman, Robert, Jr. 1862-1931)《中国人的现在和未来:医药、政治和社会》、中华博医会1911年出版的《中国疾病》等书已经注意到社会制度与文化习惯对人健康的影响。在中国出生的著名传教士医生的后代,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创始人兰安生 (John B. Grant) [39]的名言是: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60%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100%有效的西方运动”,其在北京东城区开创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兰安生模式”,使得预防医学工作在我国城市逐步步入正轨,其培育的河北定县“陈志潜模式”使得预防医学在乡村中扎根,并直接启发了后来的中国农村三级保健网和赤脚医生模式,他获得了美国公共卫生界的最高奖章,被誉为“伟大的有科学预见性和政治家风度的人物”、“医学的布尔什维克”,对于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贡献巨大。社会医学与公共卫生得到了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伍连德[40]、颜福庆等医界前辈与我国“医学革命军马前卒”余岩的高度重视,1933年余氏有《医学革命论》出版,至今对于我国的医学科学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美国医学家恩格尔1977年在《科学》杂志上著文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指出在健康和疾病问题上,要同时考虑生物、心理和行为以及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是我国传统医学系统整体观的绝好体现。我国已故卫生部钱信忠部长等非常重视社会医学建设,1988年,梁浩材教授主编的我国第一本《社会医学》专著出版,推动了我国社会医学的发展[41]。虽然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包括癌症、心脑血管疾病、COPD、糖尿病与青光眼等疾病都是主要由于不良生活方式等导致的全身性甚至是身心疾病,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因素,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却极其艰难、极其缓慢[17,35,36]。2011年5月16日我国卫生部陈竺部长在第6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对于人民的健康威胁最大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本质是社会性传染病,各国政府应高度重视慢性病的社会决定因素,将慢性病防控纳入社会经济发展核心指标。无论是抗击非典、流感、手足口病、沙眼、艾滋病、各种病毒性肝炎与结核病等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还是抗震救灾等意外伤害的防治,无不显示了政府主导、全民动员与全社会参与的重要。弘扬上医医国思想,早日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国能够早日成为世界医药科学的中心,对于世界医药科学的发展和全人类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更大贡献[17~20,36~41]。

  2上医治未病

  上医治未病思想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精髓[42,43]。预防医学也一直是我国卫生方针的主要内容[24]。然而从《吕氏春秋》中的《鹖冠子·世贤篇》中所记载的扁鹊为魏文王论医故事所表明的,能够通过“视神”诊治疾病、防患于未然的长兄与能够通过“视毫毛”诊治、及早防治疾病的仲兄,在现实社会中没有生存的土壤,只能存在于寓言中。在现实社会中,各个医院包括非盈利的国家级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如果没有政府稳定的财政支持,都是需要靠创收维持生存与发展的,那么医院首先考虑的是能够为医院创收、带来利润的临床医生。即便是顶级医学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像已故著名作家柏杨笔下描述的那位医生朋友,一如既往地致力于治未病,千方百计地想让患者通过采用科学的生活方式、不用药或者尽量少用药来防治疾病,不但在宝岛台湾要销声匿迹,在祖国大陆也绝难立足。“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治未病,众人之所易,治危病,圣人之所难。现实社会中,人们所推崇的还是能够利用高、精、尖的诊治设备,诊治疑难杂症和危重病的医生,亦即“上医治危病”。近年来,在吴仪副总理大力倡导下,各地相继成立的治未病中心是医学模式的创新。也是在治未病理念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健康体检中心近年来得到较快发展。而在后基因组时代, 预测、预防和个体化诊疗则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3,41~47]。

  3中医医人

  祖国传统医药文化早就认识到人的重要[37,43,48]。《易经》指出:“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黄帝内经》指出“治病必求其本”。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并告诫人们“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立伤骨”,“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警告人们“以酒为浆”乃健康大敌。《管子》教导人们要“齐滋味而时动静”,强调要“以人为本”,并重视武术教育和勇武人才的选拔。 公元前541年,秦国名医医和在为晋平公诊疗时,指出七情六淫为其疾病的原因,受到赏识。郑国子产在探视晋平公时,指出若君身乃“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日月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亦受到平公赞赏。孔子教导人们要注意饮食卫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 不时不食,不多食,食不语”,不能醉酒。“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指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寓意“高尚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荀子强调“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全”。吕不韦《吕氏春秋》亦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华佗“麻沸散”失传,对后世贡献最大的是其“五禽戏”。明末清初时期著名教育家颜元颜习斋指出“动则强,不动则弱”,并进一步强调“一身动一身强,一家动一家强,一国动一国强,天下动天下强”。18世纪法国著名医学家蒂索强调“运动几乎能够代替所有药物,所有药物加一块也代替不了运动”。当代著名医学家吴阶平教授非常重视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人的健康的重要性[45]。现代医学的大量研究表明,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是现代人类健康的重要危害[12~14]。对于我国城乡居民健康威胁最大的癌症、心脑血管疾病、COPD、糖尿病与眼科常见的致盲眼病青光眼、近视眼、眼底病、视神经疾病等等都是完全能够通过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增强人的免疫力来防治的[12~14,37]。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复、郑观应、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晏阳初与毛泽东等都非常重视体育与卫生和健康教育[48]。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中小学的教育软硬件设施都有了较大改善。然而,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师资与条件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这是我国大、中、小学生近视率和超重与肥胖患病率持续升高的重要原因[49]。国外先进的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50]。少小若天生,习惯成自然。加强学校体育与卫生和健康教育,这是党的教育与卫生方针的根本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提高国人健康水平的根本出路,也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49,51]。印度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都是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2010年,温家宝总理访印时与印度总理辛格共同商定,2011年为中印文化交流年。中印至少有2000年的文化交流史,《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以及佛教普度众生、吃斋念佛理念在我国家喻户晓,佛教文化已是我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认真学习西方的高科技知识与先进理念,在经济发展上不少方面领先于印度,然而印度在全民公费医疗体制下,眼科的白内障手术率、近视眼与青光眼的防治绩效远远领先于我国,印度肝癌的发病率与病死率都是世界上最低的,其防治成效与英美发达国家同属世界一流水平。印度诗人泰戈尔毕生以弘扬东方文化为己任,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文化有特殊的感情,曾经大力支持我国的禁烟事业,早在1913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年还是泰戈尔诞辰150周年纪念。如今已是信息网络时代,认真学习印度,纪念泰戈尔,早日取到“真经”,让更多的国人早日戒掉烟酒,从对于烟酒的依赖中彻底解放出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勤练“五禽戏”与“瑜伽”动功,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提高全民身心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4大力提高我国现代医药科学研究水平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陈竺部长曾经说过中医的许多理念将是我国医学创新的源泉[43]。巴德年院士呼吁为健康中国加快医学创新步伐[46]。刘德培院士呼吁加强中国医学科学研究创新体系建设[47]。秦伯益院士呼吁砸碎捆绑我国医药科学思维创新的锁链[8,9]。陈凯先院士[52]呼吁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加强创新药物研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国际公认的医学科学最高奖,1901年开始颁发。首届获奖者德国学者冯·贝林与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发明抗毒素就深受中医“以毒攻毒”理论的启发。2007年,诺贝尔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披露了1901至1951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资料。与中国相关的被提名者共有3个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博士(Lien-TehWu,1879-1960年),因其在肺鼠疫防治上的杰出成就1935年获得提名。另外两位分别是曾在奉天(今沈阳)南满医学院工作的日本人YasKuno(因人类排汗生理的研究)和在北京工作的法国外交官George Souliéde Morant(因推广中国针灸)分别于1936年和1950年获得提名。1953年,YasKuno再次获得提名。发汗疗法位居中医八大疗法之首,很多现代文明病都与运动不足、出汗太少有关;针灸是中医最古老的医术,我国针刺麻醉取得过世界级的成就,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我国乙肝高发,在一次性注射器问世之前,不安全注射是一个重要原因,各种针灸器具的消毒也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多年来呈现持续快速发展态势[52], 2009年总产值达8200亿美元。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持续发展,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制药大国。30年产值翻了近5番,2009年达到了8500亿元,中药总产值占整个医药工业总产值的1/4强,一些国药品牌享有世界声誉。在生物技术药物方面, 国外上市的57 种产品, 我国现已能生产20余种;世界上销售额排名前10位的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我国已能生产8种;P53 基因治疗药物等在我国率先上市。但我国还远称不上医药强国,创新能力弱,研究亟待加强。中国药理学家、中药药理研究的创始人陈克恢(1898~1988年)1924年与其协和同事施密特共同从中药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曾被选为国际药理联合会名誉主席,受到世界卫生组织(前身)的高度赞扬,为我国药理学赢得国际声誉。直到现在,我国在创新药物研究方面取得的有影响的重要成果主要来自于天然药物的研究[52]。李连达院士[53]呼吁应正确认识中药不良反应,努力提高中药质量、安全性及有效性;中药注射剂问题严重,亟待解决。现代医学要求我们的医疗卫生与科研工作要从以疾病为中心转移到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上来;要求我们将基础与临床医学研究的成果尽快转化为预防医学行动与卫生政策;要求我们尽快将疾病防治的专家共识尽快转化为政府行为和群众运动,这正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从下医医病到中医医人再到上医医国的升华,是我国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一定能为提高我国现代医药科学研究水平,增进民族与全人类的健康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3,6,9,10,12-14,19,20,43,52,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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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荣领1,2,陈德喜1,钟雨秋3作者单位:1 100069 北京 201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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