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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师范类大学生异性交往过程中感受烦恼行为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和判断标准，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365名师范大学生为被试，采用自编问卷进行测试。结果 师范生异性交往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女生对社会烦恼行为的感受性高于男生；同时在2项行为类型上存在年级差异，高年级大学生较低年级学生感受性高；被试的归因倾向分为个人尺度、周围他人尺度、性别意识尺度、社会和公共尺度、规则和规范尺度，其中判定人群分布最多的是个人标准，而社会和公共尺度以及他人尺度相对较少。结论 应加强师范生异性交往的礼仪教育和道德教育。
【关键词】 应激 心理学 信息交流 对比研究 学生
近年来校园中直接或间接的困扰体验不胜枚举，例如课堂上手机的鸣叫、校园内旁若无人拥抱的恋人等，这些行为虽然谈不上违法，但是它们的确使人产生了不愉快的情绪体验，甚至由此产生行为人和受困扰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基于校园的安定和和谐的追求，需要防范和杜绝这类行为的产生和发展。
本研究中烦恼行为的概念借鉴日本心理学的定义，即行为者因为首先考虑到满足自己的需求，虽然没有主观上的动机但客观上造成了他人的一种不愉快情感体验的行为［1-4］。大学生异性交往中的烦恼行为特指男女大学生在交往过程中感受到的烦恼行为。笔者探讨师范大学生在异性交往过程中对社会烦恼行为的认知和归因，并比较男女大学生在此问题上的差异，为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石家庄某师范学院的大一、大二年级学生中随机选取365人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19.5岁，其中男生106人，占被试总数的29.5%；女生259人，占被试总数的70.5%。
1.2 问卷编制 首先，采用开放式问卷，随机抽取164名大学生，要求他们回忆在异性交往过程中，对方的哪些具体行为可能只是为了自身的方便、出于无意，但客观上引发了自己的反感。共搜集到211条具体行为条目，将相似的内容进行合并，剔除不合要求的部分行为后，分析整理出103条具体行为组成一份问卷。
再从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文学院、法政学院和物理学院抽取29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初测，将结果输入SPSS 12.0，通过因素分析，筛选出6种因子，根据各因子所包含的内容将其分别命名为“轻浮”、“行为没有预期”、“公共场合不良仪表和举止”、“自大”、“交流时个人为主”和“公共场合不良个人习惯”，6个因子的Alpha系数分别为0.70，0.71，0.70，0.70，0.69和0.73。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包括61个项目的自编问卷。
1.3 实测及结果处理 采用自编问卷进行实测时，要求被试针对问卷中出现的各种行为，想象在异性交往过程中有何种程度的厌恶。问题回答时采用5级计分，1～5分别表示“很讨厌”、“讨厌”、“不确定”、“不讨厌”、“一点也不讨厌”。得分越低，表示对该行为的讨厌程度越高。在问卷结尾部分要求被试回答他们判断行为是否厌恶的原因。
问卷实测前，研究者对另外3名助手进行了细致的培训，使其掌握调查目的、问卷结构以及填写要求等。正式施测利用大学生自习时间，按照专业小班(平均40人)分别进行测试。每次在测试前强调回答的方式和注意事项，按照学生座位顺序对问卷编号，收回问卷后学生暂等5 min，主试逐份核对问卷，确保问卷填写质量。共发放问卷36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100%。
定量资料部分运用SPSS 12.0进行数据输入和结果处理；定性资料全部输入电子文档后分类、整理。
2 结果
2.1 社会烦恼行为问卷的信度检验 见表1。
表1 社会烦恼行为量表6个因素的α系数（略）
由表1可知，本量表具有比较好的信度，与初测信度基本相同。
2.2 大学生异性交往中感受烦恼行为的性别差异 由表2可知，轻浮、行为没有预期、公共场合不良仪表和举止以及自大4个因素女生的感受性显著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2 师范大学生异性交往社会行为烦恼量表各因素得分男女生间比较（略）
2.3 大学生异性交往中感受烦恼行为的年级差异 由表3可知，自大和交流时个人为主2个因素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表现二年级大学生对这类行为的厌恶程度高于一年级大学生。
2.4 师范大学生异性交往中判断烦恼行为的归因特点 归因标准划分参照了日本相关研究［5-7］，并增加了性别意识尺度。个人尺度占47.7%，周围他人尺度占5.5%，性别意识尺度占16.9%，社会和公共性尺度占5.7%，规则和规范尺度占24.2%。见表4。
表3 师范大学生异性交往社会行为烦恼量表得分年级间比较（略）
表4 师范生异性交往中判断烦恼行为的归因类型（略）
3 讨论
结果显示，男女大学生社会烦恼行为的感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大学生的感受性显著高于男生。究其原因，首先与男女性别角色和规范的差异有关。女性在交往过程中对自我规范尺度要高于男性，做事往往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人，男生在交往过程中则表现为不拘小节，对交往对方的行为也没有过多的留意［8］。其次，是由于男女交往的目的不同所致，女性交往注重气氛的和谐，因此在交往中比较注意举止行为对对方的影响；男性交往注重信息的交流，如果没有特定的情感目的，一般不太注重行为举止对对方的影响；另外，还可能与女性的情感体验比较深刻有关。女性的情感体验比较细腻，对交往过程中的社会烦恼行为的感受性明显高于男性［9］。
结果还显示，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个体的心理年龄或者说社会化程度也会相应提高,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一一对应的关系，表现在对交往中烦恼行为的感受上，二年级大学生只是在“自大”、“交流时个人为主”2个因素上有所提高，其余4项因素的感受性与一年级大学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种情况表明如果单纯依靠学生自身的自然发展，没有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或者其他有效的干预措施，大学生对于交往中的烦恼行为在认知层面尚且没有全面提高，在实际行为层面上就更不可能关注对方的感受，关照周围他人的情绪体验，提示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生的修养［10］。
结果表明，在大学生对社会烦恼行为判断的5种归因标准中，接近50%的大学生使用“个人”尺度；其次为“规则和规范”尺度和“性别意识”尺度；“社会和公共”尺度以及“他人”尺度最少。表明师范大学生在异性交往中存在两极分化的状态，一部分大学生能够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即“规则和规范”尺度来判断行为的优劣，是比较可喜的现象；但有将近50%的大学生是依据“个人”尺度标准来判断，令人担忧，反映了他们考虑问题、判断他人行为的出发点多以自我为中心［11］。
另外，一定比例的“性别意识”尺度昭示了部分大学生能够在异性交往中关注到自己的性别角色，从而有意识地规范自己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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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编号：W2005Q12)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0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