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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活变动事件 适应 心理学 对比研究 学生 少数民族
应对(coping)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视为超出自身能力资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而作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的努力［1］。已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或策略的发展既存在年龄或年级的差异，也有性别之间的差异［2-8］。另外，应对的应用研究及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研究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9-11］。参照Lazarus的认知评估的过程理论［12］，假定在特定情境或生活事件中，作为个体人格认知单元的归因倾向会影响其应对方式的选择，笔者对哈尼族、傣族中学生应对方式的特点进行研究，考察了生活事件、归因特点、应对方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分层整群选取云南省某州哈尼族、傣族中学生771名，其中哈尼族706名（男生421名，女生285名），傣族65人（男生32名，女生33名）。
1.2 测量工具
1.2.1 应对方式修订量表［13］
Vitaliano等于1985年修订而成，分为情感中心应对和问题中心应对2个分量表，共41个题目，5个纬度。其中前者包括自责、积极想法、回避3个维度，后者包括问题解决和寻求社会支持2个维度。采用“0（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5级评分，2个分量表的α系数均为0.91，此次调查的情感中心应对分量表的Alpha值为0.75，问题中心应对分量表的Alpha值为0.83。
1.2.2 归因量表［14］
参照华中师范大学2000级硕士论文，从能力、努力、运气和任务难度4个纬度进行考察，共8个题目，采用“1（完全不符合）～7（非常符合）”7级评分，其中3，5，7题项为反向记分，努力、运气、任务难度归因因子的α值分别为0.65，0.76，0.82。此次调查中的能力、努力、运气和任务难度Alpha值分别是0.48，0.41，0.42，0.48。
1.2.3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15］
由刘贤臣教授等编订，分为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其他6个因子或维度，共27个题目。记分方式为：未发生的事件计为0分；对发生过的事件，根据经历该事件时的心理感受“无影响(1)、轻度(2)、中度(3)、重度(4)和极重度(5)”进行5级评定。累积各事件分值为总应激强度，累积构成事件的分值为各因子应激强度。此次调查中各因子分值与总分（总应激强度）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依次为0.79，0.55，0.82，0.65，0.77，0.72，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全量表的SpearmanBrown校正分半信度系数为0.82。
1.3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利用学生自习时间，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测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771份，有效回收率为85.7％。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2 结果
2.1 生活事件发生的频度和应激强度
调查显示，哈尼族、傣族学生生活事件发生的频度较高，其范围在49.5％～96.6％之间，其中学习负担重发生频率最高。发生频度90％以上的事件有被人误会、考试失败、好友纠纷、生活习惯变化、学习负担重、失窃、家庭经济困难。在讨厌上学、恋爱问题、远离家人、本人急重病、亲友急重病、失窃、当众丢面子、批评处分、转学/休学、违纪/违法、升学压力、争执打斗、遭父母打骂、意外事故、其他等事件上，男生发生的频度显著高于女生；在恋爱问题和家庭矛盾上，哈尼族学生发生的频度均显著高于傣族学生；其余事件发生频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哈尼族与傣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各因子得分比较见表1。表1 哈尼族与傣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各因子得分比较(略)注： t1值为哈尼族男、女生比较，t2值为傣族男、女生比较，t3值为哈尼族与傣族学生比较；*P＜0.05，**P＜0.01。
表1显示，哈尼族、傣族学生各因子分值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哈尼族男生各因子应激强度（除学习压力外）均显著高于哈尼族女生（P＜0.05或P＜0.01），而傣族男生只在丧失因子上显著高于傣族女生（P＜0.05）。从应激强度的绝对值看，较为突出的因子依次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受惩罚。
2.2 归因特点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哈尼族和傣族学生之间归因的各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民族内的性别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为考察生活事件的总应激量对归因的影响，以总应激量为分类变量，运用快速聚类法将学生分为强型、中型、弱型3类。表2显示，3类学生的归因倾向（除能力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应激强度高的学生倾向于对事件作努力、运气和任务难度的综合归因，应激强度中等者以努力和运气归因为主，应激强度小的学生归因倾向不突出。另外，进行民族内3类学生的方差分析表明，应激强度不同的哈尼族学生在努力（F＝5.34，P＜0.01）、运气（F＝3.46，P＜0.05）和任务难度（F＝12.07，P＜0.01）维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傣族学生在各个维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表2 哈尼族与傣族中学生归因倾向得分比较(略)
2.3 应对方式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2个民族学生的应对方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更倾向于选择积极想法、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的方式，以问题中心为主的应对策略。哈尼族学生在问题中心、问题解决、回避上存在性别差异（F＝4.81，P＜0.05；F＝4.68，P＜0.05；F=14.17，P＜0.01），傣族学生在应对方式上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假设个体归因倾向会影响其应对方式，采用快速聚类法将学生的归因倾向划归为4类，命名为“任务难度型”、“努力型”、“中间型”、“综合型”。表3显示，不同归因倾向学生的自责、积极想法、回避、寻求社会支持、情感中心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以应对方式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性别（2）×民族（2）×归因倾向（4）多元方差分析显示，性别、民族的主效应不显著，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归因倾向的主效应显著，表明归因倾向主要影响学生的自责（F=3.25，P＜0.05）、积极想法（F=6.46，P＜0.01）和回避（F=2.57，P＜0.05）。
2.4 生活事件、归因和应对方式的相互关系
生活事件与归因的相关分析表明，生活事件各维度与能力归因无显著相关，而人际关系、其他因子、应激总量与努力、运气和任务难度归因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另外，努力归因还与学习压力、受惩罚、健康与适应因子呈正相关，运气归因与受惩罚、丧失、健康与适应因子呈正相关。表4显示，自责与努力、任务难度、生活事件各个维度之间呈正相关，积极想法、回避、情感中心与努力、任务难度和应激总量之间呈正相关，问题中心应对策略与努力、运气归因和应激总量呈负相关。表3 哈尼族与傣族不同归因倾向中学生应对方式比较(略)表4 哈尼族、傣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归因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略)
3 讨论
3.1 哈尼族与傣族学生生活事件的频度及其应激强度
哈尼族、傣族是云南特有的且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世居民族，大多数生活在边远山区，由于受历史、社会、经济、地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整体受教育水平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沟通和联系的时空距离被大大地缩短了，进而产生了民族文化的对峙与吸纳问题。又因为传统、语言、观念等因素的制约，阻碍了民族之间的深层交流和文化理解，所以同处于青少年期的中学生在面对学校教育的价值导向和宗族或家族教养观念的取舍问题时，往往不知所措。因此，生活和学习中的正常适应问题也就可能对他们构成潜在的应激事件。另外，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民族地区表现突出，导致他们以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待男性和女性，且对男性的要求更高，也寄予更高期望。因此，男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适应问题。哈尼族学生的恋爱、家庭矛盾问题预示着哈尼人婚姻和家庭观念的某种变迁，这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两者在事件的应激强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则表明人类心理发展存在某些共性。
3.2 哈尼族、傣族学生归因倾向对其应对方式的影响
虽然哈尼族与傣族学生的归因倾向无显著民族差异，但从总体来看，他们所感受到的应激强度却对其归因倾向产生显著影响。这一现象在哈尼族学生内存在，而傣族学生无此特点。另外，归因维度还与生活事件各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学生的事件归因与应激事件的性质、自身对事件的主观感受，以及民族的人格特点等因素有关。
应对方式不存在民族差异，但在哈尼族内存在性别差异，而傣族内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另外，应对还与归因、生活事件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应对作为一种行为策略或方式，只存在选择偏向，并不具有民族或人群的特殊性。在具体的方式选择过程中，它与行为主体的认知或归因特点以及应激事件的特点有关。就此可以推论，个体的应对具有情境性，在方式的选择上要受其自身对应激源的主观感受或认知（归因）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Lazarus的认知评估理论和前面的假设，但它们的作用机制、性质和方向还有待探讨。哈尼族应对方式性别差异的原因也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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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 云南省人民政府立项课题(YSFX20406)
作者单位：1 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云南蒙自 661100；2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3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