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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回顾和透视“非典”期间出现的一些现象，从医院、家庭、单位、社会的角度提出一些医学和社会伦理问题，并加以分析、讨论，有助于今后在 “处突”时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传染性疾病； 社会； 伦理学
党的“十六大”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目标，这为我们深刻认识应对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问题提供的新的视角和大的背景。一般地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当事人是由特殊人群组成的社会群体。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建设和谐的预防、医疗、救治环境，对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笔者所在单位是国内较早接收“非典”病人，也是最后撤离的单位之一，并参与了“非典”的整个救治过程以及部分CDC的管理和相关政策的起草。笔者看来，“非典”期间引出的许多医学和社会伦理问题值得深思。客观上，“非典”的突发性限制了我们的思考空间和时间，但疾病的高传染性将人的本能、素质、社会道德观、伦理观暴露无遗。作为医疗行为的主体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乃至全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抗击“非典”中的医学和社会伦理问题。
1 从医疗机构的处置来看灾难医学伦理学问题
1.1 对公众负责的伦理观 “非典”伊始，人们的恐慌心理和逃避意识是很自然的，也是本能的反映。作为医院进行隔离治疗、重点看管是必要的，卫生行政部门的各种防治措施也是必需的，这既是对患者的负责，更是对社会的责任，一些强制措施和严格“流调”对最后遏制这场灾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反思中我们认为，严格管理、科学防护确是较为妥当的认知，但其间的一些过激处置也引出一些人性化和伦理问题。
1.2 对患者负责的伦理问题 作为这场事件的参与者亲历的一幕幕特殊情景，值得今天我们平静下来后进行一番深思。
1.2.1 “非典”患者的住院条件问题 由于事发紧急，条件有限，我们在早期强调了对“非典”患者的绝对集中救治，忽视了相对分散的个性化保护。确诊、疑似、不能排除和恢复期患者同住一个病区，甚至同居一室，表面上让他们与外界隔断了联系，切断了传染源，保护了健康人群，实际上忽视了对这类患者相互间的传染性进行保护。这个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调研时，作为一个突出问题得以重视并尽力改进。这对将来“处突”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2.2 医患之间的不和谐音符 医护人员作为健康人群，面对高传染性、高死亡率的疾病有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绝对不应成为减少查房次数、力避有创操作、简化治疗等躲避患者的理由。救死扶伤，发扬白求恩精神，敢担风险，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提供全方位的药、械、食、水、电、服等人性化的服务，是对患者生命的最大支撑；针对医护人员的恐惧心理，首要的是稳定医护人员心态，鼓励医护人员与患者共同建立击溃病魔的信心；建立与外界畅通的信息渠道，减少患者的恐惧与孤独感，避免出现患者类似“跳楼事件”；尤其不能违背社会公德趁火打劫，在红包、药品回扣等方面出现问题。另一方面，作为患者也要体谅社会、家庭、同事和医务人员，自觉遵守隔离传染的相关规定，避免出现偷逃回家、进入安全区，甚至以传染相威胁，抵制“流调”、隔离、治疗。
2 从社会细胞来看社会伦理学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是患者的依托和港湾。患者接受医疗的行为，既是对家庭的负责也是对社会的负责，及时、积极配合隔离与治疗是可取的态度和选择。作为家庭成员对患者要关爱、呵护和鼓励，而非嫌弃甚至抛弃。曾发生一例家庭断绝与患病父亲的父子关系，拒绝提供医疗经费支援，甚至出院时不让其回家。此类事件虽属个案，但折射出严重的社会伦理学问题。家庭的问题解决了，和谐社会才有基本的希望。
3 从单位及医疗行政部门来看管理伦理学问题
曾有一个“非典”患者康复出院以后，所在街道的“小脚侦缉队”立即报告相关部门，把患者视为“洪水猛兽”，拒绝接纳这位患者，致使其哭泣着回到医院。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科学的管理观，在我们一些单位和部门，其认识深度和具体措施是欠缺的，没有把每个人的生存权进行更加人性化的解读。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一些“处突”措施也值得商榷，前文提及的这位患者“非典”前因工作原因未曾回家，家庭不具备传染可能，被迫返回医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患者的全家人被秘密转移并隔离居住，患者全然不知，导致其无家可归。因此，单位和部门的措施和决定必须更周全、细致和人性化，尊重当事人的知情权。
4 从社会环境角度看社会伦理学问题
“非典”早期，人们的恐慌、惧怕、灾难心理是很普遍的。曾经有人议论，对“非典”患者，应该采取像国民党政府当年集体灭杀掩埋身患“瘴气”（即疟疾）的官兵或像二战影片《卡桑德拉大桥》中，纳粹试图集体撞毁搭载传染病患者列车的情形一样，采取对“非典”患者活埋、焚烧等极端措施。这些做法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实际上是泯灭人性，是对社会道德的巨大挑战。我们既尊重历史长河中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也理解当时客观条件对人类制度及决策的限制，又要发挥人类的智慧和良知，科学的论证、决策与防治，对弱势群体伸出强援之手，帮助他们走出阴影，不放弃每一个需要同类帮助的生命，并与之共享美好社会和人生。这才是文明社会在“处突”中应该具备的伦理理念和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包括新闻媒体对此类问题，也要有正确的导向，客观公正、全面如实地，站在伦理的高度来宣传报道和评论。“非典”期间，这方面是有教训值得汲取的。
应该说伦理学问题的升华与物质文明，与社会价值观、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对应的。对伦理学问题的探讨对社会乃至人类地球村无疑具有深远的导向意义，更有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美国学者比彻姆（Beauchamp TL）和查尔瑞斯（Chidress JF）在其合著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中提出了伦理的四个原则：尊重、不伤害、有利和公正。当前，结合灾害医学中的伦理问题，我们对这四个原则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全社会都要从积极的角度来思考和对待。希望本文讨论的应对突发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医学伦理问题，能够对医疗过程本身、卫生行政法规制订、公民道德意识唤醒，起到一定提示作用，使医疗、卫生行政行为充分考虑伦理因素，更加人性化，也有助于探索和形成关于妥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新观念、新举措、新体制，为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尽一份力。
(编辑：宋 冰)
作者单位： 100091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原三O九医院）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政治教研室(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