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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医源资料库在线期刊中华现代护理学杂志2010年第7卷第8期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取卵前焦虑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来源:中华现代护理学杂志
摘要:【摘要】目的探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取卵前焦虑状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评焦虑量表(SAS)和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Ⅱ-CV),对132例在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生殖中心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妇女进行调查。结果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取卵前焦虑状态的评分为(40。16%)妇女处于焦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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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取卵前焦虑状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自评焦虑量表(SAS)和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 Ⅱ-CV),对132例在北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生殖中心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妇女进行调查。结果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取卵前焦虑状态的评分为(40.48±7.88)分,有13例(10.16%)妇女处于焦虑状态。多因素分析结果示:年龄、家庭月收入、家庭亲密度是其影响因素(P<0.05)。结论 部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取卵前处于焦虑状态,医务人员应针对其影响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焦虑; 家庭功能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anxiety of infertility women treated with IVF-ET before taking ovum

  WANG De-hui, LU Hong, SONG Dong-hong.School of Nurs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xiety of infertility women treated with in-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before taking ovum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Methods A total of 132 infertility women treated with IVF-ET were recruited, who were investigated with questionnaire in the reproductive department of a upper first-class hospital in Beijing, then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software.Results The anxiety score of infertility women treated with IVF-ET before taking ovum was (40.48±7.88), and there were 13(10.16%) women in the anxiety state. The age, family income and family cohesion were the impact factors of anxiety by the method of optimal scaling regression (P<0.05).Conclusion Some of the infertility women treated with IVF-ET before taking ovum were in the state of anxiety, medical staff shoul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based on the impact factors, and promote the health of such group.

  [Key words] in-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 anxiety; family function

  随着社会工业的不断发展,不育夫妇的总发病率明显升高。2004年欧洲生殖学会统计:育龄夫妇1年内不能怀孕者占 25%,其中15%寻求治疗[1]。在我国初婚育龄妇女总的不孕率为6.89%[2]。自1978年Steptoe和Edward采用自然周期进行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IVF-ET),诞生世界首例试管婴儿以来,全世界广泛采用了IVF-ET技术以辅助不育夫妇达到生育目的,在中国,自1988年诞生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以来,IVF-ET技术日臻完善。对于接受IVF-ET的患者,先是诱发排卵,然后取卵进行体外受精,而后胚胎移植,有些妇女经过漫长的医疗处理后,在接受取卵治疗前,多数都会有焦虑情绪的存在[3~6],高度的焦虑状态会使妊娠率降低,导致IVF-ET的失败[7,8]。

  家庭是个体生活的主要环境,不孕症对家庭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家庭无法按照所期望的目标获得下一代成员,家庭各要素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大,进而影响到个人。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家庭因素影响着不孕症妇女的心理健康水平[9~11]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IVF-ET患者取卵前的焦虑状态,以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作为家庭因素,初步探讨焦虑的影响因素,以便为其提供良好的护理,提高受孕率。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自2009年11-12月在北京某三甲医院生殖中心接受取卵的行IVF-ET的女性患者132例,均为自愿接受调查。入选标准:符合IVF-ET的适应证;无严重视听障碍,可对问卷正确理解和回答者;无严重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者(包括恶性肿瘤患者)。

  1.2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准备接受IVF-ET治疗的妇女住院后,取卵操作的前1天对其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填写均由患者在其房间内当场填写,在统一指导语条件下,由其自行完成,填完后当场收回。填写前先由专业调查员向患者说明调查的目的与意义,力求问卷真实可靠。发放问卷132份,收回问卷132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128份,有效率96.97%。

  1.3 工具 调查工具包括不孕妇女的:(1) 一般资料:如年龄、学历、户籍所在地、家庭月收入、取卵原因等;(2)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 II-CV)[12]:该量表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主要评价两方面的家庭功能,即亲密度和适应性,为自评量表,共30个条目,采取1~5分的5级计分方式。根据Olson家庭“拱极模式”和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两个分量表的分数,按由低至高的得分,可将家庭亲密度分为松散、自由、亲密、缠结4种类型;适应性可分为无规律、灵活、有规律、僵硬4种类型。根据亲密度和适应性测量结果的横、纵列坐标的交叉点共可区分为16种家庭类型,16种家庭类型中的4个居于中心的类型为平衡型,最偏离正常的4个称为极端类型,剩下的8个类型为中间型。(3) 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13]:该量表为成熟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评估患者的焦虑情况,该量表分别包括20个项目,每个项目按1~4级评分,最低为20分,最高为80分,把20题的得分相加为粗分,粗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整数,即得到标准分(T分),焦虑评定的分界值为50分,分数越高,焦虑倾向越明显,T值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录入SPSS16.0软件,对一般资料的描述性分析,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见表1。本研究共调查准备接受IVF-ET的患者128例,年龄23~43岁,平均(32.38±4.79)岁。文化程度最高为硕士,最低为小学文化。不孕年限1~19年,平均(5.63±4.43)年。表1 IVF-ET妇女的一般资料与焦虑得分的分析 (n=128)注:①有121人填写了家庭月收入;②有122人填写了是否超出经济能力

  2.2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通过与中国家庭常模进行比较,在家庭亲密度上,IVF-ET妇女的家庭与普通家庭差异有显著性(P<0.05);而在家庭适应性上与普通家庭差异无显著性(P>0.05),比较结果见表2。表2 IVF-ET妇女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情况 (x±s)

  根据“拱极模型”,统计128例IVF-ET妇女家庭类型的分布情况:极端型33例,中间型74例,平衡型21例,与费立鹏等人对122例来自普通家庭的调查结果比较,结果差异有显著性,χ2=39.471(P<0.001),其中极端型和中间型家庭增多,平衡型家庭减少(P均<0.001)。

  2.3 与焦虑有关的因素分析 IVF-ET妇女的焦虑的得分在26~66分之间,平均(40.48±7.88)分,处于焦虑状态的有13例(10.16%),其中轻度焦虑有10例(7.81%),中度焦虑有3例(2.34%)。

  2.3.1 IVF-ET妇女的一般资料与焦虑的关系 由表1可知,超出家庭经济能力IVF-ET妇女焦虑得分高于没超出家庭经济能力的妇女。不同年龄、家庭月收入的IVF-ET妇女焦虑得分差异有显著性,经LSD检验组间比较结果示:高龄组(>35岁)的焦虑水平低于其他两个年龄组;高收入家庭组(>10000元)的焦虑得分低于低收入家庭组(<2000元),差异有显著性(P均<0.05)。

  2.3.2 IVF-ET妇女焦虑的相关因素 IVF-ET妇女焦虑状态与年龄、家庭月收入、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呈负相关(P<0.05)。而不孕年限、学历、不孕原因、家庭类型等与焦虑无相关性(P>0.05)。见表3。

  2.3.3 与焦虑有关影响因素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方法[14],以焦虑为因变量,最后进入方程的自变量有年龄、家庭月收入和家庭亲密度(F=8.227, P<0.001)。各变量的F值均有意义,容忍度取值均在1附近,说明各自变量间无明显共线性。见表4。表3 IVF-ET妇女焦虑的相关因素分析 (n=128)表4 IVF-ET妇女焦虑影响因素的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n=121)

  3 讨论

  3.1 IVF-ET妇女的焦虑状态 不孕症患者在家庭和社会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导致其出现情绪不稳定和精神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上人们将生育看成是人类生存、繁衍和结婚的一个目标,而不能生育使这类人群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这项技术的复杂性和侵入性:治疗过程的重复化验,注射激素促排卵,阴道超声监测卵泡发育等以及该项技术的昂贵花费,也会对患者产生压力[3]。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准备接受IVF-ET的妇女住院后,在取卵操作的前1天,其焦虑得分为(40.48±7.88)分,远低于评定为焦虑的分界值50分;但在被评估的128例妇女中,还是有13例(10.16%)处于焦虑状态,其中10例(7.81%)为轻度焦虑,3例(2.34%)为中度焦虑。这与国内和国外的调查研究相似[3~6]。通过结果可以看出,本研究中的IVF-ET妇女的焦虑状态不是十分严重,且其标准分低于周红卫[7]等人和黄芝莲[15]等人调查研究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医务人员已详细说明IVF-ET治疗所经历的各个步骤,需要做的准备工作,药物副作用以及处理方法,使病人了解该技术的成功率及治疗费用,从而对治疗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3.2 与IVF-ET妇女焦虑状态有关的影响因素

  3.2.1 年龄 根据表1的结果可知不同年龄组IVF-ET妇女的焦虑得分有差异(P<0.05)。做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龄组(>35岁)的焦虑得分低于其他两个年龄组(<30岁,30~35岁)。可能与高龄组的妇女中有12例(31.58%)曾经接受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有关,而在其他两个年龄组中共有21例(23.33%)妇女接受过该治疗。因为高龄组的妇女有较多的治疗经验和社会阅历,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对其来讲不是一个新鲜的事件,对其产生的刺激较小,从而使焦虑水平降低。

  3.2.2 经济收入 本调查显示,高收入家庭组(>10000元)的IVF-ET妇女焦虑得分明显低于低收入家庭组(<2000元);在家庭经济能力范围内的IVF-ET妇女焦虑得分明显低于超出家庭经济能力的妇女(P均<0.01)。这是由于治疗过程周期长、程序复杂,如有多次的化验,注射药物,监测卵泡,穿刺取卵,移植等;加之治疗效率不高,妊娠成功率仅在30%左右,促使治疗成本较高,使得该项技术需要较高的花费,家庭承担较大的经济压力,从而使家庭经济能力强的妇女焦虑水平明显低于家庭经济能力弱的[4,15~17]。

  3.2.3 家庭亲密度 家庭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具体包括家庭成员共处的时间和空间,家庭成员在兴趣爱好或娱乐等方面的一致性,家庭决策方式等[12]。本研究结果示:家庭亲密度是IVF-ET妇女焦虑的影响因素,且其得分高于普通家庭(P<0.001)。一些研究结果证实当家庭面对肿瘤、生育等重大事件时,家庭亲密度增加[18,19]。对于IVF- ET妇女而言,家庭亲密度高,表示家庭成员之间情感联系和依赖增加,家庭的凝聚力增加,从而共同应对不孕给家庭带来的挑战。家庭亲密度高,有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11],而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表明患者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鼓励她们摆脱偏见,为康复创造了条件[20]。应充分利用患者家庭亲密度高的特点,鼓励、引导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进行充分的情感沟通,以此减少内疚、焦虑、负罪感等不良心理感受,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128例取卵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妇女焦虑状态的调查表明,有10.16%妇女处于焦虑状态,年龄、家庭月收入和家庭亲密度是其影响因素。因此,对于卫生服务提供者而言,应针对焦虑的影响因素,为患者提供适合的支持,促进其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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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慧1, 陆 虹1Δ,宋东红2 201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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