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患者家庭功能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

【摘要】  目的调查乳腺癌患者的家庭与应对状况，分析家庭功能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家庭关怀指数度问卷(APGAR)对60例乳腺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1)乳腺癌患者在不同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夫妻关系及家庭支持的家庭功能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乳腺癌家庭功能中的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P<0.01);消极应对方式与家庭功能的各维度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不同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夫妻关系及家庭支持影响家庭功能的得分，改善夫妻关系及加强家庭的支持度可以增强乳腺癌患者的家庭功能。

【关键词】  乳腺癌;家庭功能;应对方式

　　乳腺癌是目前我国女性患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在我国占全身各种恶性肿瘤的7%～10%[1]。据资料显示，近30年中，女性乳腺癌发病呈明显上升趋势，各年龄组女性的乳腺癌发病水平均有增高，中青年女性成为乳腺癌的高发人群[2]。本研究旨在了解乳腺癌患者采用的应对方式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从而引导患者采用积极的方式来应对疾病，促进疾病的恢复。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对2010年9月—2011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35病区乳腺外科就诊的6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条件：(1)患者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乳腺癌;(2)年龄20～65岁，小学以上文化程度;(3)自愿接受各种量表调查测试，患者本人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昏迷、意识障碍者;(2)文盲或拒绝完成问卷者。

　　1.2调查工具

　　1.2.1一般情况调查问卷由笔者自行设计，请相关专家查阅，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家庭年收入、手术方式、用药情况等。

　　1.2.2家庭APGAR问卷由美国华盛顿大学Smilkstein医师根据家庭功能特征设计的一种对家庭进行主观量化评价的工具。APGAR量表包括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与亲密度五个方面。每项采用三级评分法：经常这样得2分，有时这样得1分，几乎很少得0分，将五个问题得分相加，总分7～10分为高功能家庭，4～ 6分为一般家庭，0~3分为失职家庭。患者的行为方式分为：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项或多项。问卷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使用，重测信度相关系数为0.80～0.83[3]。

　　1.2.3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此问卷为自评量表，反映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而进行的调节行为，由20个条E1组成，涉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能采取的不同的态度和措施，问卷进一步分为积极应对方式(CP，C1～12条E1)和消极应对方式(CN，C13~20条目)两个维度。该量表采用0～3分四级评分制。对于某一类应对方式经常采用记3分，有时采用记2分，很少采用记1分，不采用记0分。将积极应对方式的各项评分相加得积极应对方式分;将消极应对方式的各项得分相加得消极应对方式分。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a系数分别为0.76和0.74[4]。

　　1.3调查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口头书面的方式，告知本调查对象对于此次研究的目的。笔者发放问卷，并保证所有信息不会被泄露。在参与者完成之后，由调查者收回。

　　1.4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的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

　　2结果

　　2.1一般情况本研究所调查60例乳腺癌患者的年龄为26~72岁，平均年龄为(48.23±10.40)岁。

　　2.2家庭功能

　　2.2.1乳腺癌患者家庭功能的分级60例乳腺癌患者当中，75%的患者家庭功能良好，21.67%的患者家庭功能轻度障碍，仅3.33%的患者家庭功能严重障碍。

　　2.2.2比较家庭功能的相关性因素经单因素方差分析，通过对不同文化程度、经济收入、职业、居住地、夫妻关系、家庭支持家庭的比较，得出不同文化程度、经济收入、不同夫妻关系和家庭支持的APGAR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3乳腺癌患者家庭功能功能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的应对方式与乳腺癌的家庭功能得分有统计学意义，而消极应对方式与家庭功能得分无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分析发现，乳腺癌家庭功能中的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与积极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家庭功能的各维度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经过结果见表1、表2。表1乳腺癌患者家庭功能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表2乳腺癌患者家庭功能各维度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3讨论

　　本研究采用家庭功能量表来反映乳腺癌患者的家庭对其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能较好地说明家庭对于乳腺癌患者所提供的支持度。本次调查研究显示，75%的患者家庭功能良好，21.67%的患者家庭功能轻度障碍，仅3.33%得患者家庭功能严重障碍，反映了乳腺癌患者家庭支持程度普遍较高。有的患者在罹患疾病时，得到了比家人以前更多的理解、关心和呵护，使他们更有勇气去战胜疾病。一般而言，为了使病人能够战胜疾病并早日康复，家庭成员一般都会尽力满足患者所提出来的要求，给予其最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而对于那些家庭功能轻度障碍和严重障碍的家庭，护理人员可以多加强关心，针对家庭成员多给予健康宣教，并适当的指导，帮助其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以此来增强家庭功能。表2显示，在乳腺癌患者家庭功能的5个维度中，显示了积极地应对方式与家庭功能的得分有显著的意义，而消极则无统计学意义。而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功能的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与积极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故可认为家庭功能的情感度、亲密度、成长度越高，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可能性越高。Michael认为个体应对方式的发展和形成，与其自幼成长过程至关重要，因而与家庭功能密切相关[5]。一般认为，家庭功能反映的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功能不良的家庭功能将对家庭成员的健康不利;应对方式反映的则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应对特点。当患者罹患严重的甚至威胁生命的疾病时，能否以健康的心理状态及行为方式去面对疾病，不仅与疾病治疗有关，而且也与家庭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通常把会家看成“避风港”，当家庭成员在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时，家庭是人最大的精神支柱和靠山[6]。家庭如能与医护人员配合，帮助患者很快适应角色，并采取积极的行为方式，进行力所能及的日常活动，减少对他人的依赖，提高日常生活能力;而社会及家庭对患者的理解、支持、关心、鼓励，不但使患者感受亲情的温暖，而且可使患者在精神上、身体上、心理上获得安慰，减轻心理负担，改善身体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从而提高生存质量。虽然疾病缠身，但仍心情开朗、豁达，充满信心。反之，如果家庭不和睦，患者就会容易灰心，闷闷不乐，意志消沉，甚至使疾病恶化[7]。另外，本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的消极应对方式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研究样本较小，从而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通过对乳腺癌患者的家庭功能现状的了解，探讨了影响乳腺癌患者家庭功能的影响因素，以及对乳腺癌的家庭功能与应对方式进行相关性分析，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吴东德，吴肇汉. 外科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327.

　　2邱卫华. 115例乳腺癌患者社区随访资料分析.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09,3(17):300-302.

　　3吕繁，顾嫒.家庭APGAR问卷及其临床应用,国外医学·医院管理分册，1995，12(2)：5-59.

　　4解亚宁.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2):114-115.

　　5Michael Gelder,Richard Mayou,John Geddes. Psychiatry.Seco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87-100.

　　6郝庆英，郝玉芳，曾利琴.心血管患者的家庭功能及行为方式调查.实用护理杂志，1999，15(5)：3-4.

　　7王玉玲,郭存兰，孙希芝. 提高家庭功能对肝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齐鲁护理杂志，2009，10(15)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