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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用关系;哲学;阴阳;肝体阴而用阳;体用同调
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在先秦典籍中就有关于体用的记载。如《周易·系辞上》中有“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又说“显诸仁，藏诸用”。这里体用二字已蕴含着后来作为哲学范畴的基本含义。体用二字并举始于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子·富国》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荀子虽然提出了体用的概念，但对体用关系未做深入研究。
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均讲体用，但直到宋代，随着理学的兴起，体用学说才日臻成熟。两汉时期，体用尚未形成有确定哲学含义的哲学范畴，但是有体有用的观念已经运用到较为广泛的领域。东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有“内体”和“外用”对举的提法。魏晋时期，“体”和“用”成为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韩康伯在《周易注》中指出：“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这种以“无”为有之本体，以“有”为无之功用的理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体用观。这一时期也有思想家认为无不能生有，万物都是自生。否定了无比有更根本，无为有之本体的玄学贵无论，在体用观上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倾向。魏晋玄学的体用之辩对后来的佛教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僧肇论佛教般若寂照的体用关系时说：“用即寂，寂即用，用寂体一，同出而异名，更无无用之寂而主于用也”(《般若无知论》)。禅宗的慧能也说：“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坛经》)。他们二人在体用的认识上都把不变的本体归结为“心”、“真如”、“法性”等，流于否定体用差别的形而上学的诡辩论。同一时期，范缜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神灭论》)。范缜肯定精神是物质形体的一种作用，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单独存在，表现出唯物主义的体用观。
到了宋朝，体用范畴更广泛地被哲学家所使用。程颐提出了“体用一源”的思想，他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二程集·易传序》)朱熹则把体用范畴运用到各个方面，其主要是从本体和现象的意义上来论述理和事，仁和义，性和情，未发和已发的体用关系。王守仁也讲体用，他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传习录》)。北宋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以太虚之气为世界万物的本体，把有和无，物和虚，形和性，天和人统一起来，坚持了体用“通一无二”的观点。宋明理学家在论证体用统一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延及近代，新儒学的开宗大师熊十力曾无限感慨地说[1]：“难言哉，体用也，哲学所穷究者，唯此一根本问题。哲学家若于此未了，虽著书极多，且能自鸣一家，终是与真理无干。”他本人更是以体用范畴作为基本结构建立起“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
体用范畴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有体有用、体用一如的思维模式。体用不可分割。体决定用，体规范用，体指导用;用反映体，用体现体，用辅助体。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体是规范，用是材料。体用对立制约。体是形而上之本体，用指行而下之现象，体是形而上之理则，用是形而下之事物。体和用的相反相成性构成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核心范畴或最高范畴。
体用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范畴不仅表现在哲学领域是所有思辨的前提和出发点。在历史学、社会学、医学等其他诸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实体用观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早就运用在中医学的理论当中了，成为古人认识和理解人体生理、病理的重要思想武器。体用学说渗透在中医学理论的各个方面[2]，如人体的阴阳消长平衡，五行生克制化，脏腑经络法于四时，四时之气有余不足类推人体脏腑经络的改变，本草的四气五味，组方遣药的君臣佐使，针灸推拿的子午流注理论等等。可惜“百姓日用而不知”。在医学上第一次提到体用者是李东垣，他在《脾胃论·五脏之气交变论》中说：“鼻乃肺之窍，此体也;其闻香臭者，用也。”这里的体指质体、本体是物质基础，用指功能、作用。在中医学中还有一个著名的“肝体阴而用阳”的学说，始见于《临证指南医案·肝风篇》是叶天士对肝藏血而主疏泄功能的高度概括。现代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干祖望老先生提出将辨证的八纲：表里、阴阳、寒热、虚实，改为表里、寒热、虚实、标本、体用十纲。不过干老的体用在十纲中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体指器质性病变而言，可以考虑手术。用指功能性病变而言，要千方百计在中药里求其去疾。
其实体用学说远远不仅仅局限在区分是物质基础还是功能作用，概括肝的藏血而主疏泄的功能，以及用来阐述是器质性病变还是功能性病变。观今之医往往体用不分，喜欢见一证用一味或几味药。若用体用来讲，治好了这个症，还会有别的症出来，要是只盯着那些症，累坏了不说，病也很难周全。有时候自身不用，并不是其不能用，而是不该用，强行令其用看似治好了，恐怕未必是好事。例如冠心病患者做支架手术效果很好，但往往只是解决了用的问题，症状大大缓解，可是患者本身的病理基础和体质因素并没有改变，所以之后不久很多症状又回来了。其实这正是“治病要求本”的问题。求本不仅仅要看到狭窄的冠状动脉，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产生冠脉狭窄的原因。其实体用互根互用，冠脉狭窄不可能凭空而来，必以用为体，才能得体，摄体而归用。体用是有层次的，体生用，用又生体，此体非彼体，乃是下层的体，以体为用，以用为体。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构成了这万千世界。从这一点上讲，体用可以看做是一对阴阳，但是又不同于阴阳，阴阳只是体用的某种逆时向的概括。所谓阴阳之中又有阴阳，而不是阴生阳，阳又生阴，阴又生阳。阴阳对立制约，相互依存和平衡的特点正是体用在同一层面上时遵循的规律。
体用可以分阴阳，但是物质和功能是不能分阴阳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体用的范畴已经超过了阴阳。对于人体脏腑而言，脏属阴而腑属阳，以脏为体，以腑为阳。对五脏而言，它们的体和用各自相互对立制约又依存平衡，具备阴阳关系的属性。六腑的体和用，亦具有阴阳关系的属性，所不同者，五脏藏而不泄，体阴而用阳。六腑泄而不藏，以通为用，以降为顺，体阳而用阴。需要说明的是六腑体阳而用阴并不是指功能和形质而言，而是下一层次的体用。诚如《张氏医通》所言：“胃之土，体阳而用阴;脾之土，体阴而用阳。”
兹以肝为例谈谈笔者对五脏体用的几点看法。先人早有明言“肝体阴而用阳”、“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德在散，以辛补之，酸泻之”。五脏所“欲”即是其功用，如肝之所欲为“散”，此“散”即肝的疏泄、调达、宣畅作用。能够发生这些作用的物质基础，即肝所藏之血，所主之筋，所舍之魂等为肝之“体”。体的状态决定着用的情况，对用有制约调节作用。另一方面，肝用的发挥，必然损耗其物质基础，因此肝之用的情况也影响着质体的状态，对体有调节和制约作用。辛味可以助肝的疏散、调达、宣畅作用的发挥。酸能敛能收可以助肝藏血。以辛补酸泄，可见肝用虚则以辛补之，肝体虚则以酸泄之。肝以用虚为虚，体虚为实。
体用学说也可以解释人体的某些病理变化。当体用有一方不足时，二者失去平衡，而呈运动中的偏颇状态，即是病态。肝藏血，血乃液状属阴质，肝血不足，则阳气暴张，果敢刚毅过度而发为怒，体虚为实，肝实则怒。肝主谋虑，谋虑乃肝之功用，若此谋虑功用不足而过柔则遇事气馁畏惧，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表现为恐，用虚为虚，肝虚则恐。
肝藏血，血舍魂，在正常情况下，人入睡则阳潜于阴，若肝疏散之用不足，则血流滞涩而魂失其舍，飞扬于外，因此肝虚之人多有惊恐之梦。肝与心之间有密切联系，肝藏血，而心主血脉，肝属木而心属火，木生火，肝为心母，心为肝子。肝属体，心属用，体生用。临床上常见肝疏泄失职则情志不畅，心情抑郁。肝气虚则易于汗出，比如人惊恐的时候出冷汗。肝所系经脉是足厥阴，与心包络手厥阴相连。心包络代心行气，而汗为心液，足厥阴之经脉病及于手经则易于汗出。肝与胆一脏一腑，互为表里，胆所藏之少阳春生之气寄于肝血当中，肝血为体，胆气为用。故心与胆也有密切关系。胆之经脉名足少阳，心之经脉名手少阴，二者同名“少”而有阴阳之分。子时一阳生，故子时配属少阳胆;午时一阴生，故应配属少阴心。二者乃想冲之经，故在病理上相从甚密，胆之病症多与心相关。俗称“胆战心惊”即是一明证。王洪图老师有一病案：一青年女性，忽患舌体肥大，口不能言，王老给开了两付黄连温胆汤，并冰片点舌，翌日即舌体缩小而开口能言。舌为心之苗，王老并没有从心治，而是从胆治，却取得良好的效果。舌体肥大属心用过度，黄连温胆汤清胆之体，由于胆之经别贯心，心胆气通，故清胆体而能助心之用，不治心而心病自除。
人体五脏六腑的体用关系是一对相互矛盾的范畴。但是矛盾是相对的，体之于用，不即不离，离体无用，离用非体。
其实，体用在经络、本草、方剂等方面亦有其应用留待以后论述。笔者认为体用作为一对哲学范畴对中医学的指导作用非同小可。然而哲学体用往往落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窠臼，但其中也包含着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内容。如僧肇认为“体用一如，非无非有，即静即动”，王弼说：“体用一如，显微无间”。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体用的层次性，在认识体用有无、本末、虚实方面表现出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倾向。如果将体用亦看做是运动变化的一对哲学范畴，则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内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笔者认为体用不可不明，阴阳不可偏颇。医者若能明气血运行之理，阴阳转化之道，体用圆机之法，以体驭用，以用帅体，执此牛耳，则医道毕矣!
【参考文献】
1 衣之镖，赵怀舟，衣玉品.辅行决五脏用药法要校注讲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1.
2 熊十力.新唯识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