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被称为我国医学领域“特警部队”的北京地坛医院迎
来了60华诞。3月16日~18日，地坛医院举行了首届北京地坛感染病
学术会议，以
此来纪念自己的成长历程。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来自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众多的感染病领域专家作了
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内容涉及
艾滋病、
乙肝、
结核、
丙肝、
禽流感等各种感染
性疾病。其中，艾滋病和乙肝的最新研究进展是会议讨论的重点，受到了与会人
员的普遍关注。同时，对于当前我国感染病学科的现状，以及感染病学科未来将
走向何处也成为参会人员关注并深深思考的问题。
我国感染病学科设置应有自己特色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感染病学科都曾经遭遇过生存危机。早在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伴随着人类对一系列重大传染病的成功控制，有人断言，感染病学科作
为一个单独设置的学科已经不合时宜。而在我国，随着与西方医学交流日益频繁，
也有人提出：将肝炎归于
肝病和胃肠病科，肺炎归于呼吸科，抗感染药物的使用
由呼吸科和ICU医生负责，发热待查由血液病科和呼吸科负责等等。总之，感染病
学科是否还应存在，好像就“值得怀疑”了。而目前我国感染病学科设置中存在
的种种问题也使这种看法得到一些人的赞同。
“感染病学科到底走向何方？”复旦大学的翁心华教授在会上提出的这个问
题引起大家的共鸣与思考。
■学科设置面临多元化选择
据悉，我国的感染病学科设置受前苏联的影响，与目前西方国家医院的感染
病学科设置有一定差异。
我国的感染病科（一般被称为传染病科）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室，长期以来作
为二级学科与大内科并存；而欧美的感染性疾病学科属于三级学科，往往采取会
诊制度，负责院内的感染和感染性疾病的会诊和抗生素应用指导。如果累及特定
器官的疾病则归于相应科室，如病毒性肝炎由胃肠病和肝病科负责，
脑膜炎主要
由神经科负责，肺炎由呼吸科负责。
翁心华指出，当前我国的感染病学科设置比较混乱，二级医院的感染病科主
要负责肝炎、腹泻以及其他经典传染病，如霍乱、麻疹等，也有医院设置结核病
房收治结核病患者。三级医院中大多数也是以上模式，但其中有些医院既有经典
传染性疾病（肝炎）病房，也有单独的感染病房，收治肺炎、败血症、脑膜炎、
不明原因发热等，在病种上与欧美接近，甚至有的还超出了它们的范畴，并且不
是以会诊制度为主。此外，我国又有独立的防痨体系，有专门的结核病医院，同
时又有独立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在SARS之后，为了增强城市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
事件的能力，我国扩大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规模，且将多数这种医院命名为公共
卫生中心。
翁心华认为，上述我国感染病学科设置不均一特点的背后是感染病科医生专
业范围逐渐狭窄，对于其他疾病的诊治经验相对较少，包括对抗生素的使用也缺
乏专业经验，不具备对其他科室提供指导的能力。在目前感染病领域新问题层出
不穷的形势下，大多数医院的感染病科医生却不能独当一面。
■新发感染性疾病防治任重道远
“新发感染性疾病的出现标志着人与感染性疾病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翁心华说，对于艾滋病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希望能够依靠疫苗、
亚单位疫苗或者DNA疫苗来制服艾滋病，但是均未获成功——目前人们只了解到HIV
如何逃避机体免疫的机制；俗称“鸡尾酒疗法”的强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HARRT)
方案曾经给艾滋病治疗带来曙光，但是最终并没有达到满意效果。
SARS的出现再次提示，自然界的病原体随时有可能跨越物种障碍，在人类中
造成传播。虽然SARS最终得到了控制，但是除非人类获得有效的诊断技术和疫苗，
否则SARS再次流行的隐患始终存在。
流感的大流行似乎是一把悬在人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人间禽流感
疫情的反复出现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担忧。“但是，每一种病毒跨
物种的演变和出现的确切时间只能被监测到而不能被预测到。”翁心华强调。
其他新发传染病虽然尚未引起全球普遍关注，但是在世界局部引起的惊慌足
以让人类不要“小瞧”它们。例如，美国从1999年出现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
到2004年，仅仅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两个州的感染病例就达到了860例，
其中20例死亡。我国目前尚没有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的病例，但是同样面临着这些
新型病原体的威胁。
■经典传染病又出新难题
“与此同时，经典的传染病卷土重来，或者出现了新的特点，这给防治工作
带来了困难。”翁心华提到了另一个棘手问题。他说，这是当前感染性疾病谱变
迁的重要特点。其中最为引人忧虑的是：结核病的发病率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出现
上升趋势，而医生对多重耐药结核病却束手无策；致病性大肠杆菌O157:H7出现；
霍乱弧菌出现了新的流行菌株；A组链球菌疾病复燃；葡萄球菌中毒休克综合征
出现了新特点；疟疾对全球形成新的威胁……以
临床最常见的肺炎为例，肺炎链
球菌独占鳌头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流感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卡他莫拉菌、大
肠杆菌等引起的肺炎已大幅度增加。
在感染性疾病的病原体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抗感染治疗的主要支柱——抗
菌药物的耐药问题却日益严重。目前虽然不断有新的抗生素上市，但是翁心华认
为，控制细菌耐药性决不能寄希望于新药的不断问世，而是应该加强感染的预防
和控制抗生素的滥用。
翁心华还提到，生物恐怖性事件，如美国的恶意炭疽传播事件，提示人类已
经被消灭的经典传染病如天花、炭疽、鼠疫菌有可能在特定时间出现。因此，感
染病的治疗、预防和监测必须从关心环境与尊重人权这一基本理念来考虑。
■抗感染斗争 远未结束
“新发感染性疾病以及原有的感染性疾病出现新的特点标志着人与感染性疾
病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而并不是就此结束了或者接近尾声。”翁心华强调。
他说，虽然经典的感染性疾病发病率下降，但是出现了更多的与感染病学科
相关的新问题，如艾滋病、结核病、丙型肝炎等传染性疾病的疫苗研究的滞后和
长期不能突破，细菌耐药性问题的愈演愈烈等。应该说，感染病学科面临的挑战
并不亚于以前任何时期，而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已经
接近尾声”，从而取消感染病学科的存在。在未来数十年内，通过分子生物学、
分子
遗传学、微生态学、流行病学等学科的交叉和综合研究，随着对感染性疾病
的深入认识，感染性疾病研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结合国情 走自己的路
翁心华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感染性疾病造成了巨
大负担，如果盲目趋同欧美国家的感染病学科设置，是不合适的，仅仅依靠会诊
制度无法承担巨大的医疗负担。因此，他认为，感染病科不是缩编的问题，而是
如何在功能上完善、在软件上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感染病学科的研究范畴既不能
局限于少数的经典性的传染病，也不是单纯的放弃感染病学科的设置，而是应该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感染病学科发展之路。
跳出樊笼返自然
——感染微生态学给抗感染治疗带来新视界
我国著名的感染病学专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李兰娟院士从感染
微生态学的角度介绍了感染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并提出了基于这种理论的抗感
染治疗新策略，即由以前的纯粹“杀菌”向有选择性“促菌”转变；从原有的单
纯使用抗生素到使用抗生素与微生态
制剂相结合转变。
李兰娟介绍，感染微生态学是一门用微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感染的发生、
发展、结局并引导感染向宿主健康方向转移的微生态学分支。她说，正常菌群引
起的感染与人体微生态失调有密切关系。以人体内最重要的胃肠道微生态为例，
肠道
微生物定植抗力下降、肠壁屏障结构破坏及其功能衰竭、肠道细菌易位等等
都参与促进了内源性感染发生的过程。肠道菌群除了对肠道局部具有免疫调节作
用外，对全身免疫也有调节增强作用。
目前临床上感染性疾病已经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患者大部分是免疫容忍性宿
主，引起感染的微生物大部分来自患者自身或者周围人群的正常菌群成员，多重
耐药菌株的形成使得抗生素力不从心。基于这些特点，李兰娟认为，要想有效地
防止感染，必须突破“感染-抗生素-再感染-再抗生素”的思维框架，从感染发
生、发展的环节上寻找预防、治疗的方法。
她提醒临床医生，针对那些有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调以及肠道屏障功能受损
的疾病或治疗措施应当有充分的认识，并尽早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治疗，以减少
感染的发生率，降低由感染引起的病死率。她介绍了一系列基于感染微生态学的
感染防治措施。
首先要在合理应用抗生素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性肠道脱污染。选择性肠道脱
污染是指利用针对兼性厌氧的革兰氏阴性杆菌以及
真菌的窄谱抗生素，短期内清
除上述菌群，以有效保护专性厌氧菌，尤其是膜菌群，减少细菌易位以及临床感
染的发生，待患者度过危险期后即可将药物撤掉。但是，她特别强调，目前并不
主张大范围推广选择性肠道脱污染，只推荐易发生感染的患者短期使用，因为荟
萃分析表明，这种措施虽能降低部分患者继发感染的发生率，而在总体上并不能
降低感染导致的死亡率，并且未能摆脱诱导产生耐药的“嫌疑”。
另外，还可以补充医学益生菌（主要有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两类）。它可以
促进肠道生态平衡的恢复，抑制革兰氏阴性杆菌生长，调节全身免疫，并有一定
的抗炎作用，具有多重积极的生物作用。但是益生菌菌种的选择、功能的确定以
及如何保证活菌进入体内发挥作用还需要加强研究。
除此之外，在修复保护肠上皮细胞功能方面，她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给予肠道免疫营养剂（精氨酸，ω-3脂肪酸等）；不能经肠道营养的应该补充足
够的谷氨酰胺，同时给予生长激素，促进肠上皮组织的生长；给予别嘌呤醇，阻
断自由基生成；还可给予维生素C，清除自由基以及控制过量一氧化氮产生。
双环醇可对抗乙肝患者肝纤维化
刘耕陶院士在此次会议上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的一项研究。此研究
结果证明，用于慢性病毒性肝炎的双环醇能够通过减少患者肝组织内TGF-β1分
泌，以及促进Ⅰ、Ⅲ型胶原合成减少和降解而发挥抗肝纤维化的作用。
双环醇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合成药物，已经在2001年上市。该药具有保肝
作用和一定的抗乙肝病毒活性，可以减轻慢性乙肝患者的肝脏炎症反应，保护肝
细胞免受损伤而使胶原合成和分泌减少。目前对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研究已经深
入到分子水平，但是治疗手段仍相对滞后。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双环醇能够清除
肝细胞内的自由基，保护肝细胞膜和线粒体，减轻肝脏炎症损伤，防止肝纤维化。
该研究纳入了20例乙肝患者，给予双环醇75毫克～150毫克治疗24周，治疗
前后均经过两次肝穿刺活检，肝组织标准常规切片做病理学检查、肝纤维化程度
计分，并应用免疫组化分析和多媒体彩色病理图文分析系统对肝组织内TGF-β1
和Ⅰ、Ⅲ型胶原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患者肝组织内的TGF-β1
含量较治疗前降低了20.59%，Ⅰ型和Ⅲ型胶原含量较以前降低了21.44%和17.31%，
差异均具有显著性（P<0.05）。研究得出结果：双环醇75毫克～150毫克（24周
疗程）可以减轻慢性乙肝病毒肝炎患者的肝脏炎症反应，同时降低TGF-β1、Ⅰ、
Ⅲ型胶原的含量，并且其含量的降低与肝纤维化降低的程度是一致的。研究人员
由此认为，双环醇能够通过减少患者肝组织内TGF-β1分泌，以及促进Ⅰ、Ⅲ型
胶原合成减少和降解而发挥抗肝纤维化的作用。
艾滋病疫苗研发 任重而道远
目前，各国都加强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希望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减少艾
滋病的传播，但是这样仍然不能改变艾滋病高发的趋势。安全有效的艾滋病疫苗
仍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各国也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到艾滋病预防和/或治
疗性疫苗的研发工作中。北京地坛医院性病艾滋病中心的伦文辉副主任医师在此
次大会上介绍了当前各种艾滋病疫苗的特点和研发进展。
■HIV病毒灭活疫苗不能用于预防
灭活病毒是一种经典的制作疫苗技术，但是这种技术被认为存在相当大的危
险——如果用作疫苗的HIV病毒灭活失败了，那么疫苗接种者将被HIV感染。所以
目前此类疫苗主要用于对已经感染的HIV患者的免疫治疗之后，而不能用于预防性
疫苗接种于健康人群。
■DNA疫苗正在深入研究
DNA疫苗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细菌质粒。将插入了HIV基因的质粒注入动物体内，
动物自身细胞就能制造出HIV蛋白，发挥疫苗作用。这种疫苗在室温下比较稳定，
并且在动物实验中效果非常好，但是在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动物体内却不容易
发挥作用。所涉及到的问题有剂量、接种时机、接种途径等问题，这不得不促使
人类重新考虑DNA疫苗的价值。
但是还有人考虑到，既然DNA由细菌产生，那么用细菌本身作为疫苗也是一
种思路。伦文辉介绍，目前已经知道特异性免疫反应可以被包含DNA质粒的减毒
细菌疫苗诱导出来，如沙门氏菌和志贺氏菌，能够诱发很强的黏膜免疫反应。对
于HIV感染这种主要通过黏膜传播的疾病，诱导黏膜免疫十分有意义。有些研究
发现，一些人的黏膜表面产生HIV相关抗体，但是在血液中却检测不到HIV相关抗
体，也没有继发感染，这提示存在利用艾滋病疫苗只需要在人体最需要的地方特
异性诱发免疫反应的可能性。这种集中于黏膜表面的体液或者细胞免疫反应已经
受到疫苗研发者的关注。他认为，此类HIV疫苗生产成本低，并能够通过口服给
药接种，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此类疫苗正在研究中，如果获得成功，将
开辟一个新的艾滋病疫苗开发途径。
■重组亚单位疫苗有效性可疑
对于重组亚单位疫苗的开发，人们最初把目光集中在HIV病毒外膜蛋白gp160
和gp41上，因为任何能够阻止病毒进入细胞的抗体必须以病毒颗粒的外膜作为结
合部位。最近，人们把调节蛋白也制成了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用以诱发细胞免
疫。一些动物实验显示它可以改变猴子的感染病程。
第一个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是基于重组外膜蛋白的gp120疫苗AIDSVex。这个
疫苗是被设计用来诱导中和抗体来防止HIV感染，其在体外能够诱发产生很强的
记忆免疫反应。但是AIDSVex在北美、欧洲和泰国等地区所作的大规模Ⅲ期临床
试验结果显示，该疫苗对HIV感染没有保护作用。
■重组病毒载体疫苗进展迅速
重组病毒载体疫苗常用作载体的病毒有痘病毒、腺病毒等。重组痘病毒载体
疫苗是目前进展最快，用得最多的一类疫苗。痘类病毒最大的优势是可诱发强烈
细胞毒T细胞反应。其中，金丝雀痘病毒重组病毒载体疫苗和MVA重组病毒载体疫
苗被认为是安全性很高的艾滋病疫苗。
腺病毒可以诱发很强的黏膜免疫反应，并且可以通过鼻部黏膜喷射重组腺病
毒载体疫苗来进行免疫接种。以上两个特点对于用艾滋病疫苗具有很大的价值。
但是，腺病毒的某些毒株如Ad5在世界分布很广，人群中很多人感染过这种病毒，
免疫接种后这部分人群会首先发生对该病毒本身的免疫反应。目前，研究人员正
在寻找或者改造一些少见、流行不广泛的腺病毒毒株来作为载体制作艾滋病疫苗。
伦文辉介绍，目前，艾滋病疫苗研究策略倾向于利用不同种类的疫苗配合使
用，从而加强疫苗免疫原性和诱发免疫反应的强度，如初次接种使用DNA疫苗，
然后使用病毒载体疫苗加强免疫，这种策略已经被证明有确切的效果，可能是有
效诱导HIV特异性免疫反应的方法，是目前艾滋病疫苗研究的热点。
据悉，除了最基本的安全有效外，一个理想的艾滋病疫苗应该是价格便宜、
室温下稳定、容易运输、接种不需要特殊设备、绝对安全和最好一次免疫接种能
够提供终身针对各种HIV亚型和任何常规途径的感染。这种高标准注定艾滋病疫
苗的诞生需要走很长一段路。伦文辉指出，目前还没有一种艾滋病疫苗能够满足
上述要求，即使一些艾滋病疫苗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一定的进步，但是距离得到能
在临床应用的疫苗还非常遥远。
探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最佳时机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李太生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对中国HIV/AIDS患者免
疫病理改变特点的探索结果，并认为我国把免费抗病毒治疗时机定为CD4+T细胞
数低于200×106个/升这一标准值得探讨。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种族、遗传背景以及病毒亚型方面的差异是否会造成HIV
感染后机体免疫病理改变有所不同，一直是我国艾滋病研究者的关心的话题。北
京协和医院的科研人员研究了2000年到2005年诊治的263例未经过抗病毒治疗的HIV
/AIDS患者的免疫病理改变特点，其结果显示：CD4+T细胞数低于200×106个/升
时，CD28表达比例减少和细胞免疫异常激活更为严重，同时纯真CD4+T细胞减少
速率较前明显加快，而在200×106个/升~350×106个/升之间以及大于350×106
个/升两组之间上述免疫损伤并未见显著差异。由此他们推测，在不同的疾病进
展阶段存在不同的免疫病理改变特点，其发生的机制也有不同；当CD4+T细胞数
低于200×106个/升可能预示着机体更为严重的免疫损伤。
国外有研究显示，抗病毒治疗前CD4+T细胞数越低，越可能预示着免疫功能
重建程度不全。而目前我国免费抗病毒治疗时机为CD4+T细胞数低于200×106个/
L的时候，与发达国家的标准（CD4+T细胞数低于350×106个/升）有所不同。所
以他结合本研究结果提出，最佳的抗病毒治疗时机确定还有待于进一步临床实践
以及对HIV/AIDS免疫病理改变机制的深入研究。
图为大会现场。
文/图本报记者 刘云涛
相关链接：感染性疾病与传染病
感染性疾病（简称感染病或感染，包括传染病、
寄生虫病等），是指由病原
微生物感染人体而产生的疾病。
传染病是由某种特殊的病原体(如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所引起的、具有传
染性的疾病。
英文中有“non-communicable infectious disease”之称，即“非传染的感
染性疾病”，以上均说明两者在概念上是不同的。虽然两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虫
所致，但传染病具有特定涵义，是感染病的一部分。1999年，全国第6次传染病
年会上将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改为感染病学分会。
作者：
2006-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