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艾滋病首席专家，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与免疫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及博士生导师。他开创了我国HIV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推动全国HIV检测实验室网络和全国HIV耐药监测网的建立,组建队列研究病毒、
遗传和免疫与疾病进展的关系，开展了自主创新型HIV疫苗研究，已
临床批件，即将开始临床试验。
他领衔的艾滋病疫苗研究在动物实验阶段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平
2月9日，星期五，农历腊月二十二，离北方的传统节日“小年”只差一天。
一天前，为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总理就公共卫生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一天后，他所领衔研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型艾滋病毒活疫苗，举行临床试验前的最后一次临床方案论证会；此时，他正在全年的工作总结会上发言，而中国疾控中心617房间———他的办公室里，要见他的人已经排上了队，记者是其中之一。
邵一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一连串令人敬畏的头衔，看到邵一鸣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是脖子上一道
手术后留下的
疤痕略显扎眼；和他谈话也如是，无论说起成功还是挫折，语气都是淡淡的，几乎察觉不到情绪的起伏，这并非喜怒不形于色的城府，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淡泊，只有谈到创新，他才会微微向前欠着身子，用手指在办公桌上轻敲，一字一句地说出他的想法。
一个科学家的执著
目前，全世界正在研制中的艾滋病疫苗超过100种，只有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别人的路，并且取得了出色的动物实验效果，他坚信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越长，离成功就越近
两个月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到了来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批件，由国家863计划资助、该中心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共同研制的DNA—天坛痘苗复合型艾滋病疫苗，正式获准进入I期临床观察。这是世界上首次以“天坛株”为载体制备的复合型艾滋病毒活载体疫苗，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走在了国际艾滋病疫苗由非复制型向复制型转向潮流的前列。
“如果从准备阶段算起，这支疫苗的研发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邵一鸣还清楚地记得研究刚刚起步时的“窘迫”，“当时在设计国家863计划的疫苗部分，许多人觉得艾滋病疫苗有难度，我们很可能会搞不出来。”但邵一鸣不这么认为，一次次的说服、争取后，他竞争获得了一个“跟踪课题”。“就是跟着别人走，做别人做过的东西，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我们没条件做艾滋病的疫苗，要先看看美国人怎么做。”
于是，在两间10平方米大的实验室里，包括邵一鸣在内的5个人，开始了对艾滋病疫苗最初的“跟踪”。由于当时简陋的条件、薄弱的力量，邵一鸣被美国同行笑称为“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因为从现场调查到实验设计、各类研究、动物测试再到数据分析，每一个环节他都要亲历亲为。
“说是‘跟踪’，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完成自己的设计，我们把头五年的力量主要用在：一是掌握国内流行的各类病毒，找到适合于做疫苗的毒株，避免国际HIV疫苗界头三年用错HIV毒株浪费大量资源的错误，二是测试各类载体的可行性，作出选择。”在邵一鸣看来，中国人是可以做艾滋病疫苗的，所以叫什么课题无所谓，他会做他最应该做的事情。
借助全国的疾控系统并与三十个省的防疫站合作，经过两次大规模的全国艾滋病毒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查明了我国主要HIV流行株，不仅用于本团队的疫苗，还提供给国内许多单位和欧盟联合艾滋病疫苗项目（EuroVac），DNA—天坛痘苗复合型艾滋病疫苗的毒株“脱颖而出”，这是一个立足于我国自有技术储备，在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研发的天坛株天花疫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艾滋病疫苗，与包括欧美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用天花疫苗不同。
“我们不作和别人一样的东西，路虽然很难走，但是它有意义，因为在科学上有创新。”邵一鸣说。
事实证明，邵一鸣的这条路走对了，这支完全自主创新的艾滋病疫苗并没有让人失望。在2005年上半年开始的动物实验中，疫苗能百分之百地保护实验动物不被SHIV病毒感染，明显优于大多数现有疫苗无法预防感染、只能降低感染后病毒含量水平的免疫效果，达到了国际上艾滋病疫苗动物实验的最高水平。
一个政协委员的责任
两年来他主笔或参与了近30份关于我国医疗卫生尤其是艾滋病问题的提案，今年他将关注科技事业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为更多的科研工作者争取创新的资源和环境
在邵一鸣的工作中，总是会有几项不同的内容交叉在一起，也许刚刚从总理的咨询座谈会上回来，就要马上和专家同行商议下一步合作研究的事宜，此外还要抽出时间完成他在“两会”上的提案。
2003年，邵一鸣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两年来他主笔或参与了近30份关于我国医疗卫生尤其是艾滋病问题的提案。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邵一鸣提出的关于政府应该在艾滋病研究领域加大投入的提案受到了科技部的高度重视，一年之内，国家把对艾滋病研究的投入从几百万增加到了5000多万，研究队伍从几支增加到了几十支。
“这次肯定还是会关注公共卫生事业，还有就是科学创新事业。”采访中，邵一鸣提前透露了他今年“两会”的打算。
“创新确实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做起来非常艰难。”作为科学家，他饱尝了创新的甘苦，“假如有人愿意走这种前人没走过的路，而且能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应该给他们创造条件，政府要鼓励，社会要支持，不应该以各种各样非科学的因素去干扰他们。”
作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军人物，同时又是全国政协委员，邵一鸣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再清楚不过。他说：“能干自己喜欢的事业，那是一种幸福。我们通过竞争得到了大量的研究经费，有中国政府的，也有外国政府的，还有国际组织的，这些资源必须要珍惜，我们必须要对得起纳税人。但是，中国科学的发展绝对不是少数人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很多出色的科学家，得不到这样的资源，国家有责任为他们提供条件。政府提出以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来保证科研创新，也就是说我们固有的一些体制机制是不利于创新的，所以在今年的政协会上，我可能会主要关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问题，这是宏观的，能够使得更多的科学家能拥有创新的资源和良好的环境。”
一个医生的“分内之事”
他参与了我国首例艾滋病病人的诊断工作，并且第一个把“鸡尾酒”疗法引进国内，还曾为了宋鹏飞一个人的问题，协调教育部、卫生部联合下发“红头文件”
虽然最初的专业是“临床医学”，但邵一鸣觉得自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我不是特别善于与人交流，如果当一个好的医生，不仅要医术精湛，还要花很多时间和病人沟通，解除病人精神上的问题，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相对于此，他觉得搞科研更单纯一些。
除了交流的“瓶颈”，邵一鸣没有进入临床还有另一个原因。“临床医生的工作有比较大的重复性，用同一种方法治疗不同的病人，但对我来探索未知更有挑战性。”他说。
本科毕业后，邵一鸣最初的研究方向是
肿瘤病毒。当肿瘤学家们发现了艾滋病毒之后，他也找到了新的方向。“现在人们对艾滋病已经有了比较客观地认识，但在二十几年前，即使是科学家们也对这种‘超级
癌症’怕得要死，因为没有药物，没有可靠的治疗方法，而且死亡率是百分之百。但是我愿意接受挑战。”邵一鸣如是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就参加了中国首例艾滋病毒的分离工作。九十年代末，由于当时艾滋病治疗水平的限制，并不接触临床的他，接手了5位艾滋病人的高效抗病毒治疗，宋鹏飞是其中之一，也就是那时，邵一鸣第一个把“鸡尾酒”疗法引进中国。
“宋鹏飞是我的一个研究生的病人，当时他的治疗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我的学生把他带到了这儿，无论作为医生，还是科学家，这样一个孩子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你都希望他能健康成长。”
也许是一种类似于父亲的责任和情结，让邵一鸣忙碌了起来，他联系了国外专家，为宋鹏飞寻找国际上的免费药物；依靠政府的帮助，他协调教育部、卫生部共同下发了解决宋鹏飞治疗学习生活问题的“红头文件”，而这些都被他看作一个医生的“分内之事”。9年过去了，“他从一个16岁的孩子到一个25岁的青年，疾病一点也没有对他的成长造成影响。”这就是邵一鸣要的结果。
一个普通人的点滴
为了节约时间，锻炼身体他会选择游泳，原因是“单位时间内活动量最大”，即使工作忙到每天只能有两个小时的睡眠，他也不会有放假休息的“奢侈想法”
邵一鸣笑言自己“上了贼船”，对每天满满当当的工作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两周科研工作、出国开会和准备总理的座谈会，他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有时候精神的力量可以让他支撑下来，但是身体却顶不住了。5年前，邵一鸣被查出患有甲状腺癌。相对于记者的惊讶，他却说得十分轻松。
“手术后几周我就跟着政府代表团去联大开会了，当时我是政府代表团唯一的一个专家，领导希望我在技术上能把把关。”而且很关心我，让我呆在旅馆有急事再叫我。但一旦到了工作的场合，邵一鸣“伤疤没好就忘了疼”。
癌症的两次手术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但是却让邵一鸣知道了要花点时间保养身体，他选择了游泳。“为什么选择游泳，因为它占我时间最少，单位时间内，游泳的活动量最大，这样效率更高。”
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他也曾想为女儿铺排一条稍为顺畅的发展之路，但学计算机的女儿却不“领情”，邵一鸣自己解嘲：“就像养花一样，你不好好待它也不会很好的待你。”
春节临近，阖家团圆是每个人的愿望，邵一鸣也不例外。“今年会去青岛看我父母，呆个三五天。”这三五天的休息却是他每年唯一的假期。
作者：
2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