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阿格雷简介：1949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小城诺斯菲尔德，1974年在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后成为该学院生物化学教授和医学教授。2004年来到杜克大学，担任医学院副院长。
早在100多年前，人们就猜测细胞中存在特殊的输送水分子的通道。但直到1988年，阿格雷才成功分离出了一种膜蛋白质，之后他意识到它就是科学家孜孜以求的水通道。阿格雷于2003年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说，这是个重大发现，开启了细菌、植物和哺乳动物水通道的生物化学、生理学和
遗传学研究之门。
作者宗兴简介，２００３年到杜克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曾任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
宗兴：阿格雷博士你好！我知道你今年暑假访问了中国，感觉怎么样？阿：感觉棒极了！我访问了三个城市苏州、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我去了第二军医大学和复旦大学授课，在北京我访问了北大，并给年轻人上课。
宗兴：杜克大学校长在今年暑假也访问了中国，并在清华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
彼得.阿格雷：没错。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一所大学的知名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我想，虽然杜克大学有非常棒的篮球队，但是这不是最吸引中国学生的。我们还是靠杰出的
学术获得中国学生的青睐。所以去年杜克涌现了三个罗德奖学金得主是学校的大事。
杜克还有很多尚未发掘的潜力，比起哈佛、斯坦福和加州理工来说。中国学生脑子里有一种定势：杜克在南方。事实上杜克有很多杰出的学者，我今天上午和医学院曹文凯主席会谈，他是第一位在美国顶尖大学的医学院担任院长的华人。我想这代表了一种未来的趋势。好了，请开始你的提问吧！
宗兴：谢谢。我们首先来谈谈你的家庭，你出生于一个传统的斯堪纳维亚家庭，现在回过头看一看，你觉得受到家庭的影响有多大？尤其是当你有一个化学教授的父亲？
彼得.阿格雷：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明尼苏达的家庭非常传统：妈妈不工作，全职在家看孩子。我们家共有六个孩子。我的爸爸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整个家庭非常虔诚，我们定时去教堂。这是一种比较私人化的信教。不像今天很多比较激进的人士――反对堕胎，反对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家当时那种信教方式很好，我也希望这种价值观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我的妈妈从来没有读过大学。在大萧条的时候，她被迫离家出走，养活自己。
尽管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她一直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经常给我们读书。每天晚上，她会阅读儿童圣经，也会阅读儿童文学等经典刊物。当我们去学校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很多东西了。我的爸爸也会教我们一些课程，例如和数字打交道。他同时也意识到拥有世界观的重要性。我想在我差不多五岁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首先叫做北平，然后变成了北京。这是知识宝库。我们住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小镇上，但是那是一个校园社区，有很多有趣的人。
我有一个哥哥，患了智力迟钝，我父母为此特别
头痛，我的一个妹妹也有精神疾病，所以一家中两个孩子有严重的问题。我们住在一起，我想从那时起，我就对残疾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之心。
宗兴：好的。每当媒体报道你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个话题始终挥之不去，那就是你人生第一门化学课，你的成绩是“D”。我想人们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一种“偏见”是：诺贝尔奖是至高无上的；诺奖得主应该是清一色的全优学生。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待你当年不及格的课程？
彼得.阿格雷：媒体的确很喜欢我当年有门不及格的科目。事实上，那不是特别重要。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没有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我经常外出旅行。我是学生会的副主席――2000名学生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在俄罗斯旅行那年我才17岁。那是我第一次到达美国之外的地方。那是差不多1960年左右，冷战高峰。
那个时候，美国和苏联，美国和中国还是紧闭着大门。中国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我从国外回来，我就发现明尼苏达不是那么有趣。所以我就有意识地不认真学习，尤其对于化学――这门我爸爸的专业。有趣的是，以前人们从来没有管我的学习成绩，当我得了诺贝尔奖之后，我仅仅对媒体提到了一次我不及格的事实，很快，全世界各地都知道了（笑）。人们就追问这样的问题：他难道就不能稍微学得好一些吗？对此，我的答案通常是这样的：我想我如果更加努力的一点的话，或许我能得个C。（笑）
我觉得当时自己已经懂了不少关于化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但是我就是不太喜欢遵循一定的规则。我想年轻人很多时候，都有一种希望“反叛”的味道。父母亲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安安稳稳，而孩子总是不停的制造麻烦。
我去的那所学校不属于竞争特别激烈的，不像杜克大学或是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那里有很多顶尖的学生。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我知道自己有能力但是表现却不佳。但是我觉得这为我敲响了“警钟”。它告诉我――很多时候骄傲自大只能让我裹足不前。如果你想让自己被陷在平庸的境地，那么就夜郎自大吧。如果想要真地取得一些成绩，勤奋和投入必不可少。中国学生为什么那么认同一些世界名校，因为这些学校既有能力，又有出色的表现。而有能力没有表现，这就是当年的我。
宗兴：从学校退学之后，你走出了象牙塔，那么是什么促使你又回到了学校？
彼得.阿格雷：我对很多东西感兴趣。我喜欢俄罗斯革命，国际政治、古巴关系，很多课本里面没有的东西。我喜欢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比如《战争与和平》。我有点不负责任，但同时对很多东西特别好奇。并不是学校给我的挑战不够，而是我不够成熟。
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是把别人逗乐。即使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会尝试着把全班逗乐。直到今天，我还在做这件事，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今天早晨我在一个科学家会议的开幕式上致词。我让每个人都开心的笑了。好，我们回到你的问题。我为什么又回到学校？事实上，我知道自己肯定要上大学，当时的情况是：你或者在明尼苏达呆着，要不然你就去越南服兵役。所以那是一个非常苦涩的年代，我只能选择留在家里上大学。
宗兴：你认为在大学里面自己学习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觉得在哪里地方你会做的不一样？
彼得.阿格雷：在上大学之前，我会警告年轻人，如果吊儿郎当的话，后果多么严重。对于我来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认为我会成为一位科学家。我喜欢与人打交道，我选择作
临床医学，就因为如此。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学习非常认真，我还作了兼职的工作，我做了送花的小男孩。所以我不仅仅只是在图书馆里面。我还是足球队的两位队长之一，然后我得到了不少医学院的录取通知。我想，很多时候你自己的失败给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学习一些东西从而来提高自己。
但是我想有些东西我可能永远也改不掉。其中之一就是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和我必须要做的事情的爱憎。比如说，我必须要参加这个会议，我必须要教这门课。我认为成功的人一定是在做他们自己认为有趣的事情。很多时候，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在于，你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做了别人让你一定要做的事。
如果你看一看汤姆斯杰弗逊，也许是最聪明的美国总统之一，他从来不认为作为美国总统是最重要的。他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同时作为一位农业科学家是他真正的爱好。
我想没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愿意花一些时间来鼓励年轻人。但是我认为这很重要。不要去做这些只是因为你父母亲让你去做，做这些工作因为你热爱它。也不要因为过程会很难就想到放弃。我现在在努力的提高科学被关注的程度。美国目前有一种很不好的思潮，就是对于科学和智力的一种反感。你能想象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面，一半的国民去年一整年都没有读过一本书吗？20%的美国人现在还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
我想这很严重。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需要把科学变得更加有趣。我觉得交流是自己的强项。另外我也比较开朗。在中国就很不一样了，中国还是一个科技主导的社会，而在美国，很多人对于科学家有偏见。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回到未来”吗？那就是很多人对于科学家的印象。
宗兴：能不能简单谈谈你的诺奖工作。
彼得.阿格雷：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得到了许多来自于同行的好的建议。很多人说阿格雷是个天才，我想说阿格雷只是非常幸运罢了。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运气。很多人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想稍微改动一下，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同时圆睁你的双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眼睛没有睁开，那么有再多的机会，你也不能抓住。当我是个不好的学生时，注意力不够集中。
记者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总是试图神话我，阿格雷博士，诺贝尔奖得主，就像爱因斯坦一样。我总是说“不，不，不！”我对于哈克贝利?费恩更有认同感（马克吐温的小说，描述一个孩子的历险）。我的确是比较有冒险精神。
宗兴：你对哈克的认同感超过对爱因斯坦的认同感。看起来你的确是很有冒险精神。那么对这句话，我有两种猜测：一是冒险之后，你得到充分放松，从而能够更加高效率地进行研究；二是你的这种冒险和好奇的精神对于你做科学也大有裨益，我说得对吗？
彼得.阿格雷：也许吧。我不是特别确定。我热爱户外运动是因为它促进了我的身体健康，让我更加开心。我想精神状态总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实验室里面做出了一个发现，还是在大自然中发现了一只野熊，都是一样的。也许有人说，看到了一只熊不算是发现，但对我来说就是个“第一次”。这就好像我有四个孩子，当他们取得了成绩之后，我觉得特别自豪，我实验室里面的年轻人取得了突破之后，我也一样为他们高兴。
你刚才提到了实验室，我想对于科学家来说，有三个神圣的目标：第一是你作出了独立的原创性的发现，而不是从别人的工作中；第二是你赢得了同行的尊重，让他们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科学家，而不是自大狂，把所有和你竞争的同行都打下马。第三是，你能够训练年轻人，就是训练科学的孩子们。也许最后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在我人生的今天，我觉得非常舒服。我们取得了让同行尊重的成果，同时也训练了一批年轻人。我还有很多时间。
我一直致力于提高大众对于科学的关注，并不只是在杜克，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在中国，我代表了杜克的形象，我同时还参与了人权。上个星期，我参加了美国中国生物学家大会。
宗兴：2005诺贝尔奖得主来自法国的化学家伊夫?肖万曾经感慨：我在实验室里面默默无闻的工作了30年，一旦得奖之后，所有的记者都来了，我的生活被改变了。我的问题是：你觉得拿到诺贝尔奖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彼得.阿格雷：我们家的狗不像以前那么亲近我了（笑）。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我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我的期望值一下子被拔得很高，高过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人们认为我及其聪明，认为我能够组织
管理好很多事情，而我自己呢，我仍然或多或少地在承受着自己习惯的折磨。
我想期望值的变化让很多事情变得很棘手。我离开霍普金斯大学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仍旧深爱着这所大学，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些支持和帮助。我需要有人帮助我安排日程。看看我的日历安排得有多么满吧！有种很简单的做法，那就是以“我太忙了”为借口，来推掉很多活动。但是我觉得与年轻人会面交流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
当我是一个年轻的科研人员的时候，我能够与一些重要的科学人物见面，这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影响。当我给詹姆士沃顿（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写信，要求一张有他签名的照片，他立刻就回信了！手写的签名，照片就是他写的教科书封底的那张。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会这么做。有的人就会回到实验室，和其他人说“不要打搅我”！03年和我一起拿诺贝尔奖的Rob，就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家伙。我们两个人当时一起接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采访。通常他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喜欢旅行。我很尊重他，但我自己是很活跃的人。
宗兴：让我们谈谈科学和科学家吧。爱因斯坦的私人信件不久前被公布，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提出相对论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另外一位数学家也在争分夺秒的与他竞争。我想你也有同样的经历。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你的自传中，我读到：你的小组作出那个重大发现之后，其他几个小组立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相同的实验中来，期望在你之前发表成果。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科学竞赛的？
彼得.阿格雷：我总是要力求把结果做到万无一失。在发表方面，我总是慢慢来。我们研究小组的成果都是高质量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急躁。我们有的时候有意识放缓脚步，这样可以确保我们做的东西有更多的控制权。我们同时还非常诚实，有很高的职业操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有另外一个研究组，当他们听说我们的发现之后，立刻把全组的力量投入到相同的实验中来。我对这种行为非常震惊。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进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赢得同行尊重的原因。
当我们的
论文提交之后，杂志社很快就接受并发表了。对于发现权的归属问题一点也没有争论。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因为事情可能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我敢打赌如果其他小组抢在我们前面发表的话，我会非常沮丧。
对于年轻人来说，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很重要是非常必要的，年轻人做出来的成果不能够被随便剥夺，那样的话，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宗兴：１９８９年诺贝尔奖得主麦克．柏晓普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做“如何赢得诺贝尔奖”。在你的眼中，如何赢得诺贝尔奖？你觉得运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扮演着它的角色？
彼得.阿格雷：我觉得运气占主要成分。（笑）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公式。你要知道他的那本书其实更像一个笑话。那不是一本指导性的书，更像是回顾他的科学生涯。麦克口才很棒，我想那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我觉得除了运气之外，好奇心占了主导地位。你要知道，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实验都作一遍。如果你像竞赛一样，把
宗兴：亚洲国家的科学创新往往不如美国，一种解释是与文化有关。在亚洲，年轻人通常比较崇拜权威。而美国的年轻人不受这些束缚，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彼得.阿格雷：我觉得挑战权威是有益于学术的事情，但是同样我也觉得维持秩序的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走极端。所以这种挑战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起相反作用的。年轻的科学家挑战权威时，应该基于事实，而不是盲目的自大。你要知道，整个科学界都是基于对事实的观测。很多时候，你的创造力很难被量化。有的人点子很多，其中一小部分是对的，然后人们就会说他智力超群，事实上那是幸运。
宗兴：你今年夏天到中国之行是你的第一次吗？
彼得.阿格雷：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第一次到亚洲是1970年。我当时在香港和台湾旅行，大陆还处于封闭状态。我隔海相望，心里想，如果能去这个古老的国度看看该多好啊！大门打开之后，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邀请。但是在过去的五年之内，我开始陆续收到邀请函，但是时间总是不凑巧。所以这次去中国，算是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也是还债吧。（笑）
宗兴：你觉得目前中国的科学发展怎么样？
彼得.阿格雷：我觉得非常激动人心。中国重视科技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一点。当我发表演讲之后，好多年轻人来和我要签名，争先恐后的和我合影，并感谢我的演讲。这让我充满成就感。你要知道，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就是它的年轻人，我现在担心美国的年轻人对于科学不是那么感兴趣。经济总是基于创新之上的——微软，半导体，先进的医药——这些都需要人们有理工科背景。所以我认为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激情是无价之宝，它必然会提升中国在未来的竞争能力。
宗兴：那么你能够给中国的年轻人在选择导师方面提一些建议吗？
彼得.阿格雷：我想，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是科学家们经历最旺盛，也最多产的时期。所以一个年轻人不应该找我这样的导师，而应该去更加年轻的教授的实验室。所以这也是日本科研制度的缺陷——只有一个大老板。
当中国的年轻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我愿意帮助他们找到更加前沿的实验组，我自己的实验室在十年前非常令人激动，现在我们仍然在做一些重要工作，但是训练年轻人的话，我们实验室显然已经不是最好的去处了。我想如果把所有的年轻人都放你的名下，这是一种很自私的做法。如果我的实验室有200人，那么这对杜克大学没有任何好处。
作者：
2007-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