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菲利普·坎贝尔（PhillipCampbell），国际权威
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总编辑，也是“自然”出版集团董事之一。物理专业出身，曾任工程师，在《自然》从事编辑长达11年，1995年12月启任总编辑，对《自然》发表学术期刊负有全责。菲利普也是皇家宇航学会成员和物理院成员之一。他任编辑期间，《自然》多次得到了期刊出版协会奖，包括1998年的“年度国际杂志奖”，“自然”的发行情况从1996年开始快速增长，目前该集团除了《自然》之外，还有13份下属专业“自然”系列期刊。
6月9日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人头济济，演讲厅被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和学子挤满。站在演讲台上的是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的核心人物，他们在讲解“如何在《自然》上发表
论文”。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自然》现任总编辑菲利普·坎贝尔，他对《自然》期刊发展、科学界发展的预测精确到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谈到了《自然》作为一本顶级学术期刊的定位，“《自然》不是一切”；谈到了编辑的标准，“科学论文不是为了上头条”；也谈到了对中国的希望：“希望基础科学更多自由”。
1关于《自然》
惟一要传递的是科学本身
新京报：和其他学术期刊如《科学》相比，自然编辑在选择论文上有什么标准？
坎贝尔：《科学》杂志很重视创新，而《自然》不仅需要创新的科学，更需要那些能在各领域中起到影响的研究；另一个标准是，有些研究可能并没有很大的科学创新，但却能对政策有所影响；最后一个标准就是研究的广度，是否能对其他领域的研究起到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新京报：作为编辑，你们想通过论文的选择传递一些政策、伦理、社会等方面的信息吗？
坎贝尔：不，没有，我们惟一想传递的信息就是科学本身，这些研究可能对政策改变起到了影响，但我们选择的时候还是立足于科学本身来选择的。
新京报：举个例子，如果《自然》此前发表了带某种观点的文章，还会发表另一篇文章反对这个观点吗？
坎贝尔：绝对会。我们避免做的就是带立场，尽力做到中立，我们不会说这个理论比那个理论更优越，只是看每份论文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自然》要做的不是偏向哪边，而是选择最好的论文，最好的实验。
新京报：即使之前的论文是错误的？
坎贝尔：对，即使是显示之前的论文是错误的，我们也要发表。有时候，我们可能格外注意和以前发表文章持相反观点的论文，这样我们才能发现错误。
比如多莉羊是我们发表过的最好的文章，但这时有篇文章出来，指出这文章里有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毫不犹豫就会把这篇论文发表出来，哪怕心里有些不愿意。
新京报：《自然》和《科学》等其他专业期刊竞争激烈吗？
坎贝尔：我们和他们竞争，特别是都想得到最好的论文，得到新的重大科研发现，但这是种非常友好的竞争，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科学家论文被拒绝，无论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被拒绝，都还有在其他期刊上发表的机会。
2关于编辑
编辑的权力来自科学价值
●每年全球大约有1万篇论文提交，我们当即否决掉60%-70%，此后我们在听取评审团意见后再否决大约2千到3千篇，最后只剩下1千篇发表，最后的总发表率是10%.
●我的编辑得到很多“投诉”，指责为什么《自然》编辑拒绝他们的文章，不过投诉的接受率是很低的。
新京报：《自然》虽然很专业，但同时也是一份媒体，编辑如何处理这一层身份？
坎贝尔：《自然》的确是一份媒体，它会用科学语言撰写新闻、时政，同时也发表专业论文。当发表论文时，它会聘请专业评审团，他们常年呆在实验室里，去开各种专业大会，阅读专业期刊，他们在专业方面比我懂得多，我依靠他们来做决定。
我们永远不会为迎合媒体头条而选择论文，相反，我们的论文发表后可能对政策决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后来成了报纸头条，这个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耸人听闻的科学，不需要吸引眼球的科学，不需要头条，真正优秀的科学研究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编辑是最终做决定的人，他们究竟有多大权力？
坎贝尔：我不会用权力这个词，权力意味着你要施加影响，而科学是不受影响的。我们做的只是尽自己最大可能，寻找最优秀的论文。
如果从科学评判的角度看，我们是没有权力的，但如果从科学价值的角度看，我们是有权力的。我们有最后做决定的权力，要对所有评审团的意见进行综合。评审团评定这篇论文在专业技术上能不能通过，但编辑是最终评定其意义多大的人，并从公共的角度来决定是否要发表这篇论文。
为了向你说明从这点意义上我们有多大权力，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有非常多，覆盖完全不同领域的评审，大部分时候编辑会完全同意评审的看法拒绝论文，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最终还是选择用。最近就有一篇论文让三个评委都反对，但我们还是采纳了这篇论文，最后这篇论文得到了大量的引用。
新京报：你提到评审在专业领域上更有权威，那为什么还要反对他们呢？
坎贝尔：评审的确在专业领域上更有权威，他们拥有编辑没有的非常具体、深入的专业知识，但他们没法给出一个宏观视野图中的评价，在一个大科学发展的视野而言，他们不如编辑，我们的编辑来自各个领域，经常互相沟通，而且我们关注宏观层面上的科学发展，《自然》需要的是在宏大视野图中起着大的影响的研究，我相信我们的编辑有这个能力判定研究的重要性。
新京报：能介绍下《自然》大致的评选体制吗？
坎贝尔：编辑首先决定这篇论文到底有多少分量，这个决定要在几天内就完成，如果不够有分量，他们就不劳驾评审了，直接拒绝，每年全球大约有1万篇论文提交，我们当即否决掉60%-70%，此后我们请雇用来的专业评审团进行评估，大约三个左右，都是专业领域的专家，评审通过率大约是20%，在听取评审团意见后我们再否决大约2千到3千篇，最后只剩下1千篇发表，最后的总发表率是10%.我们整个体系中当然也有“发表前咨询”一块，就是在投寄论文之前先跟《自然》编辑咨询一下这样的文章有没有可能发表，不过这块询问的人并不多，还有论文被拒后“投诉”一块，这块参与的人就挺多了。
新京报：每年拒绝这么多篇论文，你有被抱怨过吗？
坎贝尔：我本人没有，我去很多地方，偶然会听到抱怨《自然》对国家有偏见的说法，但大部分都还是很理解《自然》的。但我的编辑得到很多“投诉”，指责为什么《自然》编辑拒绝他们的文章，不过投诉的接受率是很低的。
3关于中国
中国基础科学应享有自由
●科研必须有好的道德标准、透明度和强力的本地培训系统，培养年轻人的创造力。当地是不是有一个好的、高的审查标准很重要。
●我想告诉年轻科学家：给《自然》的关注太多了，《自然》并不是一切。年轻科学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期刊拒绝了你，这不代表一切，期刊也会犯错误。
新京报：谈一下你做编辑这些年来对中国论文参与《自然》的印象。
坎贝尔：我能直观感觉到来自中国论文数量增加非常快，另一方面，中国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在增加，而且中国参与的国际合作的项目也在增加。
新京报：为什么中国论文一下子出现很多？
坎贝尔：作为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必定有一些方面的科学在迅猛发展。这个时期产出的科学研究，可能不一定有很重大的科学影响，但是会有很重大的实际效益，这些也是很好的研究。在我看来，中国一直很坚定于自己的科研，顶级研究丝毫不低于其他国家。
新京报：但是你也提到了中国论文的质量还是比较低，是吗？
坎贝尔：质量低的论文世界各地都有，并不只是中国有，我也听说了中国科学家在担心一些论文的质量，尽管这可能是事实，但我并没有把中国单独列出来。
新京报：只关注短期效应，这可能是中国科研的问题吗？
坎贝尔：这个问题在全球都会遇上，但有些国家在鼓励实际效应研究的同时，也鼓励出产长期效应的科研。我担心中国的是，不少项目要求科学家把目光放在短期实际收益上，所以我鼓励中国的基金会不仅要鼓励短期研究，也要鼓励长期研究。
新京报：如何看待科学领域的腐败现象？
坎贝尔：科研必须有好的道德标准、透明度和强力的本地培训系统，培养年轻人的创造力。当地是不是有一个好的、高的审查标准很重要，我见到中国的科学家，他们希望能够在中国的这些方面提高。
最近有一些科学家面临的压力就是迅速出成果，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危害的。文化应该培养一种创造力，而且培养独立思考，高水平的阅读。但是这种要求，不应该构成比较大的压力。对中国比较重要的毫无疑问是增加自己的产出，因此可以大力发展应用科学，但基础科学必须享有自由，不应该承受太多的压力。
新京报：语言和格式会成为中国论文发表的障碍吗？
坎贝尔：我不觉得语言是障碍。我也问过我的编辑，他们都说语言不是问题，研究论文的核心是关于数据，而不是语言，而数据是全球的，通过数据，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很容易地判断科研价值，语言只要达到不妨碍理解的程度就可以了，不成为影响数据判断的理由。
新京报：中国科学界在哪些领域表现比较突出，哪些领域表现比较弱？
坎贝尔：有一些很好的基因学、考古学研究，尤其考古学，在《自然》发表了很多非常出色的考古学研究论文。但是在化学方面出版的文章并不是非常的多。
我们特别想吸引中国的化学家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更多的文章。
新京报：不少中国年轻科学家觉得能有一篇文章在《自然》上发表就能改变一切，《自然》成了他们的梦想，你觉得“《自然》是一切吗”？
坎贝尔：我想给年轻科学家三条信息：第一、给《自然》的关注太多了，但有太多的期刊都和《自然》一样优秀，《自然》并不是一切。
第二、年轻科学家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期刊拒绝了你，这不代表一切，期刊也会犯错误，任何科研成就都是重要的，所以要继续努力。第三、别把发表论文作为惟一途径。不是论文发表越多，学术成就就越高，有很多优秀的科研并没有把论文发表作为目标，它们的目标是应用。
作者：
2007-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