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28年前的《大趋势》一书奠定了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 sbi tt)未来学家的地位，该书全球销量达到数千万册，书中所预言的“网络社会”和“全球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此后，他又先后写作了《亚洲大趋势》和《中国大趋势》，将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的东方世界。在今年的“世界阅读日”期间，他应邀来到上海，和读者们分享他对中国未来的真知灼见，并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我们讲述的故事，也正是中国自己所讲述的
文汇报：《大趋势》写的是美国的故事，《中国大趋势》讲的是中国。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写哪一个故事更容易一些？
答：《大趋势》讲述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固定化的国家，它已经有了一个正常运作的体系。体系本身并没有变化，只是在体系内部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变迁和转换。而中国正开始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体系，所以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我们讲了支撑这个全新体系的八大支柱，这就不仅仅是体系内的转换了。这是中美之间非常大的不同，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非常令人惊异。
尽管我对美国的了解多于中国，但是在某些方面，可能写美国更难，因为熟悉感会让你陷入一种思维定式，很难打破它。对于中国，我们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只是接受所有新的东西，然后写下来。
文汇报：人们对中国的关注与日俱增，不少西方学者一段时间以来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著作。同一个中国，不同的人采用了不同框架。对此您怎么评价？您的写作框架又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答：我们怀着非常开放的心态来到中国，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框架，否则，你就会试图把所有东西都放进这个框架中。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另一方面，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大趋势》的思维模式以及调查方法，我们一开始采用的正是《大趋势》中类似从A到B的框架，比如，从乡村到城市，从
出口到
进口。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这些并不能解释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重新来过。
肯定有其他方式，可以让我们忘掉一切，然后来重新审视材料本身。我们必须用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模式、全新的框架。
重要的是，框架本身必须是从材料里阐发出来的。我们在中国成立了奈斯比特研究院，许多人在做一些自下而上的观察，看看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让那些信息、数据、材料本身来构建整个故事框架，让信息本身来呈现故事，我们只是把故事写出来而已。我们讲述的故事，正是中国自己所讲述的。
民主是指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可以有很多
文汇报：您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发明了一个重要概念“纵向民主”，即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支撑中国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问题在于，就您的观察而言，两者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化解和平衡的呢？
答：西方人认为只有一种民主方式，其实不然。民主有很多种。民主指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有很多。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互动是动态的，永远处在变化之中。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动态。不久前，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试图对汉字的书写进行一些变革，不少人非常反对，于是出现了很多争论，有关部门似乎就此放弃了。这也是同文化有关的例子。人们用语言描述事物的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在毛泽东时代，汉字从繁体到简体；几年前，主管部门希望将简体字的写法固定化，结果遭到人们的反对。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主管部门放弃了这个行动。
我们知道，冲突只会在双方都很激烈地互相推动时才会发生。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代新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以前艰难困苦的时代，所以对世界有不同看法，对中国自身的看法也不一样。这就需要上与下之间形成一种新的互动方式。这一方式会慢慢形成，否则就会产生问题。
文汇报：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您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问题还是文化传统的问题？如果是后者，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要走一条不一样的创新之路？
答：创新没有其他路径，创新意味着创造新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你需要质疑前人的看法，但并不是每一次都会因为你创造了新东西，就证明以前的东西是错的。
如果你在研究科学，和其他科学家的观点产生矛盾，并不意味着你就不尊重他，也不意味着你不尊重文化，如果你错了，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进步并没有使别人丢面子，因为任何东西都需要时间来发展，今天的这一代人会发现过去那代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很多东西，这并不是说过去就不好，而是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探讨这些东西。
文汇报：您在《中国大趋势》中说，中国同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正在缩小，但事实上，很多核心技术仍旧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比如大飞机技术。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们所掌握的技术，比如飞机、汽车制造等等，都是旧技术。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来造出新的汽车和飞机。没必要同福特这样的公司竞争，因为汽油驱动的造车技术，已经发展了100年。但是对于电动车而言，大家仍旧在同一起跑线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还有生物技术、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等等。发达国家只是在旧技术上研究时间非常长，就新技术而言，他们也刚刚起步。
世界经济的走向依然是全球一体化
文汇报：西方学界不少人看待今天的中国，往往拿当年的日本来说事，因为当年的日本在经历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陷入了长时期的停滞。您如何评价这些类比？
答：我们必须看看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才能作判断。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我就预测过日本将经历长期的经济放缓，那时日本正在美国到处兼并收购，似乎要接管整个世界。我作出这种判断的原因，是当时的日本拒绝做它应该做的事，也就是让经济自行运行。直到今天，日本仍旧试图微观化
管理本国的经济，它在任何一件小事情上都在直接做决策，比如价格变化。而中国情况不同，中国正从微观化管理、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转变成让经济自由运行的开放状态，开始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了。所以，两国之间并不能类比，我并没有看到相同的背景。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会一直增长下去。其他方面的一些进步也是重要的，比如，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已经开始减缓经济的增长。
文汇报：您第一次来中国是在40年前，40年来，您无数次来到中国，这有没有改变过您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答：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67年，那是43年前的事了，那时的中国情况很不好。当时我认为，中国不大可能走出这种不好的状况。直到1978年，我第一次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那时邓小平成为中国领导人，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创造者。从那时起中国恢复了正常秩序，开始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全新的中国开始出现。从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到现在，它所发生的变化让人惊叹。我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而且改变非常多。
文汇报：您在《大趋势》中成功预测了网络化和全球化，那么，面对今天的世界经济，您认为下一个财富机会在哪里？
答：世界经济现在面临一些困难，但也正在恢复之中。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以及接下来要发生的，依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这是方向，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达成。经济体互相之间结合得非常紧密，比如中美经济，同时，中国和亚洲其他经济体也正在走向一体化，南美、欧洲也是这样，美国和这些国家的联系也很紧密。这就是统一的经济体。我们甚至不能说中国经济的规模有多大，也不能说德国经济有多大，因为它们已经互相结合在一起了，以至于当你说这是美国经济、这是德国经济时，都显得非常不确切。面对今天这样高度一体化的经济时，过去的统计和计算方法就不能再使用了。
作者：
201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