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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际上不断有干细胞应用研究的进展传来，例如，用干细胞治疗心脏病、脑部疾病等。其中，对我触动最大的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据报道，该校医学研究中心科学家利用实验鼠胚胎干细胞取代受损视网膜细胞，成功地帮助患色素性视网膜炎的实验鼠恢复了视力，有望开发出治疗人类色素性视网膜炎的新方法。同时，他们也坦陈有些实验鼠出现了良性肿瘤和视网膜脱离的并发症。真要应用于人类，仍需进一步探索。
我早就听说，我国一些医院在干细胞治疗中曾意外地发现个别盲人恢复了视力，“重见光明”。这一“奇迹”广为传播，甚至上了美国的电视。按理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子”或线索，深入追究下去，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遗憾的是，一些医生和科研人员陶醉在“奇迹”之中，津津乐道于宣扬乃至夸大疗效，而未能拿起科学实验的利器，至今还不清楚是什么干细胞起作用，如何起作用，为什么起作用，有何副作用等关键问题，更谈不上推广应用了。据国外媒体消息，我国某些机构用干细胞治疗病人多达五六千人，却未见一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
这是我们的一根软肋。必须正视这根软肋。
爱因斯坦在谈到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时，曾多次明确指出“系统的实验”是决定性条件之一。确实，没有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实验，谈何近代科学？我们上中学时读到巴甫洛夫致科学青年的信，不会忘记他强调事实是科学的土壤和空气的教诲。这里讲的事实，指的便是科学实验的事实，如他在创立条件反射学说时著名的狗摇铃喂食实验。用实验说话是科学公认的一个重要特征。
具体至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同样要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坚实基础上。作为关于人体试验的最基本的指导文件，《赫尔辛基宣言》从1964年制订到2008年修订，都一再坚持“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必须遵循普遍接受的科学原则，必须以对科学文献及其他有关信息的全面了解为基础，以充分的实验室和动物实验为基础”。通常说，临床应用要以临床前研究和临床实验为前提，所依据的正是这一普遍接受的科学原则。《赫尔辛基宣言》还规定，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当不存在经过证明的干预措施或这些干预措施无效时，可以使用未经证明的干预，“可能时，应该对该项干预进行研究，旨在评价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目前，大多数干细胞治疗还属于“未经证明的干预”，非常需要用科学实验来证实，完善或否证。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用实验来说话呢？我想，原因不外乎下述两点：
其一，难。科学实验历来难，于今尤甚。自然界是那样的纷繁复杂，而且如达尔文所言，喜欢说谎话，把假象呈现在人们面前，要揭开其庐山真面目，当然大不易。几百年来，科学实验说了那么多话，破解了自然界那么多奥秘，要继续深入下去，登上新的高峰，当然更难。就以干细胞来说吧，有胚胎干细胞、成体干细胞，还有人工诱导的多功能干细胞（ips）。干细胞最神奇也最被看重的是它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特性，然而，正是这一特性又注定了它很不确定、难以控制，真要通过实验说点真话、新话，谈何容易？
其二，利。按照生命伦理规范，人体试验研究必须征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而且不能向受试者收费，倘若发生与试验相关的伤害还要给受试者合理补偿。显而易见，用实验说话和广招患者、直接治疗相比，从短期的可见的效益看，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在市场经济下，谁不追名逐利？谁会干“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傻事？
不过，不用实验说话，势必得不出经得起检验的科学理论，因而也不可能得到科学界和公众的首肯，不管一时多么自鸣得意，多么财源广进，终究不可能真正占领干细胞应用的高地。比如，用干细胞治疗色素性视网膜炎等眼疾，美国很可能走在我们前面。到时候说不定还要去购买人家的专利，受制于人。谁愿意出现这种局面？因此，不管多么困难，不管一时可能损失多少收益，都要下决心组织精兵强将，给予足够的财力物力支持，选择若干合适的项目，开展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研究，争取在干细胞的应用研究中取得更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成果。
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有榜样可效仿。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周琪与上海科学家曾凡一等合作，用实验证实了ips的全能性。活泼可爱的ips小鼠（“小小”）的惊艳问世，立即传遍全球，成为亮丽的科学明星，被国际权威媒体《时代周刊》评为2009年十大医学进展之一。最近，周琪又与王秀杰等合作，发现位于小鼠12号染色体上的决定干细胞多能性表达水平的关键基因簇，进一步推进了对ips的认识，也有利于ips的临床应用，可见，用实验说话真可谓价值连城，与急功近利者追逐的小利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倡导“崇尚实践、勇于创新、追求价值”的文化，我举双手赞成，但愿这篇短文能成为它一个不起眼的注释。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10-5-14 A3 周末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