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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为什么躲着媒体?

来源:文汇报
摘要:“抱歉,真是抱歉……”面对塑化剂、膨大剂、毒奶瓶、水污染等公众热议话题,面对媒体的再三追问,不少专家习惯性地回避。当然,科学家有接受或拒绝媒体采访的自由,出于谨慎的回避亦能理解。但是,当社会公共事件越来越多地与科技问题相牵连,而且越来越多事件就是因科技而引发,在公众困惑、无助、希望了解真相之时,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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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真是抱歉……”面对塑化剂、膨大剂、毒奶瓶、水污染等公众热议话题,面对媒体的再三追问,不少专家习惯性地回避。不评价、不表态、不掺和,即便只是被要求就公共事件涉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细节做点解释,仍避之唯恐不及。

        

        当然,科学家有接受或拒绝媒体采访的自由,出于谨慎的回避亦能理解。但是,当社会公共事件越来越多地与科技问题相牵连,而且越来越多事件就是因科技而引发,在公众困惑、无助、希望了解真相之时,愿意对媒体说话的专家哪儿去找?

        

科学家选择“不说”

        

        谨言慎行,向来是科学家的处事方式。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个“座右铭”有些变味了。就在核泄漏恐慌、抢盐风波迅速蔓延之时,人们发现,最先站出来抚慰公众、揭穿“谣盐”的,并非从事专业研究的主流科学家,而是一群“草根科普达人”。

        

        似乎,科学家们更愿意选择回避。3月12日,记者第一时间就福岛核泄漏一事求教自己相熟的一位老朋友,不料他说:“我搞的是基础研究,这事儿应该找核工程方面的人。”几番周折,记者总算找到一位愿意说说的专家。在解释了核电站的基本构造后,她对记者提出的“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可能会怎样”的问题十分不满,马上挂断电话。

        

        紧接着,记者尝试请另一位大学教授分析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趋势,对方礼貌地答:“抱歉,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当记者询问能否推荐其他适合的专家,这位教授表示,“我的工作主要在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熟。”事后,记者在学校的官方网站上了解到,该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反应堆工程、反应堆安全,曾任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同时是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特聘专家。

        

        专家、教授的推托,也许与记者的提问技巧有关,但其实只要想说、愿意说,他们尽可以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表达。

        

“防火防盗防记者”

        

        少了科学家的声音,歪理有时能战胜真理。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教授李大光认为,近年来,张悟本、李一等人的荒谬之论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与科学界的集体沉默大有关系。

        

        很多时候,科学家颇感冤枉:不是我不愿说,而是现在的媒体真是叫人不敢说。在科学圈子里,“防火防盗防记者”被专家们普遍视作行为准则。在“悲惨教训”面前,与其找媒体理论,不如“吃一堑、长一智”,就此封口。

        

        “有些话,我压根儿没讲过,却被媒体硬生生塞到嘴巴里。”从此,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沈建华给自己立下规矩——只跟可以相信的人说话。尽管,“国内外的导师都曾教导过,向公众诠释科学,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明知应该说、有责任说,却又不愿说、不敢说,是相当一部分科学家的真实心态。一位颇有责任感的研究员曾撰文呼吁,专家在被要求为社会公共事件提供意见时,要早讲话、会讲话、讲真话。但当记者问“如果媒体就某个公共事件请您发表看法……”他却表示:“还是尽量不说吧。”

        

        必须承认,一些记者不尽如人意的科学素养和职业道德让科学家存有戒心,但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僵持和冷战,更多来自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科学家习惯将一件事情讲完整了,媒体则倾向于选取他们认为读者“要听”的内容。同时“专家”泛滥,也让真专家不愿与媒体打交道。

        

        不过,这些也许只是表面矛盾。科学媒介中心执行主任贾鹤鹏认为,科学家在科学传播中的角色正在改变:过去,他们多是像在大学讲课那样做科普;而今,科普的情境大变,不仅与越来越多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相关,有时更要求他们对敏感事件作是非判断,这确实是很大的挑战。

        

        防记者的背后,还有无法忽略的社会环境。“在网络众声喧哗且倾向于质疑权威之时,开口说话很容易成为‘高危行为’,毕竟谁都不愿‘挨板砖’。”贾鹤鹏说。于是,研究机构或个人不可避免地会设防,不说,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打破沉默有多难

        

        随着公众参与公共事件讨论意愿和能力的上升,科学共同体逐渐意识到,沉默并非解决之道——有些“浑水”今天不蹚,明天未必躲得过。

        

        在转基因作物培育和推广过程中,公众的担忧持续不断。面对质疑,农业部于去年启动转基因作物科学传播专项基金,用以支持科学家与公众间的交流。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表示,“身为科学家,我希望这一类的基金预算多一点。”

        

        “科技工作者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不能选择沉默或逃避,要有不惧流俗的勇气。”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国科协年会上,呼吁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和媒体展开对话。

        

        勇气固然重要,打破沉默更需要环境和机制的保证。在日本核辐射危机发生后,上海市科协举办了一场媒体答疑会。会上,核安全、核医学以及相关的环境、食品、气象专家多角度为公众释疑。市科协副主席俞涛坦言,如果由媒体直接邀约,专家们未必肯来——就敏感话题发言,科学家希望有一位中间人,过滤或承担部分可能的风险。

        

        其实,科学家与媒体对话的中间人一直有,欧美科研机构设有公共信息官,国内机构也有负责媒体接洽工作的人。但问题是立场和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帮助记者,大多数后者挡驾记者,对科学传播并不友善。

        

        如何做好中间人,国外经验值得借鉴。欧美普遍设有科学媒体中心,一旦出现热点话题,中心便邀请记者与相关科学家对话。一些原本有争议的科学项目,由此得到公众理解。出于同样的想法,《科学新闻》前任总编辑贾鹤鹏于今年初创立了公益性传播机构——中国科学媒介中心,希望通过培训、交流和角色互换,拉近科学家与媒体的距离。
作者: 201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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