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作品选登
第一次接触中国科学院是在“文革”后期。中学毕业那年等待分配，无所事事，就跑到离家不远的岳阳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通过熟人进了那里的图书馆。虽然陈列的大多是时政报刊，许多图书依然封存，我还是找到了一些伊时认为是不具“毒性”的科普读物（那个年代连《十万个为什么？》都遭受批判）。也许是感念于1960年出品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上一篇纪念朱洗教授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位创造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的杰出科学家之事迹激发了我对实验生物学原始但却浓厚的兴趣。只是到后来我才明白，他所创立的蟾蜍卵巢离体排卵法为植物的引种驯化和动物的人工繁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法和手段。冥冥之中我未来的职业道路由此择向，成年前的朦胧感悟使我对中国科学院在心灵深处肃然起敬，原先那种抽象的景仰也便开始实化。
大学时代与中国科学院的联系渐多，授课教师中不乏有像池志强教授、丁光生教授和胥彬教授等那么著名的药理学家。由于地域毗邻（仅肇嘉浜路一街之隔），我便时常携手同学去岳阳路或太原路享受那里真实版“高楼深院”的环境。记得我们还自告奋勇地利用空闲时间在一项评价斑蝥素毒性的动物实验里充当下手，这是我平生首次参加真正的研究课题，庆幸之外也隐约体会到其中的艰辛。毕业前，不少同学为到底是从事基础还是就业
临床而争论不休，弄得我也难以决断，只得求教世交金国章教授。那段时间与金教授来往颇多，他极其耐心地帮助我分析利弊，鼓励我子承父业，报考药物所的研究生。折腾好一阵子后我还是作出了放弃考研的决定，那时金教授失望的神色我至今记忆犹新。十年后，金教授在赴宁波的客轮上从广播中获悉我在剑桥大学荣获“达尔文Research Fellow”称号的消息，专门写来长信给予鼓励，他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加盟中国科学院起因于十年前的一次谈话。2001年国家新药筛选中心搬迁浦东张江后急需领军人物。8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院士把我叫到瑞金医院，十分兴奋地告诉我，他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院士都举荐我担任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的领导职务。由于当时我主要在浦西经营自己的企业，加之离开
学术界已逾十年，闻讯后不知所措。不久，陈院士又约我到他家里长谈，在耐心解释、打消我的顾虑后，他特别提醒我不要忘了我俩早年在美国所共同树立的理想。是啊，那是1994年夏天的事了。我在圣迭戈市接待陈竺到访时，陪他参观了多家著名的科研机构和生物技术公司，深深体会到中美之间在高新技术领域所存在的差距，心情颇为沉重。他离开前一天的傍晚，我们驱车来到美丽的南加州海边，面对夕阳照耀下的港湾和静静停泊在那里的两艘航空母舰，发出了中国何时能制造“巨无霸”型航空母舰、何时可发明“重磅炸弹”式新药的感慨。因为美国的Merck （默克）公司当时是位居全球榜首的医药巨头，我们便有了打造中国“默克”的宏伟心愿。此情此景，而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那样激奋。此后不久，我便跨入了中国科学院的大门。
受聘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后，我有幸先后参加了数个由陈凯先院士领衔的重大科研项目。我们采取跟踪、引进和接轨的务实策略，从筛选模型、检测技术和样品资源三个方面角力竞争，建立和发展了我国自主的药物发现技术体系。在陈院士的积极鼓励下，我们在国外启用High Content筛选技术不久即着手跟进，早在2004年就建立了这一关键检测平台。当时对于如何翻译“High Content”这个专有名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道们难以达成一致。陈院士知悉后，多次索要信息资料，与我反复讨论，在对相关技术有了实质性的理解后，他决定在“高容量”和“高内涵”这两种译法中选择后者。如今高内涵药物筛选技术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我国在这一高新技术领域几乎是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中国科学院对前沿学科及核心技术的敏感性是通过其奋战在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得以显现的。前几年，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宣布放弃研发小分子药物后，其耗时15年建立、存量约为50万个样品的化合物库之去向立即引起了多方关注。出于职业本能，我当时就觉得机不可失，于是在2008年春节前一个下着大雪的夜晚把陈院士和沈竞康学长约到好望角大酒家商量对策，决定分头行动，为引进这样一个大库在审批、运输、入关和保藏等许多方面进行协调。在落户张江后，丁健院士不辞辛劳，次年就争取到中国科学院对国家化合物样品库大力度且可持续的支持。作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国家化合物样品库现在已被列为“十二五”重大科技专项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科学院的前瞻性眼光和引领性胆略在此可窥一斑。
也许是此前长期从事创业活动的缘故，我喜欢标新立异，追求个性。在主持国家新药筛选中心工作的早期，以及应裴钢院士之邀担任上海生命科学院研发研究生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期间（2002年—2004年），我曾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作风严厉，行事快速，加上口无遮掩的“性情中人”习性，当时确实引起了一些批评和责难。逐渐地，我学会了妥协，知晓了通融，在中国科学院海纳百川的文化熏陶下，培育着“不自恃，不自敝，学为我用，有容乃大”之胸襟。在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后不久，那时分管筛选中心的副所长丁健教授专门找我，以他在药物所工作十余年的切身体会建议我重返科研舞台，建立自己的课题组。他指出我创业前曾经接受过的良好训练和已经积累的学术素养一定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的良好氛围里有所作为。记得谈话是在太原路16号老楼他那朝北的办公室里展开的。尽管当时正值严冬，凛冽寒风从那陈旧木窗的缝隙中飕飕吹来令人哆嗦，但丁教授那番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却使我倍感温暖，尤为亲切。于是便有了我后来八年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虽不辉煌，却有建树。2006年的最后一天，丁所长为我们课题组发现全球首个B型G蛋白偶联受体激动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陈竺院士也到场祝贺。席间，我除了提及他四年前的“循循善诱”外，还专门感谢他长期以来对我的支持、鼓励、宽厚与包容。其实，这些年来我充分感受到了中国科学院自由清新的学术气氛和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这里人杰地灵，竞争中蕴育合作；这里平等公正，卓越时不忘提携。我和凯先、丁健、竞康一起见证了中国科学院，不，是中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是我的师长，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同仁，但我更把他们看作是我的亲密战友。
随着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国际交流活动与日俱增，原先对我们不屑一顾的跨国药企高管们接踵而至，淘金挖宝的风险投资商和知识产权买办们争先造访，葛兰素史克公司的研发主席甚至带领其庞大的团队主动上门了解首个B型G蛋白偶联受体激动剂——Boc5的发现经过，与有功人员一一会面。我们亲身体验了原始创新之崇高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比尊荣。我们正在走向世界，对的，我们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于是，我出国访问时在默克，在田边，在诺华，在施维雅，在诺和诺德看到了高高飘扬的中国国旗；终于，作为中国科学院的一员，我感怀到了那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由衷和骄傲。很快，我将走完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后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树木：作为人生旅途之标记，十年也不是短距里程。我有时也在反思，在进入中国科学院“同工同酬”之前从未在一家单位停留超过四年的我为什么有如此弥坚的耐力，为何还准备耗上另一个十年？答案也许十分简单：中国科学院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岗位，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一项事业。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中科院同进步共发展，这种以主人翁的姿态使自身价值和才华得以充分展示的机遇，不正是我们所苦苦追求的吗？
也是到中国科学院后才结识但很快成为好友的郝小江教授和我一样，酷爱电视剧《亮剑》中的主人公李云龙，他还鼓动我有空去阅读一下故事的原著。是啊，我们虽逐年老耄，但激情未衰。每当我们怨气冲天、牢骚满腹的时候，他说去看看升旗，去听听国歌，回来又开始“亮剑”，仍旧劳碌春秋，一样奔波“革命”，这不正是我们作为“铺路石”的这代人平常而隽永心怀的真实写照吗？“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以始流”——晋人陶渊明当年对田园和劳动生活的赞美，不就是如今我们对中国科学院承前启后、蒸蒸日上创新文化之切身体会吗？
（王明伟，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新药筛选中心主任。）
作者：
201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