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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坐落在北京北郊一处僻静的园区内，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几乎会让每一个访客惊叹不已：在一进门处设立的研究成果展示墙上，该所被《科学》《细胞》《自然》三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刊登的论文已达１９篇之多。
曾经为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而建设的生命所，不仅点燃了一大批海归学者的激情，其成长轨迹也为我国基础科研改革闯出了一条新路。
占地６６亩的生命所于２０００年开始筹建，２００５年正式运行，实行理事会（由科技部、北京市等８家单位组成）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由外籍所长担任法人。作为一块全新的试验田，经过几年耕耘，生命所产出颇丰。
自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生命所发表论文影响因子（期刊学术影响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合计达到１３００，远远超过国内同类主要科研机构。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由１名诺贝尔奖得主、６名美国科学院院士、２名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和１名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对生命所进行实地全面考察后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
经过几年正式运行，生命所已经崛起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新地标”，但在所长王晓东眼里，生命所还有更宝贵的东西：我们对科学家的要求是达到世界一流，这一目标指引着生命所走到今天，并初步建立起一套符合国际惯例又有我国特色的运行机制，大家的眼光自然地放到科学本质上来，生命所的理念已经与国际接轨了。
生命所内部不建立职称体系，不论资排辈，选人用人“不唯职称、不唯论文、不唯出身”，而是看重能力和潜力。
科研人员每年只需向科学指导委员会进行一次学术汇报，但每５年一次考评时，王晓东会把科研人员的研究进展以匿名方式交给３至５名该领域国际同行，问他们三个问题：这个人凭过去５年的工作在你们学校能否得到提升？这个人近５年研究是否对你的科研产生影响？这个人目前的发展势头是否会成为该领域领军人物？
“第一次５年考评，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考评，必须三个都通过，不然就得走人。”王晓东说，一名有潜力的科学家来到生命所，我们是按照他在十年内成为行业顶尖科学家的要求去发现和培养的，因此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规则。
目前，生命所已有７名科学家陆续通过国际同行第一次考评，一个没有通过，自动离职了。
几年来，生命所建立的科学实验室已达２６个，涉及癌症细胞凋亡、病原细菌、干细胞、乙肝病毒等几乎所有当前国际生命科学研究热点，吸引海外高级科学家３０余人，平均年龄不到４０岁。
靠什么把这些冉冉上升的科研明星从整体条件更优厚的国外研究机构吸引回国，并让他们在中国做出国际一流的成绩？国家有关部门与北京市大力突破现有政策，确定每年为生命所提供上亿元的支持经费，长期稳定支持，不断增长，这点燃了他们加盟生命所的激情和做有风险、难度大但有影响力课题的信心。
２００５年从哈佛大学回国的邵峰说，他之所以放弃在美国的深造机会，就是被生命所的运转机制打动了。“当时生命所一个实验室每年２４０万元的固定科研经费绝对数目不大，但实际效力已经超过美国，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科研自主权，这让生命所具有一种很大的优势。”
为了尽量避免这些顶尖人才受到外界非学术因素干扰，相关部门为生命所精心营造了一个“唯学术是瞻”的环境：日常运行由所长聘任善于管理的专业人员承担，实验室主任以上科研人员实行３０万至１００万元的年薪制，拥有体面有尊严的生活，所内看不到行政主导的影子，使得科学家们能够心无旁骛攀登高峰。
中科院院士饶子和说，生命所给人的感觉是没有杂念，有点像剑桥的ＭＲＣ（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英国最大的生物医学公共资助机构，半个世纪出了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多年来一直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一心一意做科研。
邵峰说，生命所真正核心的东西是其内在的科学精神，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严格的同行评价，就是让内行来鉴别你在做什么，在追求什么。因为真正的科学追求是有一条主线的，而不是通过迎合审稿人发表一堆没有关联的文章，这是真正的科学家和科技投机分子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