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科技史”系列讲座第一讲关注中日两国的联系与比较

 
11月2日晚6：30，二教楼T008坐满了青年学子，研究生“科技史”系列讲座在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吴萍主任的主持下拉开序幕。
本系列讲座第一讲由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冯立昇教授主讲，冯教授首先从科学的基本界定开始为同学们介绍了科学史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正如科学史的创始人乔治萨顿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史架起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它帮助学生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从而有助于全面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和社会的关系。
在“西方科学技术本土化的历程及其启示——中日两国的联系与比较”报告中，冯教授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并结合自己在日本访问和考察的实际经历，详尽地讲述了西方科技在中日两国的传播以及本土化过程。就近代科学而言，两国都是在19世纪后半期被迫开港的背景下引进的西方科学，而且引进速度都较以前加快，在内容上也都包含了欧美新的研究成果，政府对引进工作也都有很大影响。从当时中日两国出版的科学译著看，输入两国的科学知识水平相差不大。可是，到19世纪末，两国所得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日本不仅消化、吸收了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如医学，而且积极实施人体解剖工作，同时跟踪西方科学的最新进展，迅速缩短了与西方的差距，特别在短时期内建立起了现代科学与医学教育体系及相关制度，完成了与西方科学的接轨工作。而中国却长期在引进的初级阶段徘徊不前，处于近代科学的启蒙时期。那么，造成如此截然不同结果的原因究竟何在？
冯教授认为，首先，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变迁对两国科学本土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尤其是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涉及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学术、文化、科技与教育所有领域的巨大社会变革，与中国当时的洋务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明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引进西方科技文化的措施，是中国的洋务运动无法与之比拟的。其次，接受西方科学的不同方式也是造成在两国传播和发展近代科学方面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如中国学者大都是采取通晓汉语的西方传教士口授、自己笔录的合作形式进行翻译的，而日本学者的翻译工作大都是由他们自己独立完成的，像被视为日本近代科学文化“兰学”诞生标志的《解体新书》的翻译出版就是这样。
冯教授的讲座，引起了我校研究生的共鸣，尤其是日本引进西医和解剖学并本土化的历程令人深思。很多同学留下来与冯教授就日本对中医、中药的态度、中日两国比较的启示等方面进一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