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历程由机遇决定
诞生于1907年的神经生理学泰斗——张香桐院士走过了坎坷的百年科学之路。他常说：“人生的历程往往由机遇决定，不由自己的意志去安排，犹如深秋落叶随风飘荡，不知所终。”
1907年11月27日，张香桐生于华北一个凋敝的农村，直到14岁还不能进入正规小学读书。当时他连做梦也没想到，由于命运的安排，自己不仅能受到大学教育，并且还有机会出国留学。这个神话般的故事需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
1933年，张香桐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当上汪敬熙教授的助教。汪先生给张香桐指出了通往科学世界的道路。通过不懈努力，聪慧的张香桐学会了如何设计实验、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写科学
论文……以后，又随汪先生来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在赵翰芬技师带领下掌握了组织切片染色技术，因而获得了对于脑结构进行深入研究的手段，为脑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相继占领了上海、苏州，进逼南京。研究所大部分成员都惊慌而逃，以寻求安全。张香桐因无家室之累，和另一位年轻实验助理员朱亮威自告奋勇，留下来担负起将所内的图书、仪器运到内地的重任。1937年8月的一个傍晚，他们刚装完箱，研究所的一角就被日军炸弹击中垮塌，张香桐从剧烈震荡中恢复意识之后，发现自己已被埋葬于碎砖乱瓦之中，却奇迹般地生还且并未受伤。从此，张香桐开始了战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历尽艰险把研究所的图书、仪器向大西南迁移。
眼见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国民党军队却热衷于打内战之实况，一种屈辱、绝望与愤怒的感情吞噬着张香桐的内心。正义和激情驱使张香桐毅然卷起行李，买了一张从桂林北上的长途汽车票，打算投奔延安，北上抗日。经过十多天颠簸，总算到达贵阳，但刚住进小客栈，他的钱包和行李就被盗走了，连客栈的房钱也付不起。严酷的现实将张香桐的幼稚和莽撞击得粉碎。张香桐沮丧地在贵阳街头踯躅，疲倦、饥饿向他袭来。正在惶恐之中，却巧遇到时任贵阳教育局局长的一位中学与大学同窗。不久，那位同窗便给他安排了安顺陆军军医学校教书的位置。
强烈的求知欲，驱使张香桐在教书的同时经常去贵阳红十字会图书馆阅览，无意中读到了约翰·福尔顿的《神经系统生理学》，并为其学识所倾倒。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的他，居然给这位神经生理学大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去他的实验室学习的欲望。谁知3个月后，张香桐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大师的电报和回信：如果能自筹路费到达美国，将提供给他一份奖学金。
连连获得如此机遇，真乃人生之大幸。张香桐明白：这是天赐良机，稍纵即逝啊！有准备的张香桐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迅捷卖掉他仅有的衣物，包括珍藏多年的一部Schaff’s Textbook of Physiology。用半年多时间才办妥手续后，终于踏上了留学之路。
1943年3月24日，张香桐抵达美国耶鲁大学，从此踏上了一段漫长的、寻求神经生理知识的人生之旅。
以一人之痛，能使天下人无痛
针灸起源于中国，如何将这种传统医学技术纳入现代医学，是神经生理科学家的责任。多少年来，正确揭示针刺镇痛现象的机理一直是对神经生理学家的一个挑战。
为了获得针刺麻醉的第一手资料，以真切了解针刺镇痛的生理机制，1965年5月，当时已年近六旬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果断地向上海市卫生主管部门申请，要求在自己身体上进行一次不用任何麻醉药物、只靠针刺来镇痛的左侧肺切除的模拟
手术。申请被批准后，张香桐实实在在真切地体验了一次针刺镇痛模拟手术的全过程。
那天张香桐身上足足扎了60多根银针。模拟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被针刺过的上、下肢仍不能自由活动，左手几乎完全丧失了运动功能，甚至连打领带、扣扣子都不行。张香桐的老保姆在一旁怜悯地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去自讨这份儿苦吃？”张香桐却不以为然地笑道：“以一人之痛，可能使天下人无痛，不是很好么？”通过实践与体验，张香桐真切地认识到针刺镇痛是两种不同感觉传入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张香桐研究团队所取得的揭示针刺镇痛机理的科研成果，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在美国兴起了针灸热，日本、瑞典等国也纷纷邀请他们去作报告。张香桐本人则相继被聘为巴拿马麻醉学会名誉会员、比利时皇家医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痛研究协会荣誉会员等。该项科研成果也于1978年、1980年分别荣获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中科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及1980年度茨列休尔德奖。
茨列休尔德奖的授奖典礼于1980年7月15日在美国波士顿举行。那天，张香桐荣幸地见到了他的师母。自1956年学成归国后，张香桐跟恩师——福尔顿教授失去了联系，福尔顿不幸于1960年逝世。张香桐耿耿于怀的是，一旦有机会重返美国，定要去答谢恩师。那天，由福尔顿的侄女——耶鲁大学海洋学教授莎丽·惠特兰博士开车从纽海文护送师母到授奖会场。张香桐与师母久别重逢，悲喜交集。80多岁高龄的师母为张香桐的科研工作又能荣获国际
学术界承认表示祝贺，并风趣地说：“我非常高兴，能看到你的帽子上又多插了一根鸡毛！”（印第安人凡对自己部落作出贡献，酋长会在其帽子上插一根鸡毛，以示表彰。）
更值得一提的是，张香桐科研团队的针刺镇痛科研成果还得到了李约瑟博士的认可，在他与鲁桂珍博士共同撰写的《天针——针灸历史与理论》付梓之前，执意要张香桐作中文题词，刊于卷首。张香桐却以“佛头置粪，未敢造次”予以婉辞，但李约瑟执意索词，张香桐只好从命。这就是当代著名科学史家对张香桐科研团队研究成果的充分肯定与赞许，令张香桐感到无限欣慰。提及此事，张香桐兴奋地说：“天下没有任何事比自己的工作被同行专家所引述并加以赞许，更令人感到高兴了！”
惜时与勤奋
回顾百年人生旅程，张香桐最大的安慰是不曾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艰险的战乱中，也不曾中止过科研。
在抗日战争期间向大后方转移的日子里，张香桐总随身携带一架显微镜和切片标本，一有空闲就观察和研究。凡从事神经解剖学研究的人都深有体会，那是一门极其枯燥乏味的课程，要背出数以千计的以拉丁文命名的专门术语，熟记它们的结构位置、大小和功能。青年张香桐在漂泊不定的环境中，不仅全记住了，更构筑了一幅立体图景。在躲避敌机空袭的山洞里，他曾观察到大量白昼潜伏、晚间出洞觅食的蝙蝠，经仔细研究，写出了《斜方体的比较研究》论文，提出了蝙蝠这种极端灵敏的听觉定位能力及控制飞行的机能，都跟其斜方体的解剖学特点有关，这项研究对现代航空雷达技术颇有启迪。
而张香桐关于刺猬脑干细胞核团的专著则是在抗日时期广西柳江上游的一座江心小岛上完成的。那时，作为研究所的图书、仪器守卫者，张香桐独自住在一座破庙里。他摆开了脑切片和显微镜仔细观察，结合西洋写生技巧和中国工笔和水墨画艺术手法，精心绘制了40多幅有关刺猬脑干的细胞图。这些做法，看似傻乎乎的，却真正铸就了张香桐过硬的科研功力。因此，日后他多次深有感触地对青年朋友们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不必过早、过高地要求自己在科学上一鸣惊人，应尽可能抓紧点滴时间，多学些基本知识，掌握一些专门技术，为将来顺利开展科研打下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1987年，张香桐应邀参加美国卫生研究院建院100周年纪念活动。会后他到威斯康星访友，不料途中发生车祸，左腿及胸部4根肋骨骨折。在孙女家卧床疗养期间，可算是张香桐一生最清闲的日子。一天，外国朋友来看张香桐，看到墙上挂着的他书赠孙女的《朱子家训》词，请他解释词义。那天，正巧时任上海市政府领导的陈至立率团出访美国，获悉张香桐卧病在床也来慰问。听着张香桐用英语娓娓道来的《朱子家训》，便希望张香桐康复后把《朱子家训》英译出来，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人文理念。对惜时如金的张香桐来说，出于对民族文化精粹的崇敬，何不趁卧床之机，做些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张香桐推敲再三，在保留原词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洋诗”的韵味，竟在卧床疗养期间译出了《朱子家训》。译文得到上海市有关领导首肯，被印成精美的小册子作为馈赠外国友人的中国文化珍品。事后，张香桐风趣地问道：“我这个‘不务正业’之举，是不图安逸抑或惜时如金？”
进入耄耋之年后的张香桐理应颐享天伦之乐，然而他老骥伏枥，依然不辞辛劳，充满青春之锐气。只要身体没有不适，几乎天天早晨按时出现在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读论文、会友人，或写出访随笔，或写科普文稿，或编往事回想……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得有滋有味。百岁老人的心中仍充满生命之欢乐，事业之诱惑；他有诗人般的激情，有童稚般的纯真。
张香桐虽然肌肤衰老，但对科学事业的执著与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为他明白：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争分夺秒！”这是令张香桐充溢勇锐之气的源泉。
青春对于张香桐是永存的，因为他有“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情感”。
2005年12月6日，当笔者将上海科普作家协会首批荣誉会员证书送至99岁高龄的张香桐手中时，他兴奋地在签收本上挥就了“科普万岁”四个遒劲的大字。
多么耐人寻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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