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先生是国际著名
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在果蝇种群间的演变和异色瓢虫色斑遗传变异研究领域有着开创性的成就，为奠定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提供了重要论据。他发现了瓢虫色斑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对经典遗传学发展的一大贡献。谈家桢先生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1999年，国际编号为3542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题记
今天，我国现代遗传学研究的奠基人谈家桢先生迎来百岁华诞。几天前，我来到谈家桢先生在华东医院的监护病房看望先生，先生的病床前洒着落日余辉，在初秋的日子里，让人心中洋溢着暖意。先生在国外的学生纷纷寄来贺卡，祝贺先生的百岁生日——先生的夫人邱医生把刚收到的贺卡送到先生眼前：“老头子，你马上要过100岁生日啦！”只见先生的眼睛微微地动了动，似乎有亮光一闪而过，接着，目光缓缓地转向挂在墙上的大红数字：100。
第一次采访谈先生是在10年前。那时候，我怀着一个刚刚工作的“小朋友”对著名科学家的敬仰之情，赶到先生在复旦大学的办公室。我以为，采访一定会因为“小朋友”和“大学者”之间学识的巨大落差而难以顺利进行。没想到，谈先生早早地等在了办公室。他笑吟吟地开口问道：“你不是我们生命科学院的毕业生吧？那我要先说一下遗传学到底是怎么回事。”短短几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的紧张一扫而光。采访中，对于我问的每一个问题，先生都面带笑容认真而详细地回答，没有一丝不耐烦。
后来去采访，谈先生的身体已不如从前。每次谈话前，邱医生总会提前约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但采访还是每次都会超时，每每邱医生发出“提醒”，谈先生总是笑着说：“不要紧的。”而每次离开时，他也会说：“有不清楚的问题可以打电话来问。”
在同行的眼里，“他曾经历了绝大多数遗传学家难以达到的巅峰，尽管有过困难和挫折，但他的生活是充实的。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政治上，他靠知识、人品和才干生活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遗传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F.Crow）
在学生眼里，他的“人格力量能穿透地域的距离和年龄上的差距。深深地铭刻于学生心中。他把学生视为最大的财富；学生把他看作人格的榜样。激励着学生前进的每一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赵功民）
“……他的正直和全情投入关怀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使得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并不关注他的成功，他关注的是生活。他的心和他的思想引领着他，去解开遗传学的奥秘。”出于对先生的景仰，一个学生的太太，一个外行人，也坚持要在写谈先生的文章中添上这样的话语。
为了本科生的谈话
谈先生总是把学生视为最大的财富，而学生更把他看作人格的榜样。“谈先生直到2001年生病住进华东医院后，每天仍然要看大量的资料、文献，还包括一些学生的文章。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做出了成绩，发表了文章，都会给他们发信或者打电话。”邱医生说，“即使在他身体不好以后，他还会让我替他打电话。”
十年前的一个夏季，谈先生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乔守怡教授叫到办公室，一见面就问：“你知道本科生中有个叫李辉的同学吗？”
原来李辉在上大二时，发表了一篇有关云南拉祜族肤纹的
论文，这篇论文引起了谈先生的注意。默默地关注李辉一年，谈先生不时地通过李辉当时的科研指导老师卢大儒教授了解情况。在李辉大学三年级时，他特地把李辉的论文交给了当时负责本科生教学工作的乔守怡：“你拿去看看。我知道从
学术上看，他的论文还有不周密和欠缺之处，但是一个本科生能有这样的思考，能独立设计课题，并通过采样分析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执著的科研精神值得赞扬。你是主管本科生教学工作的，对李辉这样的同学要给予关注和支持。”
在此之后，谈先生多次向李辉的老师和乔教授询问他的课外研究工作，询问学院是怎样支持他独立研究的，并且还让当时的指导老师卢大儒教授带去和他一起探讨研究。
现在已经在耶鲁大学读博士后的李辉回忆起谈先生时说：“没想到谈先生会关注一个本科生。事实上我后来才知道，谈先生通过乔守怡和卢大儒老师了解了我的情况。他还让卢老师转告我，要我在各方面全面地发展，在科研上要注意团队精神、要勇于探索创新、要坚持不懈、要有奉献精神。”李辉说，“后来谈先生经常找我去谈话，了解我们的工作进展。当我告诉他，我在人类肤纹上发现了谈先生早年在瓢虫上发现的遗传规律，证明这个规律具有普遍性时，谈先生并没有特别兴奋，他说只要年轻人能够在遗传学上做出成绩，他就很高兴了，并不一定要做和他有关的方向。”
李辉很感慨：“先生把我们当作中国遗传学界的第五代人。我感受到了他对遗传学科在中国发展壮大的深切希望，对年轻一代的殷切希望。他从不关心自身，在他的思想里，他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遗传学科的发展融为了一体。”
后来李辉同学在指导教师帮助下，独立撰写发表了《人类肤纹遗传学研究》论文，并且在1999年，以另一篇《上海越族与台湾高山族亲缘关系的遗传分析》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论文挑战杯赛特等奖。
得知这一消息后，谈先生又一次找乔守怡教授谈话：“一个青年学生的学术成长是需要时间和扶植的，不能苛求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应该正确，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周光炎教授，至今仍感激谈先生的尽心栽培。47年前，周光炎教授还是复旦生物系遗传学专业的学生，在一次去上海郊区佘山采集动植物标本时，他和同班的管镇发现了一种蝗虫的染色体中，有国内外文献鲜有报道的不等双价体。谈先生得知后，亲自找他们聊这件事。“自然选择如何作用于这样一段 ‘多出来’的染色体，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带有宁波口音的谈先生“兴-趣”两字的发音，决不属于标准的普通话，也有别于上海方言，听来像在说“新-翅”，周光炎至今难忘。为此，周光炎和管镇开始做题为“不等双价体的细胞学行为和群体动态”的论文。
题目虽小，但是谈先生再三跟这两位本科生强调：科学性不能马虎。他们先请昆虫学界权威、复旦教授辛介六先生按林奈的双名法，确定该蝗虫属短角斑腿蝗（Catantops brachycerus Will.）。从秋天到夏天，两位本科生六上佘山，共采集了近千只短角斑腿蝗，然后对其中530只雄性标本作细胞遗传学分析，并且手画出染色体，花费几个月，完成了上百幅染色体图终于完成。谈先生看了，立刻鼓励他们说：“水平大体比得上国外经典著作中的染色体图。”但是到了写文章的英文摘要时，他们犯难了。因为他们学的是俄语，写完了英文摘要先给自己指导老师过目，最后送谈先生。
拿回来一看，周光炎大吃一惊：哇，摘要已被红笔改得面目全非。不仅有纠错，整个文章的布局也大有改动，而且，术语的选择特别考究和地道。周光炎说：“当时就想起了鲁迅《藤野先生》一文中老师如何用红笔订正课堂笔记。”结果，还没等他们全部消化和领会修改内容，谈先生又发话了：“还要改！”又把文稿要了回去。第二天，谈先生特地把周光炎叫到办公室：“英文摘要，我全部重写了。”没等周光炎反应过来，他笑了笑：“不应该亏待你们画的那些漂亮的图嘛。”这篇论文后来发表于次年的学报第一期头条，之后半年内，共接到六封来自国外的短信索讨单行本，包括大英博物馆和国际抗蝗联盟。周光炎说：“当时我心里明白，没有谈先生近400字出色而流畅的详细英文摘要，国外学界不会有人在意两个中国学生的作品。”
周光炎教授每当提起这件事时，总会加重语气：“没想到吧，两个学生。”因为这篇由谈先生等三位教授悉心指导并融入他们心血的论文，在作者栏中只有两个本科学生，而他们坚持不愿意署名。“这篇英文摘要，40多年来我一直带在身边，不仅是范文，也鞭策自己认真治学。”
唯一的一次受处分
遗传学界的不少“老人”，都知道谈先生除了是国内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以外，还知道他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为遗传学的重新启动进行了很多物质上的准备。不过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他因为建设生命学科心情迫切，在引进生命科学研究急用的仪器时，甚至受过教育部通报批评。
谈先生的弟子、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赵功民教授说，每当谈先生谈起这件事时，当年迫切希望推动生命科学建设和发展的那种“心急火燎”的心情，仍然忍不住流露出来。
那还是30年前，应美国朋友邦纳盛情邀请，谈先生去美国参加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50周年纪念会。他是我国在“四人帮”垮台后，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最早一批科学家之一，也是谈先生相隔30年后又开始进入国际学术舞台。70岁重新开始研究工作，谈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遗传学在新中国”的报告，受到与会科学家的热烈欢迎。
纪念会结束后，通过邦纳和多方面的帮助，谈先生到美国东部和西部进行了考察和访问。他应邀参观了一些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如加州戴维斯分校、纽约洛克菲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斯坦福大学、德克萨斯医学中心和哈佛大学等，并与科学家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这一次访问，使他开阔了眼界，感触很深。用谈先生的话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补课。”而当时国外那些实验室先进的设备也让谈老看了“羡慕不已”。他清楚地意识到，靠实验室现有的设备和仪器，是不能把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谈先生临时决定去访问已中断联系几十年的老同学贝克曼和特里耳。
贝克曼是美国贝克曼精密仪器公司董事长。老同学见面，贝克曼对谈家桢在古稀之年依然为发展中国遗传学的初衷不变感到由衷的敬佩。他愿意破例以最优惠价的价格、以先交货后付款的方式，与谈先生签订一份协定书。谈先生当然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但是按规定，购买如此昂贵的仪器，必须先向教育部提出报告，等批准后才可以进行。谈先生后来说起这件事，心情还是十分急迫：“这次好事来得那么突然，哪有时间向国内请示啊，就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吧。至于我个人受到什么样的处分，都心甘情愿的”。谈先生以欠款形式，为复旦大学遗传所引进了价值20万美元的五大件大型精密仪器。
果然，回国后教育部有关部门对这件“自说自话”的事情进行了处理。顾及到谈先生的声望和引进这些仪器的必要性，决定对他个人不作处分。但是要就这一事情向全国高校进行通报，批评这件事情违反了外事、财务方面的纪律，此类事情“下不为例”。谈先生为此写了检讨，不过复旦大学遗传所却偷着乐：总算“鸟枪换炮”了。
尽自己一切所能推动研究发展，是谈先生一直以来的愿望。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全国的理科教学条件都还不是很好，学生的教学实验室也较简陋，现有的实验设备不能满足培养学生的要求。谈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间。他联合全国12名院士，联名给国家教育部等国家相关领导部门写信大声呼吁：为了我国理科人才培养的后继有人和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应当设立理科人才培养基地资金项目，着重解决教学条件和人才培养定位问题。这封信在1991年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积极回应：在全国部分大学设立理科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并给予每个基地150万元的支持。这是国家在当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给予理科人才的巨大支持。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是全国生物学科第一批设置的生物学人才培养理科基地。而当1997年复旦大学生物学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好后，谈先生为了考察建设成果，以90高龄，拄着拐杖，走遍了生科院所有的教学楼，一层层看遍了教学实验室。
“我就是一个教书先生”
在学生和熟识者的眼中，谈先生的魅力在于他对生活的全身心热爱。在谈先生原先办公室的书橱里，除了摆放着满满当当的书以外，最多的就是他和弟子以及孩子们的合影。那些年幼的孩子们，有的喜欢坐在谈先生膝盖上听他谈话，也有的喜欢搂着他的脖子叫他“公公”。在给谈先生写纪念文集的学生中，几乎每个学生都提到了自己年幼的孩子从谈老身上感染了一个智者的慈祥和对生活的爱。
在如今先生居住的华东医院病房里，当邱医生送走来往的宾客时，看着谈老偶尔会叹息：“前两年，他还常常跟我开玩笑，说不知道能不能活到100岁。有时候他还会问我，我离100岁还有多少时间啊？现在躺在这里，说什么他都明白，但是却不能多动，这对那么喜欢活动、喜欢交流的他来说，真是……”
谈先生的学生，都知道他特别喜欢
美食。不过不少学生也都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有点“怕老婆”。连谈先生自己都常常笑着跟学生说：“上等男人怕老婆嘛”。11年前的
中风，让谈先生必须接受邱医生的“严加管教”。即使是出去招待客人，邱医生也会陪着，因为“一旦不管，他就会‘乱’吃东西。有时候我生病，他偶尔一个人去学生那里谈事情，回来后还会像小孩子一样乐呵呵地跟我说，‘今天你不在，我吃得很舒服’。”
在邱医生眼里，谈先生从来不拒绝别人，也不会拒绝别人。刚刚改革开放时，经常有国外搞生命科学的教授来找谈先生。外国客人来了以后，谈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不仅和他们交流学术问题，还带着他们在上海四处游览，介绍风土人情。家人以为谈先生和他们是旧识，就问对方是什么时候认识谈先生的，不料得到的回答常常是：因为是同一个科研领域的，因此按照科学词典上的人名，到中国来就会来找谈先生。不过这些人回国后，有很多人跟谈老成了莫逆之交。
不管是在陕西路的旧居，还是晚年在众仁花园的养老公寓，邻居们都认识这位直到90多岁高龄仍然每天夹着包去上班的老人，如果回家早，谈先生总会和邻居聊上几句。大家夸他没架子，对人好。谈先生乐呵呵地说：“我就是一个教书先生，有什么架子啊！”
谈先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四位早期学生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调，都受惠于谈先生的厚爱：他曾为学生整理过房间，洗过学生的脏衣脏祙。学生出国归来一时找不到房子，他曾把自己的房间一分为二借给学生。学生经济拮据，他慷慨解囊，把自己有限的积蓄拿出来。甚至学生夫妇感情不和、家庭纠纷，他都会出面调解，尽力帮助解决。
现在，谈先生早期的学生，都成了我国遗传学领域独当一面的遗传学家，解放后培养的学生，也大部分成了我国工、农、医、牧、林等领域的骨干力量。
作者：
2008-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