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
在策划采写“改革开放30年专题报道”的过程中，“与祖国同命运”这个主题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记者、编辑，促使我们去发掘、思考它的内涵。历史的巨大转折，崭新时代的开启，是个人的人生轨迹改变的起点；国家的发展进步，为个人的成长成功不断提供着机遇。换个角度看，无数中国人深怀爱国之心，发奋努力，锐意进取，推动着各自工作领域的发展进步，每个人的贡献汇聚成了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个人和国家，就这样命运相系，难分难离。
从今天起，本报陆续发表一组报道，写的正是个人故事中蕴涵的“与祖国同命运”的主题。
30岁那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改革开放的大潮，将正在农村插队、当着大队书记的赵国屏，带入了正规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大海。从此，他的人生轨迹，与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轨迹紧紧交织在了一起。
从考取复旦大学生物系、通过CUSBEA计划赴美求学，到出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首任副院长，再到就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和生物芯片上海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今年正好“花甲”的赵国屏最为欣慰的是，自己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做成了。
“设计人生”，对80后年轻人热衷的这个词汇，赵国屏说：“我们这代人，从来没想到过设计自己的人生。我们只是结合自身的能力和兴趣，不断地去适应国家需求，为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
三十而立：“做农民做不到的事情” 高考被复旦生物系录取
1969年，20岁的赵国屏离开上海的家，去安徽蒙城插队，带着一种轻松感。
他的父亲赵祖康，是中国公路泰斗，国民党政权最后一位上海市代理市长（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规划建筑
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去蒙城农村，他不仅摆脱了周遭歧视的目光，还可以满足搞生物研究的愿望。
“中学时看到《科学画报》上有篇介绍DNA双螺旋的文章，感觉生命太神奇了。从此，我就下决心要考北大，学生物，但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上大学的梦。”赵国屏那时的想法很单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他，感到粮食太重要了，“我小时候自己做过嫁接育种，我也崇拜电影《艳阳天》里带领农民生产自救的肖长春，那时我真是想去改造农村”。
6年后，这个在农村经历了各种磨难锻炼的知青，从城里的“乖孩子”成长为大队书记。他在为困难户解决吃饱饭的同时，依然憧憬：“我的大队，生产水平要与美国相当。”
他领导的大队专门有个农科队，有几十亩试验田，从育种一直做到推广。建小油坊、办小工厂，建学校、推行计划生育。他要把一个淮北的穷村，建成“变江南”的实验室。而他的未婚妻俞自由，更由知青当上了蒙城县委副书记，名动一时。
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了中国。赵国屏的心热了，但他依然放不下改造农村的“实验”。这时，一位生产队长对他说：“虽然你现在做得很好，我们也需要你；但是，你应该多学本领，做农民做不到的事情。”
于是，赵国屏参加了高考，志愿是复旦大学生物系。他被录取了，分配到
微生物专业。当时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15岁，他30岁，排在第三。
读书期间，他写了一封针对农村问题的信，得到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的赏识，并得到中央领导批示。此后，他以学生身份成了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虽然担任过从班到系、校的各级学生干部，赵国屏的4年大学生活，始终在刻苦学习、培养研究素质中度过。
当赵国屏毕业的时候，他担任班长的微生物专业班被评为上海市三好班级，学校希望他留校，当一个兼做行政工作和教育科研工作的“双肩挑”干部。
又一个选择放在了他的面前。赵国屏想，要做研究，就要集中力量，踏踏实实，从头做起；他决定要坚定地走一条漫长的“科班之路”，于是考上了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的硕士研究生。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分子生物学教授吴瑞向中国教育部建议：世界生命科学领域发展很快，中国要尽快培养这一领域的年轻科技人才。为此，他向美国近百所一流大学介绍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服它们接收中国留学生，促成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从1981年开始实施。赵国屏以他优异的成绩和英语水准，获得植生所的推荐，顺利通过了CUSBEA的笔试和面试，远赴美国普度大学，开始了留学之路。
“我上大学之后，读遍了所有专业课的英语教材，为的是以后做研究有用，但就是没有学过TOFEL，因为从没想‘考出国’。但是，CUSBEA给了我真正的机遇。”赵国屏至今感念这一次选择。
四十不惑：认准自己的路回国效力 欣然应命去接导师的班
赵国屏去美国深造两年后，夫人俞自由放弃了副县长的职位，相随到美国攻读经济学。年届不惑，夫妻双双获得博士学位。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出国热”方兴未艾之时，托福考试逐年直线升温，美领馆外总拥着无数焦急等待签证的人；但赵国屏夫妇却选择了回国。
也许，16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会说他们作出了极有远见的“人生选择”；也许，当年人们对他们的选择有“回国拿政治资本”、“在美国混不下去”的议论——但赵国屏所想的，只是回国陪伴年迈的双亲，只是想实践父亲的嘱咐“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服务”；只是想为学经济、学保险的妻子找到最适合发挥她作用的平台。“四十而‘不惑’，就是认准自己的路，不被名、利、他人的观点等‘潮流’所迷惑。我知道，国家需要我们回国出力。”
不过，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实在相当落后。赵国屏不得不“曲线救国”，先去上海普罗麦克公司当生产经理，产品是分子生物学试剂。
得益于插队时做大队书记和大学时代做学生会工作积累的一点管理经验，以及经济学博士夫人的支持，他不仅管生产，而且管质量控制和成本核算；一边实施新产品的研发，一边又关心产品的销售和公司的利润。
不久，这些经验被用在了组建真正的实验室上。赵国屏硕士研究生学习的导师需要他回去接班，他欣然应命。
此时，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接老先生们的班，觉得有很多羁绊与束缚，不如自己“另立山头”。赵国屏不这么想，老先生留下的不仅有团队、有项目，还有设备和材料——这比白手起家可要好多了！
当时他接下的这个研究室，很快就成为所里重点支持的“微生物次生代谢调控研究开放实验室”。经过此后13年的努力，实验室逐步发展壮大，现在已经拥有8位中青年研究人员，成为中科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开始向国际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前沿进军。
五十知天命：动用积累改行边干边学 投身于人类基因组研究
正当赵国屏想在微生物研究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时，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加速发展，对中国科学界敲响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警钟。
1997年7月，我国著名
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上书中央，呼吁保护我国遗传资源，建议成立中国基因组研究中心,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我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就此加速展开，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承担下了“两个1%”的任务，即完成人类基因组1%的序列测定和识别人类表达基因的1%。
1998年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时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时，他与李载平院士、裴钢院士一起，开始主持实施中科院关于人类基因组的创新工程特支项目。当时的他，还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微生物学代谢调控的一个重点项目，分管一个“863”计划蛋白质工程主题。
从微生物代谢和蛋白质工程研究转移到并不熟悉的人类基因组研究领域，对他来说是个十分困难的决定。但赵国屏还是在50岁的时候“改行”了——是国家为他作了选择。“改行是困难的，但这项工作太重要了！而且，当时国家，特别是中科院，在这方面学科的断层、人才断层都十分严重；所以，我只能动用我的积累，边干边学，去开拓这个新领域，因为，它实在是太重要了，关乎中国生命科学在今后几十年中的国际地位。”
10年后的今天，赵国屏欣慰地说：“在国际生命科学发展到这个关键的当口，我们这些人正好在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使得今天我们在基因组研究领域，与国际同行基本走在了同一条水平线上。”这是这一代生命科学家对于不曾辜负历史使命的自豪。
历史证明，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为我国积累了相关的技术、人才，以及科研经验。当基因测序日益成为生命科学一种重要研究手段时，中国拥有了提供这种技术服务的能力与平台。
在从事人类基因组测序和研究工作的同时，赵国屏在国内积极倡导微生物基因组的工作。他领导的中科院人类基因组计划，在中国第一次资助了对细菌的全基因组测序，使中国基因组平台的测序能力从十万碱基级上升到了百万碱基级的水平。他自己在钩端螺旋体基因组序列测序和功能研究、SARS冠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和进化的研究、日本血吸虫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于200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机遇是重要的，在人生道路上也始终有大大小小的机遇。但是，要有敏锐的眼力和冷静而勇于牺牲的精神去抓住机遇。”赵国屏回首这次“改行”，不禁回想起他年轻时读过的鲁迅先生的话：“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赵国屏认为，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设计”就是“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赵国屏“五十而知天命”，他不仅认识了基因组研究的“天命”，还认识了改革中科院上海地区生命科学研究体系的“天命”。
几乎与展开人类基因组研究同时，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力量也正进行着一场历史性的重组，赵国屏再次用他的管理才干，推动了一系列重要布局的完成。
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生命科学研究相关的在沪研究所完成了一次大联合，组建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先由吴建屏院士，后由裴钢院士任院长，赵国屏任副院长，主管科研。他组建生物信息中心和蛋白质组中心、推动药物所搬迁浦东张江、改造实验动物中心、与上海二医大联合建立健康研究所……经过这一系列布局后，上海的生命科学研究实力有了决定性的提升，科研成果在国际一流杂志上频频亮相，上海以人类健康为核心目标的生命科学研究体系初步建立。
六十耳顺：从别人立场考虑别人意见 建非盈利组织推动产业链
眼前的赵国屏头发花白，温和而闪烁着机灵光芒的双眼，不时望向窗外，似乎在看遥远处那个愿景中的中国生命科学的未来。
到了“六十而耳顺”的境地，对他而言，开始理解如何从别人的立场考虑别人的意见。他现在考虑更多的是上海生命科学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布局。
“上海，尤其是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已经在生物医药领域有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从最基础的基因组研究，到生物医药转换研究，都走在全国的前列，经费使用效率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此完整、有效的基地，在国内是唯一的，在国际上也不多见，值得我们珍惜。”
但是，他也指出：“我们已经布好了关键的点，却还需要将这些点串起来，并连成网络。”赵国屏认为，非盈利组织的模式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方式——“也许我未来几年，会着手组建这样的组织，真正把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链推动起来。”
当然，他最喜欢的科研，也不曾放下过。人类元基因组——人身上所有微生物的集合，与人类健康休戚相关的那群微小生命，正是赵国屏目前关心的重点。从微生物走到基因组，又将基因组与微生物结合，赵国屏正走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最高境界。
赵国屏院士30年感言
过去30年，我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成长。从插队知青、大学生，到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从研究农业、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到基因组学；从大队书记、学生会主席、大学教师、公司经理、实验室主任、研究院所领导，到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热爱生命科学，热爱中国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终享受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服务中国人民的幸福。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阐述有两大特点。首先，是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强调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其次，是鲜明的实事求是的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生产力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此，他踏踏实实地从科学与教育抓起，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努力向世界先进水平前进。
中国必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中国科学工作者，对此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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