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韵贞，一九四一年生于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六三届毕业生。毕业后在中山医院主攻肝炎与
肝癌的
临床研究，一九八六年研究转向
艾滋病领域。一九九○年起在何大一教授主持的艾伦·戴蒙德AIDS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成为世界上第一批系统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发病机理的医学科学家之一。一九九八年出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副主任、临床病毒实验室主任。二○○二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二○○七年退休。
很多次，曹韵贞微驼着背，以她特有的步子慢腾腾走到投影仪旁边开始讲课，或者穿过某家医院的艾滋病门诊、病房，留一个厚实的背影。在上海的弄堂口或北京的胡同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背影，有点老态，稳稳当当。但她又是异常敏捷的。她的眼睛不会转弯，总以高强度的一束小光直射人或物，当场洞穿。所以，当她在第一时间说出“好”、“对”或者“不对”、“不行”时，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我刚把录音笔掏出来放在茶几上，她已从较远的藤椅上一个小跃起，坐到离录音笔最近的沙发上。既是答应接受采访，她便爽直地配合。
很多人说过：“曹大夫厉害。”不仅在于她业务好，更因她为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开了局——她是中国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来的人，还免费引进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抗艾滋病药物；她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鸡尾酒疗法”从此在全国铺开；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遍布全国，他们都叫她“中国艾滋病治疗第一人”。
跟赤脚医生进村，也蛮开心
曹韵贞：我爸爸早年开皮鞋店，被划为资本家。虽然我3岁他就去世了，但从此就背了个“出身不好”的包袱。我妈28岁守寡，全心全意抚养我们姐妹，要求很严，要我们成为国家栋梁。我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想好好改造自己。17岁高中毕业时受到第一次打击：学校保送我去复旦新闻系，但市教育局因“出身不好”拒批，我就报名去北大荒锻炼，但班主任排除一切政治干扰劝我考大学，后来以高分进了上医。
1963年我得了全国医学院毕业生比赛第二名。虽然出身不好，但因为国家需要人才，就留在中山医院了。我知道这是上医党委第一书记和校长的决定。我参加全国比赛时，他们在场，记住我了。
1965年，“文革”前奏开始。家被抄了，整栋房子被强占，我们被赶到像饭店厕所那么大的两个房间里，厨房和厕浴六家人共用。我成了“黑九类子女”，在医院也是三等公民，被分配做大量的门、急诊和病房抢救工作。因祸得福，反而更多的业务锻炼。当时好多有真才实学的老医师被下放到门、急诊，我尽可能帮他们，比如要他们倒病人的痰杯、大小便，拖地板，我总是提早上班，不让造反派看见就帮他们做掉了。他们也手把手教了我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临床经验。但是，从1965到1978年，我们谁也没有看过一本医学杂志，图书馆的外文杂志不是烧毁就是封存。
这当中我4次下乡，总共呆了6年半。1971年派我去安徽一个偏僻山区，我身上只有两支青霉素、一瓶红霉素，要带六个护技人员巡回医疗，还要负责县医院的会诊。药不够用，我就开始自学中草药，带着队员上山采药，跟赤脚医生进村巡回时试着对症下药，民间真的有妙方。
有一天，县医院来了一个农民，瘦得像柴禾，伴有高热和脓痰，X光显示两肺共有37处脓疡，县医院说治不了，要他去省城，他没钱就要回家等死。我想来想去，决定试试用鱼腥草。你知道，如果治不好，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就要扣过来。腊月天里，我拿着鱼腥草的图请教农民，终于找到一片沼泽地，新鲜的鱼腥草根取之不尽。每天用新鲜的根熬汤，一个星期下来，高烧退了，一个月后，脓疡明显减少，病人开始坐起，三个月之后病人重了30斤，完全好了。
“放洋”和第一次回国
曹韵贞：大学学的俄文，虽然我妈一直想送我“放洋”，但当时受的教育就让你觉得留洋等于崇洋。直到1973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中外关系才慢慢恢复，医院开始有外宾来参观，也开始选拔医生脱产去学英语。我很羡慕，但知道自己没资格。
我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学英语呢？1976年，上海第二医学院谢大任教授编了四册《医学英语读本》，可我连ABC也没学过，买了也不懂，就跑到旧书店，两角一分买了本《英语语法通读》开始自学，那时候我35岁。两年下来，可以翻着字典看医学杂志，但不会讲、听、写。
1979年我算是第一次政治上大翻身。那一年，当时的副市长赵行志率120人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团里大部分是60岁上下刚复出的领导干部，从心脏病到
糖尿病什么都有。市委要求派一个女医生，60年代毕业的，业务全面动作迅速的。当时的院长裘麟教授刚好解放复职，马上点名让我去。“领导委任出国”在当时是政治上翻天覆地的大事啊，就是说你是被信任的人了。我接到通知，半天目瞪口呆。离启程还有一个半月，我从路边电线杆上找到一个教日文的老师，自己掏钱去学日文。
一进羽田机场，那感觉比起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坐井38年，才明白为什么我妈为我不能留学而耿耿于怀。那一刻真是，多少念头涌上来，恨时光不能倒流，恨自己虚度年华。一夜失眠，我下定决心争取“放洋”。
我当时的主攻方向是肝炎与肝癌的关系，正在做170例肝炎病毒五项指标测定。1981年，哈佛流行病学一位教授来访问，科主任临时叫我去接待，我用中文加零星的英语单词跟他说起这170例，他很感兴趣，临走留下名片要我等文章刊出后寄给他，我照做了。在他的推荐下，1981年6月26日，我去了费城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Dr.Bumberg [肝炎抗原发现者]的实验室，他的助手Dr.London教授成了我的老板。Dr.London是个皮肤科专家，是美国第一个发表“卡波氏肉瘤与艾滋病感染”有关
论文的医学科学家。费城一呆两年半，我接受了正规而严格的实验室训练。
邓小平再次复出，提出“百废待兴”。1983年，医院写信来要我回去。Dr.London一再挽留，我谢绝了，带了一些仪器试剂回国。回来以后破格提了副教授，一年后出任免疫室主任。我们这批人，真的是想为国家做点事的。
但那时候做科研很困难，什么都没有。我当时拿过5万块青年科学家的基金，但对科研来说，杯水车薪。我拿出在美国两年半的工资，购买实验设备和试剂，建立了中国的肝癌细胞株，但还是缺钱，做不下去。
在尿液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抗体
曹韵贞：1986年1月，Dr.London到上海来开会，看了我的实验室，就说，你再出一次国吧。我考虑了一个星期，跟院长也商量了，决定再出去，一是可以再充实一下自己，二是为医院再争取一些经费，把实验室扩大起来。
正好纽约大学要建一个AIDS实验室，想要一个中国人，勤快的，有肝炎研究背景的。因为那时艾滋病的感染机制都还不清晰，只知道跟肝炎的传播途径是一样的。
当时，中国一本艾滋病的书都没有。我记得到汾阳路医学情报站去查资料，只有第一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摘要，薄薄一本16开的小册子。我对AIDS一无所知，本想另等机会，但纽大的人通过Dr.London劝我去，我就第二次到了美国，那是1986年7月6日。
我是新老板第一个招来建实验室的人。才去两天，他把我送到Buffalo的医疗中心，那里有个实验室，已经建立起一套HIV[艾滋病病毒]的检测方法。老板给我一个月时间，要我把那套实验方法带回来。我学了12天，基本学会了，又呆了8天，要求回去。老板说，为什么？我说，你叫我学的我学会了，你没叫我学的我也学会了。他说，那你回来能做吗？我说，不能做，你不要给我工资。他打电话给这边的实验室。血液科专家说，你赶紧让她回去吧，再不走我的实验室就要让她搬走了。
回去后我有了一间小实验室，从一个tiporder起家，发展到五六个人，后来跟AB-BOTT公司合作，做500例艾滋病毒抗原检测。以后又与CHIRAN公司合作检测艾滋病毒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含量。
1986年12月，一位儿科教授拿了瓶艾滋病小患者的尿让我测艾滋病毒抗原。以前有报道说在艾滋病病人的脑脊液、母乳、眼泪里发现艾滋病毒抗体，但是还没有人做过病人的尿液，我做完抗原就想，干脆把抗体也做一下，结果是阳性。当时我很吃惊，想，会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特例呢？赶快扩展试验范围，结果在20多个成年HIV-1型感染者的尿里都查到了抗体。
通过尿液检测HIV抗体的新方法令国际医学界为之轰动，1989年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共17个国家的医学专利。它的价值在于，较之原有血样检测，验尿更为方便、经济，且是非创伤性的，同时准确率可达97%以上。曹韵贞：那时我已来了半年，理应回到Dr.London的实验室去，但这个基金会的主席一定叫我留下。我把具体情况跟London说了，他赶来纽约跟我新老板谈了两个小时，最后讲：“我把最好的人给你了。”又对我讲：“医学上一个新发现不容易，有时候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不要轻易放弃。”艾滋病当时还是全新的领域，我对新东西也挺感兴趣，就留下，转向做艾滋病的研究。
“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
曹韵贞：我从1986年开始和艾滋病打交道，对我来讲绝对是个挑战。说实话，科学界的知识更新非常快，我不笨，记忆力很好，但比起大多数聪明人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我起点也不高，英文不好，没有分子生物学基础，没读过博士，能走到今天，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勤奋。在美国那些年，几乎没有过星期天，不停地学，不停地做，心里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补回来。后来回国在北京那几年也一样。
我是1989年认识何大一的。那时候，戴蒙德基金会想在纽约建立一个艾滋病研究中心，面试了100多个科学家，最后选了37岁、娃娃脸的华人何大一。
1990年10月15号，我就到了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参加实验室筹建，做何大一的助手。半年后的4月16日，中心正式成立。
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历史任务：参加了何大一教授主导的全部研究课题，包括1992年开始的鸡尾酒疗法的长期试验。纽约很多著名的感染者都是那里的常客，像打篮球的魔术师约翰逊8年的病毒标本都在我手上。
1993年鸡尾酒疗法出来了，这是许多科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何大一是主要的倡导者。那年我陪他来中国，第一个引荐的是曾毅院士。1997年我陪何大一又回来一次，是前卫生部长陈敏章接待的，他当时就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就想回来了。
1998年7月17日，做了半年准备之后，我带了29箱实验器材和资料飞回来，受聘担任中国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临床病毒学研究室主任。有两点我永远记得何大一的恩：他当时给了最大的支持，把那些大药厂的关系介绍给我，试剂、吸管、培养基，要什么拿什么。还有一点是，我刚回国，郑医生（我丈夫）在美国心脏病发了，那天正好要跟默克公司谈判，不能回去，是何大一陪他去医院装的冠状动脉支架。所以我在退休前夕给他的信里说：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将一如既往，尽心尽力。
何大一在回信中说：没有你，我们的工作会不同。希望你能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但别惊讶我们可能还会找你商量或帮忙，我们仍然需要你。感谢你多年来对戴蒙德研究中心和对中国艾滋病事业的贡献。
最自豪的是培养了一支队伍
回国的曹韵贞依然在跟时间赛跑。仅仅两个月，就与北京地坛医院合作建立了艾滋病门诊。她常常买两个花卷放在办公室里，早上一个，中午一个，因为“正经吃饭太费时间”。
曹韵贞：过这样的生活，我不觉得亏欠了自己，但亏欠家人很多。我愧对母亲，她28岁守寡拉扯我们长大，很大岁数了还要帮我操持家务。她病倒了，我在家只守了几天又得出去讲课，后来她因为
医疗事故意外去世，我自己还是医生！我觉得这个内疚是一生都没办法弥补的。我先生在美国做完心脏
手术到北京，结果又变成他在照顾我。
小外孙Jake出生时我人在内地，只听说他不会吸奶，三个月大、五个月大时见了两次，发现一些症状，但接触时间太少，我想大概是发育迟缓，直到八个月时再见，他还不会坐、爬，我才警觉有脑瘫的可能，一查果然是。我女儿为了不遗弃这个孩子，放弃了国际贸易极为热门的工作，为他的治疗费尽心血。女儿需要我，可我为了艾滋病人长年在中国各地跑，没有办法帮她。
为谈一个合作项目，她跑了7趟云南，2002年在云南省启动的治疗项目为300例感染者提供了三年的规范治疗。八年来，她去了N次河南、山西，足迹遍布所有的重灾区。她负责的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的CIPRA项目，对山西省闻喜县700例HIV感染者进行了规范治疗。她去了新疆不下10次，从一开始只被欢迎讲课到后来能去病人家里探视，最终以一片诚意说服了当地政府，治疗得以全面展开，比尔·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也经她牵线进入新疆。
艾滋病治疗领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曹韵贞说，是要迅速提高与艾滋病人打交道最多的村医的水平，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在河南郑州，她自己坐门诊看病人，带徒弟，这些医生又到更基层的医院去讲课，带更多的徒弟。她直率地说：“没有一个省的领头医生不是我培养的，最自豪的就是培养了一支队伍。”
她尽力给徒弟们创造深造的机会：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传染科的孙永涛经她介绍到美国免疫学家Broose Walker手下进修，回国时带回61万美元的基金项目，建立了实验室，成为中国目前唯一做CTL（细胞毒T淋巴细胞）测定的人；郑州六院的何云也在她的推荐下赴美进修；云南省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周曾权、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跃新主任如今都已能独当一面。
曹韵贞：我能做的，现在的年轻人都已经能做了，该急流勇退了。我不想当英雄，离开时就希望听一句话：曹韵贞为中国做了些事情。没有，也没关系。
摘自《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 李宗陶 采写 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作者：
200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