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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学习经历

来源:中国科学院
摘要:在经过一年的基础课学习之后,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国家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在戚正武先生的402组完成硕士课题。1996年,又作为博士研究生到戚先生的课题组学习。2000年,在戚先生的推荐之下,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工作,在同样来自生化所的李其樑先生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9年1月,我应聘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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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我毕业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六年制本科军医系,被免试推荐为本校王小宁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在经过一年的基础课学习之后,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国家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在戚正武先生的402组完成硕士课题。1996年,又作为博士研究生到戚先生的课题组学习。2000年,在戚先生的推荐之下,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工作,在同样来自生化所的李其樑先生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9年1月,我应聘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百人计划"研究员。  



        因此,从17年前大学毕业,我就与中科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在上海生化所学习、工作了近6年时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科学院双六十华诞,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特意把在上海生化所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努力还原成文字,以纪念那段难忘的经历。  



        初到生化所,发现最需要努力适应是快速的工作节奏和超时的工作强度。生化所得研究生都象上紧了发条一般,一大早到实验室,直干到深夜12点、李师傅上楼来逐门"赶人",大家才不得不离开。有些人临走时还要抓紧时间上个PCR反应、或者过夜电泳什么的。每天如此,周末大都也不例外。而且,大家还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我们曾经进行过质粒抽提比赛,印象中是陈淳博士获得冠军,他的记录是同时操作72管,正好适应中间5分钟的间隔时间。  



        组会和文献学习(Journal  Club)是生化所几乎所有课题组每个星期的例行"节目"。组会是每个学生展示成功、沮丧失败的时刻,也是通过激烈讨论、获得灵感的宝贵机会。正因为有过这样的训练,我到美国之后,遇到类似的场面才不至于手足无措。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手机和网络尚没有条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流行。生化所的研究生们能在计算机上操作的游戏寥寥无几,紧张工作之余也只有打羽毛球、踢足球和玩扑克牌。另一大乐趣就是利用实验室的煤气烧饭吃。汤海绪师弟是著名的"大厨",我们每月每人上交50元,大家轮流买菜、洗碗,海绪则负责掌勺。因为学生的生活"清贫",许多"老板"也就本着"不支持、不反对"的原则顺其自然了。后来因为一场火灾,所里终于明令禁止在实验室生火做饭了。  



        戚先生时常同我们聊起王应睐、王德宝、曹天钦、邹承鲁、张友端、钮经义、周光宇等前辈白手起家、艰苦创办生化所的经历,以及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等开创性的工作。他们对科学锲而不舍的执着情怀和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从身边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各位先生们的言传身教中,我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他们这一代人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朴素、平和的生活态度。  



        曾经留学苏联、欧美的老先生们大都推崇胡适先生倡导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绝不说十分话"等科学精神。大到一个重点课题的整体设计,小到一次实验数据的计算、一篇文章中的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他们这样约束自己,也以此严格要求学生们。学生们开始可能会叫苦不迭,然后逐渐适应,最终是获益匪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生化所毕业的博士一直是国际著名研究机构极力延揽的热门人选。  



        生化所以蛋白质合成和分析见长,但在分子生物学等研究领域也走在时代的前列。生化所大楼旁边3层灰色小楼是李载平先生的天地,也是中国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发轫之处,见证了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许多重大事件,可惜因为修建新的生化大楼已经被拆掉了。戚先生是著名的蛋白质化学家,但也是在国内较早开展PCR、克隆等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科学家之一。我们曾经利用三种温度的恒温水浴箱和定时闹钟,手工扩增过600bp的DNA片段,虽然有人手背被烫红了,但是在紫外灯下看到PCR出来的DNA条带时的喜悦却更令人记忆犹新。  



        生化所的老先生们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但在生活中却都是慈祥的长者,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待上至高研下至工友都一视同仁。在生化所这个大家庭里,他们努力提倡思想自由,以直言不讳的批评,作为鼓励青年人自由思想的一种方式。受过老先生们批评的人,也都会由衷地感激他们的真诚与苦心。他们也大都安于简单、平实的生活,不计较安逸、享乐。戚先生是生化所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院士之一,曾经率领我们全组人员从上海骑车到苏州郊游。他的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不久以前,才因为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而被院领导劝止了。另一位喜欢骑自行车的院士是刘新垣先生,当时他创办的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年净利润达100万美元,公司也为他配有一辆黑色马自达轿车。  



        除了这些可爱的老先生们,生化所里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同位素室的周文兴老师总是在我们不幸用完了预定的最后一滴同位素、心急火燎之际,神奇地"变出"10微升  -32P来,他的桥牌技艺也非常出色,经常研究生们"打"成一片。那时候实验室没有网络,资料室的陈农安老师就成了我们同国际交流的唯一"中介",他孜孜不倦地帮助我们查阅序列资料、分析酶切为点、绘制质粒图谱,日复一日地干着机械和繁琐的工作,却毫无怨言。每到研究生答辩的季节,照相室的庄希孟老师又成了生化所最忙碌的人,好几次在2楼办公室见到他时,都会看到一盆吃了一半的饭菜放在一旁,而他却在工作台前紧张地忙碌,和周文兴、陈农安两位老师一样,也是甘当绿叶,不计名利的好人。  



        负责生化大楼门房和洗澡房的李、张两位老师傅,也是岳阳路320大院非常著名的人物。老李师傅是逢陌生人必挡驾,但2次照面之后,老李师傅就能记住你在哪个房间工作,或者来找什么人。老张师傅则是出奇地坚守原则,洗澡必须带洗澡证,否则已经洗了几十年的老领导、老院士也不得其门而入!  



        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和默默奉献的"小人物"们,都在努力实践着  "献身、求实、团结、奋进"这八字箴言,共同将生化所锻造成坚实的"营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科学人才。  



        路甬祥院长曾为中科院研究生院题写"博学笃志、格物明德"八个字,高度地概括了科研工作者应有的品质。这简单、平实的词语,在时隔多年、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再回过头去悉心品味,方才发觉其中蕴涵的哲理,也蓦然感到能够将其真正落实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是多么的不容易!正如王应睐先生所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只有将身心全部奉献给科学事业,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攀登科学高峰,只有发扬团队精神,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有所作为,才能进入神秘的科学境界,才能取得科研成果,才能对全人类做出贡献。"  



        愿我们年青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们都能以此共勉!



        方向东,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百人计划研究员。
作者: 200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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