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胡启明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从陈焕镛教授创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算起，至今已整整80年。80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学科发展到多学科具有世界水平的植物园，经过了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陈焕镛、吴印禅、蒋英、侯宽昭、何椿年、张肇骞、陈封怀等老一辈科学家，他们对建园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他们不仅在
学术上值得我们敬仰，在个人的品德修养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学习之处。
有关陈封怀教授对我国植物园建设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已有很多报道，这里我想补记几件鲜为人知的轶事。
陈老出身诗书簪缨世家，从小受到传统家庭教育的熏陶。启蒙读书时，他祖父(散原老人陈三立)送给他一方砚台，上面刻有“知白守黑”四字，语出《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意为：知道什么是显赫，却安于低下的地位，做天下的榜样。他的叔父陈寅恪年青时游学欧洲，在多所名校深造，却不拿一个学位。陈老似乎也受到这些影响，他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记得在南京时，他把自己收集的人参属的资料和手稿全交给了一年轻同志，后来此君把他已描述的新种发表了，他却毫不介意。文革后他又将自己多年研究的风毛菊属资料毫无保留地交给青海生物所的同志抄录、翻拍，使他们很受感动。当我能独立工作后，他曾多次对我说：以后你写文章、出书不要再挂我的名了。他对自己的学生和青年同志都真心帮助，从不考虑要得到回报。
陈老淡泊名利，决不是不求进取。解放初期，庐山的生活、学习条件很差，青年人多不安心。陈老精于围棋，常用围棋的布局和自身的经历启发我们应如何在逆境中创造机会，充分发挥有利条件，避免不利因素。他常教导我们不要这山望到那山高，过分抱怨条件，任何地方都有它的优点，也有不足之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适应和利用它。大学毕业后，他曾在东北某地教书，薪金很高，但是为了学术上的发展，他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转入清华大学，任工资较低的助教，后来又转入静生生物调查所，只拿半薪，努力工作两年，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在国外，留学生凡有条件者，都争取读博士学位。陈老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外文基础很好，反而没有提出申请，这使导师W. W. Smith感到诧异。后来陈老解释说，他当时除了研究植物分类外，还有考察植物园的任务，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范围会定得很窄，不利于回国后开展植物园工作。但对他人争取博士学位他给予充分肯定，深知这一头衔对今后仕途发展非常重要。
关于学习方法，陈老经常向我们谈及胡先骕、陈焕镛二人教学的不同特点，讲述陈焕镛教授最喜爱美国散文作家Washington Irving的“The Sketch-Book”，建议我们细读并背诵其中精彩章节，也经常谈及匡可任教授在抗战时期利用躲警报的时间刻苦钻研外语的故事，鼓励和启发大家，使我终生受益。
解放后，国家发展植物园，把他推上了领导岗位，先后担任庐山植物园主任，南京植物园主任，武汉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所副所长和所长职位，但他拙于辞令，不通权谋，跟得不紧，又不善逢迎，难免受到排挤和冷落。1965年华南植物园开展的所谓“大草坪的辩论”，起因是陈老规划在华南植物园建了一块大草坪，但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年代，有人认为这是脱离生产，花钱太多，毫无用处，是崇洋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上纲上线，对他进行不指名的批判。但他终能以平常心态对待，泰然处之。文革中，大草坪被毁，种了檀香等药用植物，面目全非。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他被勒令在荫棚、花圃除草，这期间还深交了几位工人朋友。老技工梁根80多岁了，退休后回乡定居，住处距广州数十里，但每年春节都要带支酒来，与陈老喝上一杯。梁根在植物园人称根叔，也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老人；他种花技艺甚高，特别擅长于菊花栽培，而且工作责任心极强。他培植的菊花，每年参加广州市菊展，必拿金奖。据说年青时他曾在某外国领事馆做花工，合同期满，上午已办完离职手续，下午他还照旧把全部花草淋水一遍，再向主人告别。鬼佬看见他对工作如此负责，又把他留下了。与梁根同时的还有苏秋、张波、罗棠、彭棠、朱家正等一批老技工，他们都是何椿年先生从花地、顺德等地物色、挑选来的，每人都有各自的特长，对植物园的早期建设起了很大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大家觉得还是大草坪好，又重新铺草，恢复原貌，此后再也没有人说大草坪不好了。在政治运动中，他不是上边要保护的人，但群众却没有太为难他。打倒“四人帮”后全国召开的第一次科学大会，分院代表团名单中竟然没有他，直至北京院部出面干预，他才得以参加。此时陈老已年逾古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心情开朗，一心为恢复植物所而工作，每天由陈升振和我从华南植物园用自行车载他到华南植物所上班。
陈老亲友中不乏达官贵人，但陈老即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不愿求助于他们这些人。日寇侵占庐山前夕，人们争相出逃，车船票千金难求，而当时任国民政府兵工局长的俞大维掌握有大量船只和汽车，沿江撤退重庆。俞是陈老表叔，只要提出要求，搭乘他们的车船去重庆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陈老始终没有开口，而是随着难民潮，经江西、湖南、贵州，颠沛流离，辗转跋涉，最后到达昆明。当然，代价是惨重的，师母的第一胎因此而流产。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没有因此而与国民党挂上钩，为以后避免了许多麻烦。还有黄敬(又名俞启威)，是陈老表弟，30年代同在北平，当时黄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与蓝苹同居，陈老与他们常有往来，并曾陪蓝苹逛东安市场。蓝苹发迹后改名江青，炙手可热。可陈老从未提及解放前曾与地下党有接触，更无人知道他认识江青。直至“四人帮”垮台，他才谈到这段已失去光辉、再也不能作政治资本的历史。不求闻达，也使他逃过了“伟大旗手”可能灭口的又一劫难。
陈老对人、处事很随和，没有架子，对一般问题很少坚持己见，但对一些原则问题又十分固执。不少同志已知道，为了保护庐山植物园的红枫，他不顾个人安危，曾与“美庐”(蒋介石在庐山的别墅)抗争，毫不妥协。另有一事鲜为人知，也值得一提。临近解放的前几年，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南昌的中正大学也经常有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慑于学运，决定将中正大学从市郊迁往偏僻的庐山南麓白鹿洞。当时陈老兼任中正大学教授，校长萧遽亦为清华校友，深知陈老为人和品德，而且新校址又在庐山，因此确定将新校舍基建拨款汇入庐山植物园账户，并授权陈老
管理。后来因为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工程一直未能启动，而当时国民党经济已濒临崩溃，金圆券迅速大幅度贬值，人们争相抛售金圆券，抢购银元、金条等硬通货。这笔基建巨款眼看日日缩水，许多好心人都劝陈老把钱取出来，换成银圆，只要过几日，再把原数的金圆券存回去，从中即可大赚一笔，对个人、对植物园都有利，但陈老认为不可，一直坚持无校方通知，不可动用。当时无人理解，都说陈老太傻。当年的一位技佐兼会计就因陈老不听“忠告”，一气之下离开了植物园。解放后，有关方面清查这笔款项，通知陈老下山交代问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规”。当时人们无不为他担心，恐他此去就回不来了。在南昌，办案人员无一相信陈老的陈述，认为在旧社会不可能有这样有钱不取的人，一定要陈老承认挪用公款和贪污。陈老一时气急，一拍台把一个印色合砸烂了，气氛十分紧张。幸好此举惊动了军代表杜雷同志(后调任华南农学院党委书记)，吩咐手下暂不作结论，并派专人上庐山银行查账。结果事情很快得到澄清，这笔款项确实原封不动在账上，未曾动过，只是早已一文不值了。陈老不久安然回到庐山，并被任命为江西省农科所副所长，举家迁往省城，高升了。事后人们不无风趣地说：世上真有这样的“傻”人，而且因“傻”得福。我想这不是正好应验了老子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这句名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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