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许大全
“光合作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它为地球上几乎所有生物的生存、生长和繁衍提供食物、能量和氧气，是地球生物圈形成和运转的关键环节。当今世界，面对粮食、资源和环境等迫切问题，人们对光合作用研究寄予厚望。值此新中国、中国科学院诞生6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工作者、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作为殷宏章院士的学生，回顾自己的光合作用研究生涯，对祖国充满热爱，对科学院无限眷恋，对恩师深切怀念。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殷宏章先生在南开大学师从李继侗先生学习植物生理学时，就用数气泡的简单方法发现光色变化可以引起水生植物光合速率瞬变的效应。这个效应显然与50年代末发现的光合机构含有两种光系统有关。在30年代末，他发表‘光合作用近代研究的检讨’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关于绿藻光合作用的研究
论文。到50年代初，在讨论初建的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发展方向时，他就提出要开展光合作用研究。1956年光合作用研究室成立后，他引导大家探讨光合磷酸化的量子需要量，获得重要结果，特别是沈允钢和沈巩懋两位先生关于光合磷酸化过程中高能中间态的发现，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开了中国光合作用机制研究的先河。殷宏章先生不仅注重光合作用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且还重视植物生理学和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9年作了稻田结构分析报告，提出了群体光能利用的概念，促进了我国群体光能利用的研究。殷宏章先生在领导光合作用研究室的研究实践中，突出体现了“力求把光合作用当作生活着的植物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来进行探讨，着眼于它的变动、适应、调节控制，而不限于追究它的过程步骤、反应细节”的主导思路。
从上述简单的回顾不难看出，殷宏章先生是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也是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引路人。我个人的研究经历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沈阳农学院读书时，就认识了殷宏章先生。不过，那不是亲见其人，而是从老师讲授的光合作用专题里和《植物生理学通讯》（1964年第1期）刊登的文章和照片上。
在课堂上，胡文玉老师介绍了殷宏章先生关于光合磷酸化量子需要量的研究和沈允钢先生在光合磷酸化研究中的重要发现。在这期通讯里，殷先生在“稻麦高产的生理研究”一文中指出，植物90%以上的干物质来自光合作用，研究如何获得高产就必须研究群体光能利用问题，而影响群体光合产量的主要因素是叶面积系数、叶片光合强度和光合作用的延续时间。也是在这期通讯里，沈先生的“光合作用的两个光化学步骤问题”一文提出的问题，长时间盘桓于脑际，挥之不去。
这些关于光合作用机制及其农业应用的研究, 使我头一回认识到光合作用这么重要，这么复杂，这么有吸引力，激发了我的强烈好奇心、极大兴趣，于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有关文献，思考光合作用中水的分解机制及其与光合磷酸化的关系等问题，冥思苦想，甚至夜不能寐。从此，与光合作用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自然地，我把毕业论文的研究题目选定为“光合强度的田间电测法”，几乎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有关装置的设计、研制和测试之中。在胡文玉与陈恺两位老师的指导和合作者冯玉昆同学的共同努力下，研究获得初步的成功。不久，沈阳农学院印刷的《植物生理学》教材（1965年9月）简要介绍了这个方法。毕业分配时，我被留在了学校，踌躇满志，以为从此可以自由地探索光合作用的奥妙了。
然而，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粉碎了我的美梦，改行的厄运临头。在那‘用非所学’的十多年中，偷偷摸摸地购买并阅读一些关于光合作用的书籍，成为业余时间里难得的乐事。我书房里那本197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光合作用研究进展》一书，就是那个时候买的。其中殷宏章先生的“光合作用研究的历程”一文，读了又读，爱不释手，犹如久旱逢甘霖一般喜悦，对光合作用研究的兴趣有增无减，只是苦于无法投身其中。
1976年十月，“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多年来深藏心底的归队愿望日益强烈，得知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便立即义无返顾地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以殷宏章和沈允钢两位先生为导师、以光合作用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并幸运地“金榜题名”，从而实现了多年来想做他们的学生、从事光合作用研究的夙愿，结束了十多年来用非所学的苦恼生涯。三年后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并且留所工作，成为科学院研究队伍的一员，自由地探索光合作用的奥秘。从那以后三十多年来，一直沿着殷宏章先生倡导的方向，从事植物光合作用的生理生态及生化研究，“力求把光合作用当作生活着的植物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来进行探讨” ，专注于自然条件下植物光合作用效率变动机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四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和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九七三）等多项，陆续有所发现，在中外期刊、书籍发表科学论文百余篇，专著《光合作用效率》一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培养毕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十余人。
虽然我和殷宏章先生接触的时间不长，直接聆听的教诲也不多，但是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终生的，实际上他是我从事光合作用研究的引路人。如今，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深感与光合作用研究的缘分还未了，还有不少一直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要做，应当继续发挥光和热，以新的方式为光合作用研究铺路搭桥，推波助澜，比如写与光合作用有关的书，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喜欢以至投身、献身于光合作用研究，为祖国的昌盛富强和地球生物圈的和谐繁荣贡献力量。
值此新中国和科学院诞生60周年之际，我感慨良多，难以尽述，谨以如下诗句结束此文：
恩师教研开新篇，弟子光合结奇缘。痴迷探索数十载，心血浇灌果实甜。
古今人生终有限，从容书写度暮年。春蚕到死丝方尽，秋叶成泥献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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