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不能把鸟的飞行基因转到人的身上,让人长出翅膀飞起来？”4月18日上午,薄雾萦绕着广州小谷围岛,岛西端的广东科学中心异常热闹,小学生李思杨充满童趣的提问让台上的演讲者和台下的500多名听众忍俊不禁。
此刻,台上的演讲者是被誉为“转基因水稻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去年年底,由其带头研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获得了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
管理办公室颁发的安全证书。然而,由于公众对于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以及商业化种植的时机存在争议,张启发也因此一直身处争议漩涡的中心。
“如果要这样,恐怕争议就更加'翻天’了。”张启发笑着回答了李思杨的问题,但他的心里未必轻松。这句话的意思不难理解,目前有关转基因水稻的争议已经翻天了,只差一个“更加”而已。当张启发在台上解释着“转基因水稻对
食品安全的风险不高于达标饮用水”时,台下有蒙面的听众站起来,举起了打着大叉的“转基因食品”标语。
但在争议声中,疑似转基因的水稻稻种已出现在市场。近期,疑似转基因稻种在湖南省常德市被发现后,常德市农业局在全市范围内的执法检查中,共查出5个疑似转基因水稻种,其中涉及了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司（下称“惠华三农”）、敦煌种业(600354,股吧)（600354.SH）等种业公司。而惠华三农的主要股东之一便是张启发任教的华中农业大学。
仅增产8%的绿色超级稻
如果没有转基因水稻的争议,张启发几乎可以满足中国公众对于本土科学家的一切想象——外表儒雅,喝过“洋墨水”,198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其导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担任过美国
遗传学会主席的罗伯特.阿拉德(Robert Allard)。
按照履历,张启发当时想要留在美国应非难事,但是1986年张启发选择了回到中国,甚至没有到北京,而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华中农业大学（以前叫华中农学院）任教并做研究工作。据称,当时的华中农业大学校长孙济中教授给了他十万元的研究经费。
1999年,年仅46岁的张启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2007年,张启发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与他同年入选的还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但彼时,袁隆平已经77岁了。
今年3月12日,同样致力于研究水稻育种技术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转基因水稻第一人”张启发曾进行过交流,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图文并茂的报道,有一张照片意味深长,袁隆平笑着将手放到了年轻的张启发肩膀上,至少看图的人可以将之理解为两代科学家的传承。
然而,同样是提高水稻的产量,两代科学家采取的方式却不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属于传统的育种技术,由于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所以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其安全性也不遑多疑。但张启发走的却是转基因技术路线,其研制的是将特定的BT基因（即苏云金芽胞杆菌基因。苏云金芽胞杆菌可分泌一种毒蛋白,对鳞翅目鞘翅目昆虫有很强的杀伤作用）转入到普通的水稻中去,从而产生抗虫的效果,达到增产的效果。
与杂交技术路线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实现了增产20%相比,据华中农业大学的田间试验结果,转基因技术路线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增产率约在8%左右。正是这个8%的增产率让人们产生了疑惑,在安全性仍然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这8%的增产是否有必要？
“不要小看这个8%”,受张启发委托,华中农大生物科学传媒中心给《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中国2009年粮食产量5.3亿吨,增产8%就是4240万吨,大约相当于2008年中国全年的粮食
进口量。对农民而言,转基因水稻的受体都是高产的杂交稻,本身就特别的丰产,在此基础上的小幅增产相信也能给农民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实际上,在张启发的团队看来,增产只是上述两种转基因水稻品系的“副业”,因为抗虫,两种品系可以惊人地大量减少杀虫剂用量——减幅达到80%。
具有新生代科学家特色的是,早在2005年,张启发便给他研制的水稻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绿色超级稻”,这个根据第二次绿色革命打出的概念至少包含了两个吸引眼球的元素“绿色”和“超级”。
“超级”当然好理解,就是增产的意思。在日益关注低碳、环保以及健康生活的今日社会,绿色则更是一个应景的概念。对于吃稻米者来说,“绿色”意味着稻米上的农药和化肥残留更少;对于种稻米者而言,“绿色”则意味着基本不打农药,显著少施化肥,减少灌溉。
按照华中农大的说法,这个“绿色”对于环境的意义更大,今年年初环保部等部门的调查显示,农业污染源为化学需氧量（COD）的最大贡献者,排放量占四成以上,农业污染已超过工业污染成为了污染的最主要来源。
“我们团队的科学家一直在吃这种大米”
但张启发的“绿色超级稻”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绿色”和“超级”的美誉,反而自2004年其首次申请农业部生产许可安全证书时,便一直备受争议。对于公众来说,争议的焦点当然是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因为安全证书的颁布,就意味着转基因水稻离商业化种植更近一步,也就离人们的餐桌更近了一步。
在反对者中,声音最大、发言也最频繁的当属绿色和平组织,该组织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转基因食品,并提出了各种质疑。早在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便已经就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形成评估报告,该份报告显示,转基因稻米对于人们健康可能带来风险,例如破坏作物的原有基因及它们的正常功能,有可能导致产生不可预料的有毒或反营养物质;增加或减少作物原本的毒素或致敏蛋白的表达量等。
对于大部分公众来说,无论是学名叫做苏云金芽胞杆菌的BT菌,亦或是从BT菌中分离出来的CRY毒蛋白基因,还是转入这种基因的水稻产生了对水稻鳞翅目害虫有毒性的伴胞晶体,这些名词和原理都太深奥和晦涩。但一个“毒”字触目惊心,很多人质疑,虫子都不吃的东西,或者说虫吃了会死的东西,人吃了就一定没事？
很显然,这些质疑已经让身处漩涡中心的张启发不堪重负,在回复记者采访的邮件中,华中农大在开头便写道:“张启发院士团队的科学家承担了繁重的科研任务,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他们没有精力来投入复杂繁琐的争论之中。”在他们看来,转基因水稻是“有史以来最严格、评价最彻底的食物”,因为该两个品系的转基因水稻自1999年便开始了中间试验,期间还经过了环境释放试验、生产性试验等多个环节,历时近11年之久。
在小谷围论坛上,张启发首次向公众透露了来自第三方的评价试验检测结果。据其介绍,这项转基因水稻的评价试验,分别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和农业部农产品(000061,股吧)质量监督
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完成。其中的小鼠灌胃试验显示,转基因产生的抗虫蛋白以5g/kg的量灌胃小鼠,观察7天后,无动物死亡或中毒情况出现,根据毒性分级,该蛋白属实际无毒。
张启发对此解释,“华恢1号”稻米中抗虫蛋白含量小于2.5m g/kg,要达到5g/kg的受试剂量,体重60kg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按每天吃500克稻米计,可供一个成人吃657年,而一个人活120岁也只能吃掉约10吨稻米,不及小鼠灌胃剂量的十分之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杨晓光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黄昆仑对评价试验的结论是:证明了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与非转基因水稻同样安全,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用小鼠灌胃试验来证明对人体的无害,这个结果同样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既然新药在正式上市前都要经过
临床实验阶段,为什么转基因食品却不需要经过临床实验呢？甚至在今年3月初,袁隆平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对于转BT毒蛋白基因的食品要特别慎重,应先招募志愿者进行临床实验。而他本人愿意做头一个志愿者。
很有意思的是,在3月12日袁隆平和张启发交流的现场报道中,袁隆平愿意做志愿者的理由又变成了为了消除公众的疑虑。
而在张启发团队看来,临床实验根本没有必要,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食品经过临床试验。转基因育种技术与杂交育种技术一脉相承,都是人为干扰自然进化的过程。人们今天普遍食用的杂交水稻也没有经过任何的安全评价,当然也没有经过临床试验。
实际上,绿色和平组织也表示,目前的转基因作物存在着很多非有意和非预期的后果,在毒性和致敏性测试方面也有很大的难度,所以对转基因稻米的安全评估非常难。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张世煌也认为,就科学原理和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转基因水稻并不存在问题,但它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安全性仍然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来判断,这个时间甚至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
这让争论的双方都陷入了困境,一来在张启发不可能有几代人的安全报告,当然反对者也拿不出同样的非安全报告,于是争论变成了一个没有结论的循环。由于涉及到食品安全,特别是在经历过“三聚氰胺”、“地沟油”等事件之后,公众的情绪非常容易被煽动起来,张启发被一些人认为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罪人”。
为了消除公众的疑虑,张启发采取了一个既土又洋的办法,即自己身先士卒地吃转基因稻米,并由媒体拍下照片公布出去,张启发说:“我们团队的科学家一直在吃这种大米。”不过这招却很难奏效,因为首先转基因稻米从外观上看来与普通稻米并无区别,尤其是做成饭之后。当然,人们还是基本认可张启发在吃转基因稻米这个事实的,但他所说的“一直吃”却无从考证,毕竟他还得去做科学研究,无法像电视真人秀一样向人们展示一日三餐。
很有意思的是,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转基因大豆种子生产企业——孟山都,其中国区策略总监汪泓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并不吃转基因大豆油(资讯,行情)。当然,不吃并不是因为转了基因,而是他觉得大豆油不够健康。“孟山都正在研究第二代转基因大豆,这种大豆可以像橄榄油一样富有不饱和脂肪酸”,汪泓巧妙地给孟山都做了一次广告。
“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上中国人的餐桌”
在获得安全证书后不久,一直低调的张启发高调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上中国人的餐桌”。一石激起千层浪,实际上当张启发获得安全证书时,人们也只是觉得离转基因主粮更近了一步,但绝没有想到是这么近。
这个5年是怎么得来的呢？本刊记者了解到,这个时间段绝非张启发主观臆想出来的数字,其背后有着精确的时间表。在获得安全证书后,张启发的两个品系转基因水稻还需要取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商业化种植。这两证的审核发放是由国家法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来独立进行的,这个过程并无时间表。按照惯例,如果顺利的话,大概要3到5年时间。
其中不能忽略的是时间段还包括获得各种许可证后,种子生产厂家制种的过程,还有水稻从播种到收割的过程,期间起码要经过3-4月时间,而从收割再到流通环节及至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则也需要一段时间。按照这个时间表,张启发的“最迟5年上中国人餐桌”的节奏是紧凑的,是在一切顺风顺水的假设前提下推算出的理想时间。
然而,接近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人士告诉《证券市场周刊》记者,事实可能并不像张启发想象的那样乐观,政府部门一直在观察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态度。抛开安全性争议,通过生物技术手段来提高农作物产量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科学命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必须保证主粮水稻的产量能够自给自足,“一旦发生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养活我们。”据了解,2033年前后,中国将迎来人口峰值——15亿人口,彼时可能形成的粮食缺口会有多大,是一个讳言的数字,“数字一旦公布,可能会造成恐慌”。该人士表示。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近期的报告,从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的角度看,供求偏紧的态势难以在近中期改变。从中长期看,中国小麦(资讯,行情)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生产基本稳定。而大米的口粮消费比重逐步提高,因水田减少稻谷种植面积下降,且难恢复与稳定生产,所以稻谷供求总量将长期偏紧。
正因如此,2006年,转基因专项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这一总预算超过240亿元的专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投资额最大的单项农业科研项目。
如袁隆平所言,“目前一些跨国种业公司正在利用生物技术研究杂交水稻,虽然他们常规技术落后于我国,但他们的生物技术超过我们。如果我们不加强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他们的杂交水稻技术很可能会在短期内超过我们,那时,我国就会丧失杂交水稻技术领先的优势。因此我国必须加强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迎头赶上。”
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绝大多数国际农业研究机构都在发布警告:世界粮食危机是真实存在的,转基因技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
但掌握技术并不意味着人们马上就必须吃转基因稻米,上述接近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人士表示,政府目前最主要的目的还在于掌握技术,至于是否商业化种植还要看公众的接受程度。如接受程度高,便放一放,如果抵制情绪高,则收一收。
然而,张启发可能等不及政府的“收一收”了,因为他的两张安全证书均签发于2009年8月17日,有效期为5年,适用地为湖北。张启发所说的“最迟5年上中国人餐桌”参照时间系也可能是这个有效期,因为如果5年内不上餐桌的话,他的证书便要过期了,至少得重新申请。
谁将在商业化中获利
如果张启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要上中国人的餐桌,除了时间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做成米饭之前,转基因水稻必然要经过商业化种植。科学一旦跟商业挂钩,钱味也就重了。
在商业化面前,华中农大首先申明自己“不差钱”。据华中农大介绍,张启发院士团队进行的转基因水稻研究的资金主要来自“863”项目和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重大专项,湖北省科技厅和武汉市科技局也给了一定的资助,研究经费是充足的。与此同时,国家也没有回收资金方面的要求。
华中农大表示,目前学校尚未与任何种业公司洽谈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开发问题,当然同时也确认,转基因抗虫水稻的研发成果无疑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很显然,这个研究成果属于谁,谁将能够在巨大的市场价值中分走一大杯羹。绿色和平组织质疑,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可能涉及国外专利,因为转BT毒蛋白基因的思路很久之前就已经在国外使用了,如果中国农民种了可能将面临被收专利费。
张启发在小谷围澄清——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结论是,转基因水稻中的3项基因是中国自己合成和应用的,这是中国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涉及到的品种的问题,“华恢1号”和“Bt汕优63”涉及的品种载体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育出来的品种,转基因方法和所转入的基因也是中国的专利,因此核心的知识产权是中国的。不涉及到美国孟山都和国外其他的专利。
那么两种转基因水稻的专利技术属于谁？本刊记者了解到,尽管该项目的科研经费由国家投入,但最终的专利是属于华中农大和张启发的。《科技进步法》第20条规定,“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新品种权,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外,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
业内人士对这条规定多有争议,因为尽管《科技进步法》的本意是促进科技产业化,但该条规定,实际上很容易造成技术垄断。很多科研成果突出的学校最终都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例如北大的方正,清华的紫光,科研成果并没有真正释放到社会当中去。
不管几年,最终上中国人的餐桌一定是张启发的目标,那么之前的商业化,以及商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利益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张启发的科研团队不可能自己制种卖种,但无论是华中农大自己的种子公司亲自操刀,还是选择市场上的种子公司进行合作,华中农大和张启发都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当然,华中农大和张启发在实现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利益时,可能也要先被人“宰一刀”,即转基因水稻的原材料之一——BT菌的提供方。根据中国农业
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ACCC）的微生物菌株材料转移共享协议,ACCC无偿提供的菌种只能用于实验室的科学研究,没有得到ACCC的书面许可,该批微生物菌株材料及其复制品不能用于商业用途。
尽管华中农大一直没有给予确认,但ACCC很有可能是张启发研究的菌种提供方,据悉,ACCC共保管有184种编号的BT菌。并且,ACCC的要求非常具有普遍性,即便华中农大的BT菌并非从ACCC获得,任何给它提供菌种的机构都有可能提出限制性的条件。
谁该为转基因水稻提前商业化负责？
实际上,早在2004年,这种商业化已经小规模的开展了。当年,仍然是绿色和平组织在湖北进行调研,其结果就是2005年4月13日公布的一份震惊世界的调查报告——《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所提供的数据,我们综合估计湖北去年最少有950吨－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今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25000亩,如果不加阻止的话,可产转基因大米10000吨-12500吨。”
转基因种子的源头被指向了华中农大,根据绿色和平组织当时调查,张启发搞了“抗虫汕优63”（也就是“Bt汕优63”）种子,并出任了一家名叫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下称“科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科尼公司委托湖北松滋种子公司（下称“松滋种子”）来进行制种,多出的便归后者。华中农大也有一个公司卖“抗虫汕优63”种子。
松滋种子一位高管透露,公司现在已经不做种子生意了,因为越来越不好做了。卖“抗虫汕优63”是前两年的事情了,当时公司帮华中农大制过种子。他表示,如果要买这种种子可以直接找华中农大。
转基因水稻提前进入商业化种植,后来被湖北省政府证实,并铲除了上万亩已经种植的转基因水稻。湖北省农业厅对几家擅自扩大制种的公司开出罚单,其中包括科尼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
科尼公司在2005年被注销,而张启发后来也表示自己虽然在科尼公司挂职,但并不管具体事务也不领薪酬。种种迹象表明,即便没有亲自操刀外泄转基因种子,张启发也很有可能知情。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中,张启发在一篇报道中称,在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有超过100公顷的水稻正在被种植。”
而在小谷围论坛上,张启发介绍,2003-2004年他的团队的试验田规模是1000亩（约67公顷）。显然,张启发口中的试验田规模远小于其2004年对外介绍的100公顷,差距达到了三分之一。
当然,对于张启发和华中农大来说,小规模出售,甚至是免费留给其他公司出售转基因水稻种子并不能实现太大利益。有专家表示,如果造成了已经商业化种植的既成事实,对于转基因水稻获得安全证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04年,张启发第一次申请安全证书,当年并未获得通过,次年再次申请时,仍然未获通过。有专家提出,华中农业大学是当事人,不应该自己来做或自己找人来做评价试验。于是,农业部组织第三方进行试验。最终于2008年才结束实验。
而当张启发等待着获安全证书的好消息时,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并没有随着湖北省政府的“一铲子”,被限制在他的试验田中。绿色和平组织近期的市场调研结果是,多省市米制食品含转基因成分,而转基因水稻种子的种植范围也不仅仅在湖北了,而被扩散到了湖南多地。
在湖南省常德市查出的5个无生产许可证、无审定编号、无经营许可证疑似转基因水稻种,涉及的3家种业公司中,惠华三农并不陌生,早在2005年第一波转基因稻米风波时,惠华三农已经被指制造并出售转基因水稻种子,并且惠华三农的股东方之一为华中农大。
然而,张启发不愿意对转基因水稻种子的流出负责, 他认为目前社会上传言有转基因抗虫水稻种子销售和种植的情况,不排除有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种子或私自制种的可能。
张世煌表示,尽管转基因水稻的亲本是杂交水稻,一般农民不能留种,但公司要想仿制却并不难。而将给转基因食品监管上带来最大安全漏洞的,正是游击队式的小公司、小作坊的仿制,因为大公司很容易监管,但小公司私下制种卖给农民后很难被全部监控到,此后转基因大米将和非转基因的混淆在一起,不利于后市的观察。
张世煌认为,考虑到安全性,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位于政府的视线之下,如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严格把控种子的源头,以及在超市货架上对转基因和非转基因进行区分,“公众至少应该有选择权。”
另外,尽管张启发一直不愿意将自己与商业化联系起来,但在其他人看来,正是他在商业化方面的天赋成就了他。实际上,中国目前进行转基因水稻研究的科研院所和科学家非常多,为什么张启发就能第一个拿到生产许可安全证书呢？
汪泓的感觉是,尽管大家的科研实力很难分伯仲,但张启发的团队除了技术上出色外,更因为已经在商业化探寻方面走在了前端。转基因农作物从实验室到田间,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经过了浩繁的科学管理,才能最终取得可以商业化种植的种子。
汪泓认为,目前中国的科研体制导致了科研与商业化脱节,很多研究人员写完
论文就算了,但张启发懂得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作者：
201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