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朋坐在成都高新区自己公司的办公室里，宣布这个“重磅”决定时，语气平静得仿佛在谈论天气
“前天，我已经向Vander－bilt大学递交了辞职申请，2010年12月31日将正式辞去终身教授的职务。”18日下午，梁朋坐在成都高新区自己公司的办公室里，宣布了这个“重磅”决定，语气平静得仿佛在谈论天气。
梁朋有很多头衔：美国终身教授、北美华人生物学家年会科技发明大奖获得者、基因差异显示技术发明者、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同时，也是四川三叶草生物制药公司（以下简称“三叶草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他辞去Vander－bilt(范德堡)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只为专注于生物制药的产业化，以及培养国内生命科学的人才。
能“锁”住痛苦的三叶草
初冬的三叶草仍然绿意点点，多数人会因此联想到阿迪达斯的logo形象，但在中国的生物医药领域，三叶草公司却是一家格外突出的公司。
2007年，梁朋携专利技术、生物制药研究平台、以注册资本5000万元在成都高新区创办了四川三叶草生物制药公司，从事有关类风湿关节炎和银屑病药物及
癌症等蛋白质药物的研制，其核心技术为“蛋白质三聚体化”。
当时，曾有媒体称其为“生物医药的制高点”。原来，炎症“因子”就像3个头的钥匙，能穿透细胞膜，使人体遭受疼痛和关节损伤；而“三聚体”则像一把契合的锁头，能够牢牢“锁”住炎症因子，不让其穿透细胞膜而失效，从而缓解疼痛、抑制损伤。
梁朋在美国申请了10项专利技术，其中4项已经产业化，“蛋白质三聚体化技术也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他用“Beautiful Baby”（漂亮宝贝），来形容蛋白质三聚体化技术于他而言的意义。但梁朋并不满足于技术上的发明创新，在他眼中，只有实现蛋白质三聚体化技术的产业化，才能实现其最大价值。“与其坐等别人实现，不如自己行动。”梁朋坦言，与之前技术拿奖的感情不一样，自己最有价值的技术，一定要在中国、在自己家乡实现产业化。于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三叶草公司在成都诞生、崛起。“三聚体是‘三维对称’的，三叶草也称得上形象命名吧！”梁朋释义道，不仅如此，三叶草遍布四川地区，“Clover”的英文也很动听。其实，“三叶草”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寓意“幸福”。三叶草公司将为中国及全世界的关节炎等患者提供便宜的特效药，带去福音。
创业之初，三叶草公司仅研究了关节炎这一结构，如今已经完成牛皮癣、癌症、
骨质疏松等十来个结构的蛋白质药物的研究。梁朋证实，其中一个结构的药物已基本完成动物安全性评价阶段，预计明年可进入
临床申报，从而推向市场。“三叶草公司能走到今天，离不开成都市政府、高新区及省市科技厅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梁朋也这样发自内心地表示了感谢。
用跨国的方式
管理及思考
1984年，梁朋等9名北大学生通过CUSBEA（中美交换计划）赴美留学；如今，回国发展的只有他一人。在美国，他不仅有一份全职教授的工作，还有一家自己创办的GenHunter生物技术公司。当时，三叶草公司就“嫁接”了GenHunter公司的研发平台和技术。
最近3年，梁朋的工作状态就是两头“奔波”：平均每年有4个月以上在成都，其余时间则在美国。“信息时代无时空距离。”梁朋很是笃定：在美国的时间里，他每晚下班、吃好晚餐后，就坐到电脑前开始另一份工作——管理大洋彼岸的三叶草公司，“田纳西州与中国的时差是13个小时，他们刚好上班，有时还用skype开个早会。”那段时间，他每天往往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虽然每年都回成都探望父亲，梁朋对这座城市没有太多的疏离感；但长期在西方生活，让他的思维和沟通方式悄然改变。在接受采访时，他常会极其自然地用英文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习惯于用Email与员工和实习生交流，“公司要求实习生每周一封‘周末报告’，我与他们相互讨论的往返邮件早已上万次了。”
同样的，梁朋也试图把西方的管理方式带回中国，但其间的文化碰撞将不可避免。“There is no free lunch.”（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举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同类公司，从来不为员工提供午餐；但这在中国似乎是一个惯例。
“吸引员工的不应当是短期福利，有没有免费午餐并不重要。”梁朋说，他更希望员工看到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公司的一种文化。也许，这正是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一大差异吧。
其实，三叶草公司核心团队的4个人，都是与梁朋背景相似的“海归”，且每一位都声名赫赫：首位美国科学院华裔院士王晓东博士、工业化无血清细胞培养世界权威朱建伟博士担任技术顾问……
这种跨文化的背景也让三叶草公司从全球定位：保留创新的自主知识产权，且看10年以后的长期发展。“你可以是一张白纸，但绝不能没有激情与梦想。”梁朋这样要求研发人员。
辞职，并非一个容易的决定
美国优秀大学的终身教授，对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极具吸引力，有人甚至视为毕生追求的梦想。但是，梁朋偏偏放弃了这个“金饭碗”，“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扔掉后拿不回来的。”
看似不可思议的决定，梁朋其实也思索良久：无关名利，也无关10万美金以上的年薪。梁朋坦言，主要还是情感因素，他毕竟在Vanderbilt大学呆了15年；一旦辞去终身教授的资格，其经营已久的实验室也会随之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研究与教育。
梁朋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以前是华西医大生化系的老师，他从小耳濡目染，专业和事业均“子承父业”。“我在美国也会带中国留学生，但毕竟数量极为有限。”梁朋常常这样想，哪怕只带出来几个中国学生，对国内的生命科学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如今，在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教师列表中，“千人计划”的梁朋已赫然在列。梁朋说，他的实验室将全部搬至川大生命科学学院，这样可以培养更多的中国学生了，“在学校科研与教学是我的爱好。”
按照惯例，从辞职申请的递交日计算，双方都有一周的考虑期。梁朋笑称，剩下的5天还可以反悔；随即又正色道：“既然已经做出决定，我不会再犹豫。”如果没有意外，梁朋将在12月31日正式离开Vanderbilt大学，且再不能接受聘任。
此前，他并没有正式地向家人征求意见，但由于常年的默契，家人丝毫不惊讶，“我太太和父亲都很支持我。”问及朋友圈子的看法，梁朋笑了，“他们都还不知道。等明年1月1日，给他们一个surprise(惊奇)！”
辞去终身教授之后，会增加留在成都的时间吗？梁朋略略思索，“应当不会增加太多。美国是全球生命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在那里能及时掌握最新的行业动态。”
感性与理性间寻找平衡点
“回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梁朋说，他在辞职之后有3个愿望：实现“蛋白质三聚体化”技术在中国的产业化，将自己的教育事业放回中国，以及增加与家人的相聚时间。
他的感性中从来不乏理性，“我无法预知，是否在祖国、在家乡实现蛋白质三聚体技术的产业化；但至少可以实现后面两个愿望。”梁朋坦言，虽然无法预知，但与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相比，第一个愿望也可以称得上“胸有成竹”。
感性与理性之间有一个平衡点，工作与生活之间同样如此。虽然经常奔波、事务缠身，但梁朋依然记得为家庭和休闲生活留出“档期”：他的太太也是成都人，一双儿女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但都讲一口流利中文，儿子还继承了祖父及父亲的事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Wharton）商学院一年级攻读生物及工商管理双学位。
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梁朋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摄影作品网页，“这是最近拍的四川
美食，每次和朋友吃饭前，我都说‘等我拍完照，再动筷子’。”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摄影专题竟然吸引了不少外国“粉丝”。传统的川味美食图片，和满页的英文留言，构成了奇妙的和谐。而梁朋，也许正是在东西方之间，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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