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文汇报等发起讨论“创新障碍在哪里”，我很赞同。借此机会我梳理了自己对此的看法。实际上我对中国创新从体制到文化的思考是比较早的，还在国外时就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至今8年，发表文章超过14篇。这些文章中贯穿着我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总体想法：自信和自省。
我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前途比较乐观，对于科学体制和机制认为需要温和地渐进改革，通过较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来改善中国科学界的文化。
对于中国科学前途的乐观态度，我在2002年的文章里就已经明确，当时我回顾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自1920年代以来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得出了乐观的预计。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支持我的这个预计。我决定放弃中美兼职而全时回国工作，用脚投票表明了自己的乐观。
中国科学发展前途乐观
我先简单叙述自己对中国科学发展前途感到乐观的原因。虽然这是个人观察和经验的总结，但我相信，其他科学家在一线观察多年，特别是同时观察和比较中美两国的情况，也可能会得出类似的看法。
1.中国从来都有一部分追求智慧、追求卓越的人。在物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中国就做出过令人自豪的科学和技术成果，出现过极其优秀的科学家，这是我们拥有自信的一个重要理由；
2.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国家认识到科学对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科学的支持增加，使中国科学经费捉襟见肘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虽然中国科学投入总量和中国科学界的规模与有些先进国家尚有差距，但局部已出现中国研究硬件优于美国的情况，这在10年前极少有人能预料到；
3.中国科学人才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前几年姚期智和2010年10月王晓东全时回国工作，一些有很好潜力的年轻人也回了国，科学人才外流的趋势正在逐渐改变；
4.以前科学工作者担心回国能否保持科研水平，而施一公回国后很快证明他在中国的实验室已经超过他在普林斯顿的实验室。我相信，这不是施一公的个例，中国科学家回国工作后比在国外时做得更好的例子会越来越多。这反映国内科学工作条件在改善；
5.中国科学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虽然缓慢但其中也有特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实践证明，可以在年度经费低于国内同类研究所的情况下，通过体制改革获得很好的效果；
6.中国科学界总体水平提高。我从1995年开始每年回国，直率地说，当时普遍来说（不排除少数例外）中国的水平还很低。那时，我有时觉得有很多人对他们本身专业的理解，恐怕还不如我这个外行。但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了，我认为有一批人，包括以前不行的人有了相当进步。而近年招聘来的人中，更有些人研究工作做得很好。比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张宏，在过去两年的工作超过了他同代几乎所有在国外的华人生物学家的水平。我认为这个逆转将不是个例，而是趋势：5到10年内，最优秀的华人科学家一半将出现于国内，20年内90%以上最优秀的华人科学家将出现在国内；
7.中国科学界的文化有纯朴的本质，虽然关系网如火如荼，但总有一些不热衷关系，甚至敢于坚持原则而不怕得罪人的人，而且他们得到了很多支持；
8.很多人不满现状，这也是继续推动改革的强大基础；
9.国家领导和多个部门主管，也希望和支持改革。我们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到改变是可能的。
一个重要的理念必须确立
我认为，中国的科学体制可以改革，而且改革可以是行之有效的。
这是针对另一种观点：中国科学工作者水平太低，低到体制改革无用。
如果我没有信心，就不会写这么多文章，更不会回国。我的信心现在更已大到不会因为有争论而重新出国。
悲观论者可能忽略了历史上西方的科学变化。如果200年前富兰克林时代说美国可以做出好的科学，可能要被人笑话，就是100年前马克·吐温时代也不能预计到几十年后的变化，而后来美国的科学水平不仅赶上而且超过了欧洲。悲观论者可能忘记了中国的经济已经通过改革取得了出乎预料的变化。事实上，中国科学体制近30年的任何改革，都带来了一定进步。改革不在于一下子达到完美，而在于能带来哪怕微小的变化，涓涓细流、终成大海。
中国科学体制，在多个层面都需要改革，但我认为改革可以是温和的、渐进的。
科学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产生出优秀的科学发现、有用的科学发明，而不是为了平衡利益。
为此目的，各级
管理层都应积极提高判断水平，改进评价科学的能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地支持全国对于科学有实质贡献的优秀的科学工作者。
一个重要的理念必须确立：科学研究的主体是科学工作者；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支持科学的渠道，而不是科学工作者的“太上皇”。牛顿和爱因斯坦，都不是仰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鼻息而做出研究成果的。科学资源的管理人员，对待科学工作者要如履薄冰。管理人员手中的资源和权力，是国家用来支持一线科学工作者的，而不是管理人员对科学工作者的施舍。科学工作者是主体，管理人员是辅助。管理人员必须经常想怎么做好自己的工作，如何为国家发现人才，为国家挑选人才，为国家支持人才。对于一线的科学工作者，无论年资、性格，管理人员都要支持他们，使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发挥最大的才能。
改革对于科学研究人员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应该征求较多有识之士的意见。
对于目前各相关部委管理的科学研究经费，最简单而且可行的改革办法是：比较大的经费如农业部的动植物转基因重大专项、卫生部的新药重大专项和传染病重大专项、科技部的863和973计划，根据内容不同可以学习两个对象：50年前的“两弹一星”，目前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学习“两弹一星”，那么获得大量经费做重大应用项目时，就应该专心做出可以应用的成果，“两弹”要能爆炸，做新药要有治疗效果、能占领市场。目前可能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以应用名义拿了经费，却在做基础科学研究，发表SCI
论文，为当选院士而奋斗，偏离了原初目的和国家需求。争做院士比发明新药容易得多。如果拿经费时说为国家需求，实际却为个人名誉奋斗，无异于挂羊头卖狗肉。
学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对科学资源的管理可望进步。资源管理者要从科学规律出发，真正为国家利益着想，要放弃部分故意设立的自我权力。
2010年施一公和我在《科学》发了文章，在体制内工作的我们讨论中国科学体制的欠缺，是中国的自省；在国际刊物上讨论中国科学界文化的问题，是中国人的自信。我们也并非专门在美国刊物发表文章，在《科学时报》和《人民日报》上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中文文章。已经告别闭关锁国时代的中国，可以平静、从容地讨论自己的问题，这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一步，并不奇怪。
作者：
201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