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蒋兴宇并没有照片上那么意气风发，带了顶棒球帽坐在办公室，这位1977年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更像一个高年级博士生。
今年夏天到来之前，他剃了个光头，因为“凉快”。光头也是种减压方式，这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化学博士，已经在中国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实验室。偶尔，蒋也会抱怨“压力大”，实验室有十几个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学生要毕业；另外，已成为父亲的他，“生活压力也大”。
不过，一进实验室，这些压力都不见了。他随手拿起第一排支架上的一支尖底试管，指着里面透明的玫瑰红色液体介绍：“这就是我们用的金。”
液体里的黄金颗粒是纳米尺度，即十亿分之一米。因为与可见光的波长相比，这些纳米颗粒实在太小了，呈现谜一样的玫瑰红色。
目前，蒋兴宇和他的团队正尝试用这种金颗粒去攻击革兰氏阴性菌。那类细菌经革兰氏染色反应后呈红色，不仅有坚固的细胞外膜能抵挡大多数抗生素，而且在其外膜上还有流出泵，可以将进入菌体内的药物分子泵出体外，从而产生耐药性。革兰氏阴性菌中著名的成员之一就是“超级耐药菌”，而人类当前正在使用的抗生素对超级细菌束手无策。而金的纳米颗粒可以穿过革兰氏阴性菌坚固的外壳防线。
蒋带领学生把纳米金颗粒和药物前体小分子搭对，去攻击革兰氏阴性菌，“效果还不错”。他们在《美国化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被认为“具有潜在的药物应用价值”。
那是间颇像写字楼格子间的大实验室，高高低低的显微镜，瓶瓶罐罐，看似颇为杂乱。钢盘上的烧杯里，悬浮的小短棒正在一圈圈转着，那是磁力搅拌装置；迎门放置的一人高的蓝灰色方盒子是恒温摇床；机器旁边格外白净可爱的白瓷桶上贴着“生物垃圾专用”。
几件挂了姓名牌的白大褂挂在屋里，那不是必须要穿的；眼镜却一定要戴。一个并不近视的男生戴了副很有现代感的蓝框平光镜正在干活，他说，这是为了避免眼睛受到意外伤害，“国外出过事，有人眼睛被溅出的溶液烧了。”
生于成都，蒋兴宇小时擅长画画，一度想过专门学画，但怕荒废了文化课而作罢。受身为化学老师的妈妈影响，中学毕业时选择了南京大学化学系。读大学第二年，转学去了美国一所并不知名的大学，第三年转到了芝加哥大学。
“那时中国的大学基本上还是高中的继续，主要还是跟老师学习。而美国的大学会鼓励学生产生新鲜想法，高年级学生就可以到顶尖的实验室去做些工作。”他说。
芝加哥大学承认之前两所学校的学分，蒋兴宇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两年，1999年本科毕业后进了哈佛的研究生院。最初，他很想申请一个研究有机化学和生命起源的实验室，但申请的人实在太多了。很偶然，蒋兴宇听了一场讲座，喜欢上了怀特斯德教授(George M. Whitesides)的研究方向——用纯粹的物质结构，解释细胞的各种生物学特性。
根据2010年的一项统计，目前在世的化学家中，怀特斯德的H值世界第一——H值是目前综合评价科研工作者影响力最标准的方法，含金量很高，在物理学界的H值榜单上，世界上排名前8的物理学家中，有4个是诺奖得主。
怀特斯德的研究兴趣极其广泛，而蒋兴宇在怀特斯德实验室中的关注领域，是与生物相关的物质结构的研究。2005年博士毕业后，他又做了一段短暂的博士后研究，看到北京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招聘，他就回来了。“是新成立的机构，我觉得会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做出些东西来。”
如今，除了那个杂乱的大实验室，蒋还有一个超净实验室和一个生物安全实验室，关于超级细菌的那些实验，必须在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
纳米科学中心很新，纳米也很新，而且发展迅速。
1982年，可以直接观察到单个原子的电子显微镜(STM)问世，4年后，STM的两位发明者就拿到了物理学诺贝尔奖。STM的出现被认为是纳米时代开始的标志。
最初，人们以为，通过对纳米尺度的了解，可以在原子水平上进行设计，制造出越来越小、越来越精确的物质和技术产品，1959年，费曼曾提出过关于纳米小世界的两个悬赏：做个塞在边长为1/64英寸的小盒子里还能转动的马达；把一本普通大小的书的一页纸，缩小到它的1/25000。
然而，纳米时代真正到来后，物理学家们吃惊地发现，纳米尺度的威力远超过他们最乐观的想象。纳米材料因为体积小，表面积就变得很大，接触面积增大无疑可以提高很多反应的效率。甚至，作为微小颗粒，它穿透细胞如入无人之境，还可能对生物体产生毒性。有人猜测：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纳米微粒进行恐怖袭击。
而在蒋兴宇看来：“成为恐怖武器的可能性较小，但这些颗粒小到某个程度，确实有可能会对生物体产生损害。”纳米材料的生物安全，目前也是他们的一个研究方向。
问他对广告中无所不能的纳米涂层、纳米织物怎么看？他略有些尴尬：“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估计是加了一层纳米涂层，因为纳米的表面效应，能够如荷叶一样保持光洁……不过，那个涂层是很脆弱的，很容易磨损，效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他显然不喜欢这样把纳米当作噱头，“日子长了，大家以为纳米没多大用呢。”
纳米涂层的用途其实很大。蒋和他的团队目前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芯片上的实验室——将试剂纳米材料涂在芯片表面，把芯片做成高效的检测“试纸”。他说，“芯片上的实验室将非常有用”，然后开了个玩笑：“甚至可以用来检测奶粉里的三聚氰胺。”
婴儿奶粉的安全性，是纳米科学之外，这位科学家关心的少数社会问题之一。办公室大门上，他高高兴兴地贴上了儿子几个月大时的照片。他的业余时间，大多花在刚过1周岁的儿子身上：中午尽量回家，跟儿子一起吃饭；晚上陪儿子吃完晚饭后，再回实验室：他赶得很辛苦，不过也没办法，儿子的成长就这么几年，而他又工作忙碌。
蒋兴宇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蒋兴宇：满意。
人物周刊:对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何心得可以和他人分享？
蒋兴宇：成就谈不上。不过，对我的学生，或者更年轻的学者，我可以说一句：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一定要全身心投入，要勇于追求梦想。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那代人和他们成长的时代，你了解吗？你们之间有代沟吗？
蒋兴宇：我父母那一代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很多想得到的东西都没得到，于是他们的很多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寄托体现。我们交流很多，没有代沟。
人物周刊: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蒋兴宇：这个时代太浮躁，对所有的东西都求之过急。中国现在正高速成长，这没错，但不该过度追求名利。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同龄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蒋兴宇：我觉得是生活压力比较大，主要是医疗、住房、小孩教育等生活上的压力。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是有“领袖气质”的？如果一定要你选，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蒋兴宇：能够影响他人的生活工作，对他人带来正面影响。我在哈佛的导师George M. Whitesides，不光在科学上有巨大贡献，对工业界也有正面影响。他亲自帮助成立了很多公司，或帮科学家把技术变成产品，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就业，还为创新社会提供了动力。这一点，我做得很差。
人物周刊: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蒋兴宇：我觉得当代中国社会，权利最重要，尤其是个人权利。在行使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可以体现责任；个人权利有了保障，个人自由也就有了保障。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
蒋兴宇：《西游记》。人生就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只要找到合适的人帮助自己，百折不挠地追求目标，总还是可以成功。电影？没想出来。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蒋兴宇：家庭。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蒋兴宇：幸福。还是有些不安和担忧。主要是担忧基础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他比他80后的学生们大不了几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不会有太多的金钱和权力，他甚至毫不讳言“生活压力”，但这些压力并不妨碍他投入自己选定的纳米世界。
作者：
2011-5-24